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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的庙会一直闹了三天,教员们讲些下女在庙会时节的故事,神的故事,和日本人拜神的故事,而学生们在满堂大笑,好象世界上并不知道鲁迅死了这回事。
有一天,一个眼睛好象金鱼眼睛的人,在黑板上写着:鲁迅先生大骂徐懋庸引起了文坛一场风波……茅盾起来讲和……
这字样一直没有擦掉。那卷发的,小小的,和中国人差不多的教员,他下课以后常常被人团聚着,谈些个两国不同的习惯和风俗。他的北京话说得很好,中国的旧文章和诗也读过一些。他讲话常常把眼睛从下往上看着:
“鲁迅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我很奇怪,又象很害怕,为什么他向我说?结果晓得不是向我说。在我旁边那个位置上的人站起来了,有的教员点名的时候问过他:“你多大岁数?”他说他三十多岁。教员说:“我看你好象五十多岁的样子……”因为他的头发白了一半。
他作旧诗作得很多,秋天,中秋游日光,游浅草,而且还加上谱调读着。有一天他还让我看看,我说我不懂,别的同学有的借他的诗本去抄录。我听过几次,有人问他:“你没再作诗吗?”他答:“没有喝酒呢?”
他听到有人问他,他就站起来了:
“我说……先生……鲁迅,这个人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的文章就是一个骂,而且人格上也不好,尖酸刻薄。”
他的黄色的小鼻子歪了一下。我想用手替他扭正过来。
一个大个子,戴着四角帽子,他是“满洲国”的留学生,听说话的口音,还是我的同乡。
“听说鲁迅不是反对‘满洲国”的吗?”那个日本教员,抬一抬肩膀,笑了一下:“嗯!”
过了几天,日华学会开鲁迅追悼会了。我们这一班中四十几个人,去追悼鲁迅先生的只有一位小姐。她回来的时候,全班的人都笑她,她的脸红了,打开门,用脚尖向前走着,走得越轻越慢,而那鞋跟就越响。她穿的衣裳颜色一点也不调配,有时是一件红裙子绿上衣,有时是一件黄裙子红上衣。
这就是我在东京看到的这些不调配的人,以及鲁迅的死对他们激起怎样不调配的反应
卷三 集外之作 火线外(二章)
窗边
M站在窗口,他的白色的裤带上的环子发着一点小亮,而他前额上的头发和脸就压在窗框上,就这样,很久很久地。同时那机关枪的声音似乎紧急了,一排一排地爆发,一阵一阵地裂散着,好象听到了在大火中坍下来的家屋。
“这是哪方面的机关枪呢?”
“这枪一开……在电影上我看见过,人就一排一排地倒下去……”
“这不是吗……炮也响了……”
我在地上走着,就这样散散杂杂地问着M,而他回答我的却很少。
“这大概是日本方面的机关枪,因为今夜他们的援军必要上岸,也许这是在抢岸……也许……”
他说第二个“也许”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也许”一定是他又复现了他曾作过军人的经验。
于是那在街上我所看到的伤兵,又完全遮没了我的视线;他们在搬运货物的汽车上,汽车的四周插着绿草,车在跑着的时候,那红十字旗在车厢上火苗似地跳动着。那车沿着金神父路向南去了。远处有一个白色的救急车厢上画着一个很大的红十字,就在那地方,那飘蓬着的伤兵车停下,行路的人是跟着拥了去。那车子只停了一下,又倒退着回来了。退到最接近的路口,向着一个与金神父路交叉着的街开去,这条街就是莫利哀路。这时候我也正来到了莫利哀路,在行人道上走着。那插着草的载重车,就停在我的前面,那是一个医院,门前挂着红十字的牌匾。
两个穿着黑色云纱大衫的女子跳下车来。她们一定是临时救护员,臂上包着红十字。这时候,我就走近了。
跟着那女救护员,就有一个手按着胸口的士兵站起来了,大概他是受的轻伤,全身没有血痕,只是脸色特别白。还有一个,他的腿部扎着白色的绷带,还有一个很直地躺在车板上,而他的手就和虫子的脚爪般攀住了树木那样紧抓着车厢的板条。
这部车子载着七八个伤兵,其中有一个,他绿色的军衣在肩头染着血的部分好象被水浸着那么湿,但他也站起来了,他用另一只健康的手去扶着别的一只受伤的手。
女救护员爬上车来了,我想一定是这医院已经人满,不能再收的缘故。所以这载重车又动摇着,响着,倒退着,冲开着围观的人,又向金神父路退去。就是那肩头受伤的人,他也从原来的地方坐下去。
他们的脸色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白的,有的是黄色的,除掉这个,从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呼叫,呼声,一点也没有,好象正在受着创痛的不是人类,不是动物……静静地;静得好象是一棵树木。
人们拥挤着招呼着,抱着孩子,拖着拖鞋,使我感到了人们就象在看“出大差”那种热闹的感觉。
停在我们脚尖前面的这飘蓬的人类,是应该受着无限深沉的致敬的呀!
于是第二部插着绿草的汽车也来到了,就在人们拥挤围观的当中,两部车子一起退去了。
M的腰间仍旧是闪着那带子上的一点小亮,那困恼的头发仍旧是切在窗子的边上。宁静,这深夜的宁静,微风也不来摆动这桌子上的书篇……只在那北方枪炮的世界中,高冲起来的火光中,把M的头部烘托出来一个圆大沉重而安宁的黑影在窗子上。
我想他也和我一样,战争是要战争的,而枪声是并不爱的。
小生命和战士
“你看那兵士腰间的刀子,总有点凶残的意味,可是他也爱那么小的孩子。”我这样小声地把嘴唇接近着L的耳边。
其实渡轮正在进行中的声音,也绝对使那兵士不会听到我的话语的。
其中第一个被我注意的,不是那个抱着孩子的,而是另外的一个,他一走上来,就停在船栏的旁边。他那么小,使我立刻想到了小老鼠。两颊从颧骨以下是完全陷下来的,因此嘴有点突出。耳朵在帽子的边下,显得贫薄和孤独,和那过大的帽遮一样,对于他都起着一种不配称的感觉。从帽遮我一直望到他黑色的胶底鞋,左手上受了伤,被一条挂在颈间的白布带吊在胸前,他穿着特为伤兵们赶制的过大的棉背心,而这件棉背心就把他装饰成一只小甲虫似的站在那里。等另外两个兵士走近前来的时候,他就让开了。
这两个之中的一个,在我看来是个军官,他并不怎样瘦,有点高大,他受伤的也是左手,同样被一只带子吊在胸前。在他慢慢地踱着的时候,那黑色皮鞋的后半部不时地被黄呢裤的边口埋没着。当他同另外的一个讲话的时候,那空着的,垂在左肩的军中黄呢上衣的袖子,显得过于多余地在摆荡——
因为他隔一会就要抬一抬左肩的缘故。
我所说的挂着刀的兵士,始终没有给我看到他的正面,因为那受伤的军官和他谈话总是对立着,我所能看到的是他脚上的刺刀针,腰间的短刀,他的腰和肩都宽而且圆。那在怀中的孩子时时想要哭,于是他很小心地摇着他,把那包着孩子的军外套隔一会儿拉一拉,或是包紧一点。
不知为什么,我看他好象无论怎样也不能完全忘掉他腰边的短刀,孩子一安静下来,他的左手总是反背过来压在刀柄上。
渡轮走近一个停在江心的货船旁边的时候,因为那船完全熄了灯火,所以好象一座小城似的黑黑地睡在江心上,起重机上还有一个大皮囊似的东西高悬着。
我是背着锅炉站着的,背后的温暖已经增加到不能忍耐的程度,所以我稍稍离开一点,可是我的背后仍接近着温暖,而我的胸前却向着寒凉的江水。
那军官的烟火照红了他过高的鼻子,而后轻轻地好象从指尖上把它一弹,那烟火就掠过了船栏而向着月下的江水奔去了。
我一转身就看到了那第一个被我注意的伤兵就站在我的旁边,似乎在这船上并没有他的同伴,他带着衰弱或疲乏的样子在望着江水。他好象在寻找什么,也好象他要细听一听什么,或者不是,或者他的心思完全系在那只吊在胸前的左手上。
前边就是黄鹤楼,在停船之前,人们有的从座位上站起来,有的在移动着,船身和码头所激起来的水声,很响的在击撞着。即使那士兵的短刀的环子碰击得再响亮一点,我也不能听到,只有想象着:那紧贴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们彼此能够听到?
卷三 集外之作 一九二九底愚昧
前一篇文章已经说过,1928年为着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过了。接着就是1929年。于是根据着那第一次的经验,我感觉到又是光荣的任务降落到我的头上来。
这是一次佩花大会,进行得很顺利,学校当局并没有加以阻止,而且那个白脸的女校长在我们用绒线剪作着小花朵的时候,她还跑过来站在旁边指导着我们。一大堆蓝色的盾牌完全整理好了的时候,是佩花大会的前一夜。楼窗下的石头道上落着那么厚的雪。一些外国人家的小房和房子旁边的枯树都膨胀圆了,那笨重而粗钝的轮廓就和穿得饱满的孩子一样臃肿。我背着远近的从各种颜色的窗帘透出来的灯光,而看着这些盾牌。盾牌上插着那些蓝色的小花,因着密度的关系,它们一个压着一个几乎是连成了排。那小小的黄色的花心蹲在蓝色花中央,好象小金点,又象小铜钉……
这不用说,对于我,我只盼想着明天,但有这一夜把我和明天隔离着,我是跳不过去的,还只得回到宿舍去睡觉。
这一次的佩花,我还对中国人起着不少的悲哀,他们差不多是绝对不肯佩上。有的已经为他们插在衣襟上了,他们又动手自己把它拔下来,他们一点礼节也不讲究,简直是蛮人!把花差不多是捏扁,弄得花心几乎是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