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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1月初稿
1978年清明，改完于北京
《铁笼山》一曲谢知音
》》《铁笼山》一曲谢知音
邓友梅文选《铁笼山》一曲谢知音
滨江市李市长上北京看病，顺便看看朋友。他要看的许多人都没见着，一个没打算看的人却到宾馆找他。
“你是四○三号房间李会民同志吗？有个唱戏的老头找您，见不见？”
“叫什么名字？”
“沙慧斌！”
“等等，我下去接他！”
沙慧斌，杨小楼的门人，当年知音遍天下，现在的小服务员喊他“唱戏的老头”！李会民心里不大是滋味！
解放前李会民在滨江市作地下工作，开一个估衣铺作掩护，也以此作为活动经费的来源。李会民不识几个字，就凭对革命的一片忠心，学会了做买卖，三熬两熬成了估衣行的头面人物。旧社会做生意，凭的是拉拢交往，老客来了先接到后柜住下，掌柜的要陪着剃头、洗澡、吃下马饭，晚上照例得听戏。于是就成了戏园子的熟客，并常包着一个厢。看长了，也就懂点门道，结交了梨园界的朋友。解放后李会民当了滨江市市长，并不分工管文艺，可是有京沪名角来演出，他必定出面招待，看戏接见。因为他好这个，便把这些应酬既看成应尽的义务，又当作应得的享受。
沙慧斌几次上滨江演出，李市长都接见了他，两人也算是老相识。李市长知道这个人的价值。他看过他的《战马超》和《状元印》、《铁笼山》。
李会民顺着宽大的楼梯走下来，在拐角的平台上站住脚，朝下边的两排沙发上看看，那儿坐着三四个人，哪一个也不是沙慧斌。“咦，怪了！”这句心里话没说完，就见一个老头站起身来，在胳膊下架着单拐，伸出左手去摘椭圆形的老式水晶茶镜。他戴着茶壶套似的毡帽，围了个二尺多宽五尺多长的大毛线围脖，不摘茶镜实在也找不着脸面在那儿。
“李市长！”
“是慧斌哪！”李会民快步走下来，扶住沙慧斌，指指那拐，问，“这是怎么个话头？”
“老首长，我是再世为人哪……”
沙慧斌拉过毛线围脖就擦眼泪。李会民忙扶他往电梯口走：“别激动，有话咱们屋里慢慢说。”
沙慧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也并不比李会民更邪乎。李会民伤在心上，他伤在腿上。不过，“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唱戏的瘸了腿，就算砸了粥锅。
“我上埋到胸口了，唱不唱，政府都给饭吃，犯不上揪心！可是杨派门下没人哪！人家纪念梅先生，有张君秋、梅葆玖；介绍程先生，有赵荣探、李世济，可要介绍杨小楼找谁呢？年轻人就会点皮毛，满不是这里的事儿！剧协叫我张罗着弄两晚上杨派专场，正没咒念呢，听说您来了，这可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怎么着，你想叫我上台唱戏呀？”
“玩笑，玩笑，您手底下有人！”
“什么？我那里的京剧团，经过一场大革命，老的死了、退了。几个年轻的有点本事的，前几年找门子参军的参军，调走的调走。现在开不出戏来。我还有人？”
“别急呀？您记不记得焦三胜？”
听说焦三胜能学杨小楼，李会民差点把刚到嘴的热茶喷出来！
这焦三胜，李会民是再知底不过。焦三胜的爸爸倒是老伶工，“龙套上下手，老虎狮子狗”，样样能来。可一辈子没勾过脸、没张过嘴，到死是个武行。他想培养自己的孩子成角，光吃窝头省下咸菜，请师傅手把手儿教三胜学戏。开蒙第一出学的《武家坡》。那老师同时教了几个学生，彩排那天照顾他爸爸的面子，给三胜排在第二出。
彩排照例请的是同行和学生家属来听戏。借机会把孩子介绍给师爷师叔们，以后好有个关照。所以打一穿好行头，他爸爸就嘱咐三胜：“沉住气，内行爷们面前，唱得好坏不说，可要直呼直令，叫行家看你是块坯子！”他爸爸越说他心里越打鼓。这时过门响了，他提气唱出了“一马离了西凉界！”前台响起掌声。他一高兴，随着锣鼓就站了出去！哪知刚一站定，底下就来了碰头好。不幸的是这好声后边拖了长长一条尾巴，接了一句。“好孩子啦！”轰的一声，连场面上都笑了。
“错了？哪儿错了呢？”
三胜还在发懵，就听师傅在幕边骂道：“孙子他！胡子呢？怎么不戴髯口就上去啦？”
师傅从幕边递出胡子来，他背过身儿戴上，把戏对付下去。旦角说白的时候，他在嘀咕下了台那顿打，一个劲的吃“栗子”。这天散了戏，师傅拿小板把他两手都打成了发糕，还罚他跪在祖师爷面前背戏！
又过了俩月，正式登台了，搭在人家“同乐园”唱开场戏。还是那出《武家坡》。师傅说：“上台前先想想，上回为什么挨的打？”他心想：“你不说我也忘不了！这手才消肿没几天！”他从扮戏起手里就拿着副髯口，唱完倒板，又仔细看了看，郑重戴上，这才出台。一亮相，底下飞上个茶壶来！
“小子，我一茶壶砸破你的马脑袋！”下边又是一片笑声。
三胜还没摸着头脑，锣鼓响了。他扬鞭打马，手上觉着别扭，妈呀！光顾胡子了，又忘了拿马鞭！
这回老师没打他，只把他爸爸找来，退了学费辞了职。
“孩子！”他爸爸流着泪说，“祖师爷没给你留饭啊！看来还是龙套的命，挟着靴包上戏班效力去吧！”
三胜在滨江市同行里成了话把儿。人们编了句俏皮话：“焦三胜上台，缺东少西！”
焦三胜受得了穷受不了气。他爸爸给他打下个好武功底子。他又咬牙苦练，硬是凭本事闯下自己的地盘来。哪个班敢看不起我，我白去效力！你们翻五个小翻提，我翻十五个；旋子、倒扎虎规规矩矩；踺子跟头又高又飘，到空中卷成一团！把台下的“好”我一个人揽来，然后扭头就走！不管你多大的角，归哪道蔓儿，只要不小看我，给你当下串，保叫你露脸！谁要敢取笑我，藐视我，挤兑我，咱们台上见。你想使什么活儿，我先使出来，把你刨了！再不然，干脆杀过河一亮相就往你身上撞。我是臭跟头虫，没法再矮了，你是头牌，丢不起这个人！三胜成了戏混混儿。
谁都头疼他，谁也不敢得罪他，有的老板除戏份以外还偷偷给他加菜钱，因为他活儿实在不弱。当年唱《铁公鸡》真刀真枪。他那一杆红缨枪是自己特制的，比别人的长一尺，上去耍几个枪花就是满堂彩。缺了什么角儿，只要不是挑大梁，他都能钻锅补上，要多加两块钱菜钱，还能给你叫下好儿来！可就是一让他唱主角他就上怯了，准出岔子：有一回唱《柴桑关》，扮周瑜的演员临时闹气没来，管事答应给双份，请他补上。他上去唱得极好。可临了快下场时，他在堂口子后边吐了。好在戏完了，没让观众看出来。后来管事问他：“老三，今儿怎么了？”他说：“我一坐中间的椅子就影范儿，今儿个临上台喝了几口酒壮胆，戏是唱下来了，可酒劲顶不住了！”
一直到解放，他的正式身份还是跟头虫。
李会民听沙慧斌提的是这个焦三胜，当然觉得可笑，就说：“沙老兄，你要三胜来唱杨派戏，是想砸你们老师的招牌呢，还是中国当真没人了？”
沙慧斌说：“您还不了解三胜。”
李会民说：“打没解放，我就看他翻跟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派武斗队把他请去当教师爷。后来另一派掌了权，定三胜为坏分子。我们在一个专政队喂过猪。再后来他落实政策，充当顾问，又是经我手批准的。我怎么不了解他？”
沙慧斌说：“这么着，他告诉你我们俩之间的事没有呢？”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事？不就是你来滨江唱戏，他给你配过戏吗？”
“你看是不是！隔行如隔山，这里事儿多着呢！”
这滨江市和朝鲜一江之隔，抗美援朝的时候，这儿就成了后方兵站。沙慧斌去前线慰问回来，在这儿也是一站。恰好有位首长在这儿视察。这首长和李会民是老战友，又是戏迷，跟李会民商量，想请沙慧斌唱一场《战马超》。李会民在招待沙慧斌的宴会上转达了这个要求。沙慧斌说：“《战马超》不是我的拿手活儿，可也能唱。志愿军首长想看，我不能推脱。可就一节，我这班里少一个能扮张飞的。”当地的京剧团长也在陪宴，就摘嘴说：“沙先生要唱，我给你找个帮手，保您满意。不过这个人跟您配戏可不够份儿。”沙慧斌说：“慰问志愿军的事，哪能讲这个？”京剧团长说：“要这样，明天我通知他到招待所见您，对对戏。”沙慧斌说：“哪能这样，呆会儿麻烦您领路，我拜访他去。他是主，我是客，没有这个规矩。”从李市长起，都赞扬沙慧斌不拿大，讲礼貌。岂不知沙慧斌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他刚唱红时，自尊自大，不可一世，到一个中等码头唱戏，进了后台没跟同行拿说儿，同行中有人挑眼了。那是个夏天，沙慧斌才剃了头，唱的是《挑滑车》，盔头一扎上就觉着有点别扭，上了场之后，“起霸”没走完，头皮就刺痒得钻心。到和岳飞对白时，他感觉脑袋顶上简直像放了烟头，火辣得钻心，尽管强忍着没演错戏，可台底下的笑声就开了锅了。说：“这个武生什么毛病，呲牙咧嘴的五官直挪位，这还叫角儿哪？”有人干脆大声喊：“好作派，怪不得卖八毛钱一张票呢！”把戏全搅了。好容易一场戏唱完，下了台，沙慧斌就气急败坏地叫跟包来检查盔头。跟包卸下盔头翻过一看，连打自己两个嘴巴。原来趁他上厕所的工夫，有人往里放了一小包臭虫！他打完自己可就小声说：“角儿，您可别声张，这是得罪后台的人了。明天趁早请两桌客拿说儿。幸亏放在头一场，要正赶‘挑滑车’那场放上，这戏您可怎么顶下来！”赶忙找碘酒来擦，头皮上已鼓起个核桃。
沙慧斌把在朝鲜分来的战利品：两盒三五烟，一瓶威士忌提着去看焦三胜。焦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