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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扔给他们几件别人的衣服，他们两个在被子里哆嗦地穿上了别人的衣服，有几个行人站在那里好奇地看着他们，他们穿上衣服从被子里站起来时，他看到自己的房屋已经夷为平地，他的女友呜呜地哭上了，说以后再也不和他睡觉了，说和他睡觉比看恐怖电影还要恐怖。
他告诉周围的人，房屋没有了，女友没有了，他的性欲在那次惊吓里也是一去不回。他伸出四根手指说，为了治疗自己的阳痿已经花去四万多元，西药中药正方偏方吃了一大堆，下面仍然像是一架只会滑行的飞机。
有人问他：“是不是刚起飞就降落了？”
“哪有这么好的事，”他说，“只会滑行，不会起飞。”
有人喊叫：“让政府赔偿。”
他苦笑地说：“政府赔偿了我被拆掉的房屋，没赔偿我被吓跑的性欲。”
有人建议：“吃伟哥吧。”
他说：“吃过，心脏倒是狂跳了一阵，下面还是只会滑行。”
我在阵阵笑声里走了过去，觉得他们不像是在示威，像是在聚会。我走过市政府前的广场，经过两个公交车站，前面就是盛和路。
那个时刻我走在人生的低谷里。妻子早就离我而去，一年多前父亲患上不治之症，为了给父亲治病，我卖掉房屋，为了照顾病痛中的父亲，我辞去工作，在医院附近买下一个小店铺。后来父亲不辞而别，消失在茫茫人海里。我出让店铺，住进廉价的出租屋，大海捞针似的寻找我的父亲。我走遍这个城市的所有角落，眼睛里挤满老人们的身影，唯独没有父亲的脸庞。
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房屋，没有了店铺，我意志消沉。当我发现银行卡上的钱所剩不多时，不得不思索起了以后的生活，我才四十一岁，还有不少时光等待我去打发。我通过一个课外教育的中介公司找到一份家教的工作，我的第一个学生住在盛和路上，我与她的父亲通了电话，电话那端传来沙哑和迟疑的声音，说他女儿叫郑小敏，小学四年级，成绩很好。说他们夫妇两人都在工厂上班，收入不多，承担我每小时五十元的家教费有点困难。他声音里的无奈很像我的无奈，我说每小时三十元吧，他停顿一会儿后连着说了三声谢谢。
我们约好这天下午四点钟第一次上课。我去发廊理了头发，回家刮了胡子，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外面是一件棉大衣。我的棉大衣是旧的，里面的衣服也是旧的。
我走到熟悉的盛和路，知道前面什么地方有一家超市，什么地方有星巴克，什么地方有麦当劳，什么地方有肯德基，什么地方有一条服装街，什么地方有几家什么饭馆。
我走过这些地方，眼前突然陌生了，一片杂乱的废墟提醒我，盛和路上三幢陈旧的六层楼房没有了，我要去做家教的那户人家应该在中间这一幢里。
我前几天经过时还看见它们耸立在那里，阳台上晾着衣服，有几条白色的横幅悬挂在三幢楼房上，横幅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坚决抵制强拆”、“抗议暴力拆迁”、“誓死捍卫家园”。
我看着这片废墟，一些衣物在钢筋水泥里隐约可见，两辆铲车和两辆卡车停在旁边，还有一辆警车，有四个警察坐在暖和的车里面。
一个身穿红色羽绒服的小女孩孤零零坐在一块水泥板上，断掉的钢筋在水泥板的两侧弯弯曲曲。书包依靠着她的膝盖，课本和作业本摊开在腿上，她低头写着什么。她早晨上学时走出自己的家，下午放学回来时她的家没有了。她没有看见自己的家，也没有看见自己的父母，她坐在废墟上等待父母回来，在寒风里哆嗦地写着作业。
我跨上全是钢筋水泥的废墟，身体摇晃着来到她的身旁，她抬起头看着我，她的脸蛋被寒风吹得通红。
我问她：“你不冷吗？”
“我冷。”她说。
我伸手指指不远处的肯德基，我说那里面暖和，可以去那里做作业。
她摇摇头说：“爸爸妈妈回来会找不到我的。”
她说完低下头，继续在自己双腿组成的桌子上做作业。我环顾废墟，不知道要去做家教的那户人家在什么位置。
我再次问她：“你知道郑小敏的家在哪里？”
“就在这里，”她指指自己坐着的地方说，“我就是郑小敏。”
我看到她惊讶的表情，告诉她我是约好了今天来给她做家教的。她点点头表示知道这件事，茫然地看看四周说：
“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
我说：“我明天再来吧。”
“明天我们不会在这里。”她提醒我，“你给我爸爸打电话，他知道我们明天在哪里。”
“好的，”我说，“我给他打电话。”
我步履困难地离开这堆破碎的钢筋水泥，听到她在后面说：“谢谢老师。”
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老师，我回头看看这个身穿红色羽绒服的小女孩，她坐在那里，让钢筋水泥的废墟也变得柔和了。
我走回到市政府前的广场，已经有两三千人聚集在那里，他们打出横幅，呼喊口号，这时像是在示威了。广场的四周全是警察和警车，警方已经封锁道路，禁止外面的人进入广场。我看见一个示威者站在市政府前的台阶上，他举着扩音器，对着广场上情绪激昂的示威人群反复喊叫着：
“安静！请安静……”
他喊叫了几分钟后，示威人群渐渐安静下来了。他左手举着扩音器，右手挥舞着说：
“我们是来要求公平正义的，我们是和平示威，我们不要做出过激行为，我们不能让他们抓到把柄。”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上午发生在盛和路的强拆事件，有一对夫妻被埋在废墟里，现在生死不明……”
一辆驶来的面包车停在我身旁，跳下七八个人，他们的上衣口袋鼓鼓囊囊，我看出来里面塞满了石子，他们走到封锁道路的警察前，从裤袋里掏出证件给警察看一下后就长驱直入。我看到他们先是大摇大摆地走过去，随后小跑起来，他们跑到市政府前的台阶上，开始喊叫了：
“砸了市政府……”
他们掏出口袋里的石子砸向市政府的门窗，我听到玻璃破碎的响声从远处传来。警察从四面八方涌进广场，驱散示威的人群。广场上乱成一团，示威者四下逃散，试图和警察对峙的被按倒在地。那七八个砸了市政府门窗的人一路小跑过来，他们向站在我前面的两个警察点点头后跳上面包车，面包车疾驶而去时，我看清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
晚上的时候，我坐在一家名叫谭家菜的饭馆里。这家饭馆价廉味美，我经常光顾，我的每次光顾只是吃一碗便宜的面条。我用饭馆收银台上面的电话给郑小敏父亲的手机打了几个电话，对方始终没有接听，只有嘟嘟的回铃音。
电视里正在报道下午发生的示威事件。电视里说少数人在市政府广场前聚众闹事，打砸市政府，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警方依法拘留了十九个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的人，事态已经平息。电视没有播放画面，只是一男一女两个新闻主播在说话。一段广告之后，电视里出现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西装革履的模样，他坐在沙发里接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记者问一句，他答一句，两个人都是在重复刚才新闻主播说过的话。然后记者问他盛和路拆迁中是否有一对夫妻被埋在废墟里，他矢口否认，说完全是谣言，造谣者已被依法拘留。接下去这位新闻发言人历数市政府这几年来在民生建设方面的卓越成就。
坐在旁边桌子的一个正在喝酒的男子大声喊叫：“服务员，换台。”
一个服务员拿着摇控器走过来换台，新闻发言人没了，一场足球比赛占据了电视画面。
这个男子扭过头来对我说：“他们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我微微一笑，低头继续吃着面条。在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曾经搀扶他来过这里，我们坐在楼下的角落里，我点了父亲平时爱吃的菜，我父亲吃了几口后就吃不下去了，我劝说他再吃一点，他顺从地点点头，艰难地再吃几口，接着就呕吐了。我歉意地向服务员要了餐巾纸，将父亲留在桌子和地上的呕吐物擦干净，然后搀扶父亲离开，我对饭店的老板说：
“对不起。”
饭店老板轻轻摇摇头说：“没关系，欢迎下次再来。”
父亲不辞而别后，我一个人来到这里，还是坐在角落里，伤感地吃着面条。这位老板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询问我父亲的情况，他竟然记住了我们。那一次我情绪失控，讲述了我的身世，说父亲得了绝症后为了不拖累我，独自一人走了。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同情地看着我。
后来我每次来到这里，吃完一碗便宜的面条后，他都会送我一个果盘，坐下来和我说话。
这位老板名叫谭家鑫，夫妻两人和女儿女婿共同经营这家饭店，楼上是包间，楼下是散座。他们来自广东，他有时会对我感叹，他们一家人在这个城市里人生地不熟，没有关系网，生意很难做。我看到他的饭店里人来人往生意兴隆，以为他每天挣钱不少，可是他整日愁眉不展。有一次他对我说，公安的、消防的、卫生的、工商的、税务的时常来这里大吃大喝，吃完后不付钱，只是记在账上，到了年底的时候让一些民营公司来替他们结账。他说刚开始还好，百分之七八十的欠账还能结清，这几年经济不景气，很多公司倒闭了，来替他们结账的公司越来越少，他们还是照样来大吃大喝。他说，他的饭店看上去生意不错，其实已经入不敷出。他说，政府部门里的人谁都不敢得罪。
我吃完面条的时候，有人换台了，电视画面再次出现下午示威事件的报道。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在街上采访了几位行人，这几位行人都表示反对这种打砸市政府的暴力行为。然后一位教授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他是我曾经就读过的大学的法律系教授，他侃侃而谈，先是指责下午发生的暴力事件，此后说了一堆民众应该相信政府理解政府支持政府的话。
谭家菜的老板谭家鑫走过来送我一个果盘，他说：
“你有些日子没来了。”
我点点头。可能是我神色暗淡，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