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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传 作者：田本相
第一章 童年的苦闷
日本的一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曾写过一部名叫《苦闷的象征》的书。他说，艺术是苦闷的表现，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当然，这种看法不无偏颇之处。如果说苦闷对艺术创造是相当重要的，也不是毫无道理。这点，对曹禺来说，倒多少有点真实性。他曾对我说，“你要写我的传，应该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
的确，曹禺从小就有着不少的苦闷，好像生来就是一粒苦闷的种子。他上中学时，才不过十几岁，他的父亲就对他说：“你小小的年纪，哪里来的这么多苦闷？”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能理解儿子的内心苦闷，说来都会使局外人感到奇怪。
从曹禺的家境来说，他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住的是小洋房。家里有各种佣人：拉车的、做饭的、看门的、打杂的，还有保姆等等。生活优裕得很。按理说是不该有什么可愁的可苦闷的；但是，他偏偏却有着许多苦闷。他对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会有那么多苦闷，可那时我的确是苦闷的啊！”家庭生活的优裕，不但没有给他增添欢乐，反而成为他痛苦的渊薮了。
也许有人会说，可能曹禺先天就带有忧郁的血质，以致从小就忧心忡忡，心怀苦恼。这自然是说不通的。尽管曹禺的父亲不能理解儿子的苦闷，但要理解曹禺的苦闷，还得从曹禺的父亲的苦闷谈起。原来，曹禺的父亲也是一个苦闷盈胸的人。
曹禺在戏剧创作上是个天才。可是，你要从他那里去了解他的父亲，了解他的家世，他却不能给你一个详细的回答。似乎他很健忘，他说不清楚他祖先的事情。他对他父亲的脾气和性格，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却说不清楚他父亲的确切履历，这也多少反映了曹禺的个性。他对他家的有些事是漫不经心的，甚至是很生疏的。并不是家里人未曾对他讲过万家的家族史，而是他从不记忆这些“家庭琐事”。他不是故意不记，而是他的大脑不储存这些信息。因此，当人们问起他的家世时，有许多事他说不清楚，讲不出个来龙去脉，年月更是模糊不清；或者是不知道。对于这种尴尬的场面，他总是摇着头，喟叹一番，而终于说不出一个究竟来。有时，这使来访者格外扫兴，这确是无可奈何的。譬如他童年时代曾有一段十分重要的经历，他说他六七岁或者八九岁曾随父亲到过宣化，但究竟是几岁，他始终不能说出个究竟来。除非你调查来一些事实材料，再问他，那也许会从他的记忆库存中又引起一些回忆，但也不是每件事都能说个明白的。要么，他就干脆说，这件事你去问某某吧。但是，有的事他的记忆却十分清晰，连细节都记得十分真切具体。他念过的书，有的至今都能倒背如流，如美国总统林肯在葛特斯堡的演说，他还能用英文背下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说起曹禺的家世，得亏还有几篇资料，还有他的同族的一位长辈万枚子的回忆记录，使我们对他的家族史有个粗略的了解。这对了解曹禺，特别是了解他的父亲是很有帮助的。曹禺的父亲，名叫万德尊，字宗石，原籍湖北省潜江县人。他一辈子都梦想光宗耀祖，实现万家祖辈代代相传的理想。但是，他闯荡一生，却没有实现祖宗的理想和愿望而恨恨死去了。知道了万家的家世，就懂得万德尊的苦闷了。
据说，在明朝的万历年间，江西省南昌府九龙街石门限万庄，有个叫万邦的武官，因为当时天下扰攘不安，他便宦游到今天的湖北省潜江县定居下来。这样，万邦就成为万氏的支脉在潜江的始祖了。万邦娶妻杨氏，万家的子孙便在这块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繁衍生长。最初的几代没有什么可考的事迹。到了万邦的八世孙万廷琇出生，其时正是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万家开始有些起色。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廷琇的长子时叙出生，时叙字蔼五，号珏田。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廷琇恩贡，候选州判。时叙不如父亲，只做了郡禀生，后来又做了私塾先生。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十一月间，时叙给一个病人看病，大概是误诊了，造成死亡事故，遂自缢身死。从万廷琇开始了万家的奋斗史，那就是靠读书而入仕途。但是，这条道总不能如意，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依然不能振兴门庭。这样，万家的奋斗史就成为失败史。
时叙的儿子际云是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十月八日出生的。际云榜名骏，字祥五，娶妻魏氏
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私塾先生在乡村表面上受人尊敬，实际上却是地位寒微，生活贫困自不待言，也为官宦财主人家所不齿，饱尝着世态炎凉的苦涩酸辛。这样，一代又一代苦读而不得发迹的家族命运，使万德尊从小就深刻地体验着一个贫穷人家的艰难和耻辱，万家的失败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因此，他从小就下定决心，凭着苦读进入仕途，光宗耀祖，振兴家业。在乡里，德尊有“神童之誉”。天资聪颖，又很用功，１５岁便考中秀才，一时传为佳话。稍后，便毅然离开家乡，到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求学。德尊一面刻苦攻读，一面养家餬口。书院每月发四两银子的津贴，他省出一半来寄给父亲，接济家用。他常说他是“窭人之子”，“窭人”是湖北潜江土话，就是穷人。他是多么想摆脱“窭人”的命运啊！
贫苦的家境，光宗耀祖的思想促使德尊探寻一条发迹的道路。那时，可走的路有两条：一条是读书应试的科举道路。这条路，他家一代一代的人走过了，这是一条风波险恶而希望渺茫的路。到头来都碰了壁，还得去做私塾先生，真是太令人辛酸了。一条是靠亲友的介绍去当学徒，去经商，去做幕友。但是，万家没有得力亲朋故旧可攀。这条路实际上是被堵塞了。清朝末年，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留学外国之风也开始兴起。留学外国似乎是一条新路，但这是一条陌生而令人生畏的道路。突然，这样的机遇摆在德尊面前了。面对这样一个前程未卜，不知吉凶福祸的机会，使他踌躇起来。在那时的人们看来，出国学洋务是很不光彩的。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洋人，是一条歪门邪路。生活是逼人的。一个人走什么道路，有时并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德尊看到科举道路的渺茫，经商又无门径的时候，他以为学洋务也许是个机会，能够实现夙愿。于是，便下定决心到国外去闯荡一番，去争得一个好前程。好在还有他的舅舅与他作伴同行，也多少增添了他的勇气。
光绪十年（１９０４）六月，万德尊以清国官费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日本东京。先入日本振武学校就读，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陆军学校是很有些名气的，在日本也算是较老的军官学校了。和德尊一起的中国同学有后来成为军阀的阎锡山，还有黄国梁等。①鲁迅是光绪八年（１９０２年）东渡日本留学的，鲁迅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②万德尊也是在这种“又要维新”的潮流中去日本的。
万德尊于１９０９年初学成回国。回国后，便被委以军职。不过，他没有再回到湖北，而是到了天津。据说，当时直隶总督端方对德尊颇为器重，任命他为直隶卫队的标统。标统，按现在的军职来说，相当一个团长。从万家的家谱来看，他的官位也不算高，但终于跻身于官僚行列之中，较之当私塾先生不知要强了多少倍。按说，他该心满意足了吧？不，他总觉得他不该当武官，也许他就不该去习武。他那文人的习性改不过来，他喜欢舞文弄墨。因之，他当了标统不但未能使他如愿以偿，反而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在内心深处交织着苦恼和忧郁。
万德尊当官的年代，正是满清政府面临覆灭的前夜。种种腐败相已暴露无遗。１９０９年１月，清改年号为宣统。载沣玩弄假立宪之手段，命令各省成立咨议局，以维持垂死的封建统治，镇压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掠夺侵吞，清政府媚外卖国，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两湖一带发生旱灾水灾，米价飞涨，饿殍遍野，不断发生抢米抗捐风潮，只１９０９年全国各地群众反抗斗争就达１３０多起。直到１９１１年初，全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先有震惊全国的广州起义，继有全国的保路风潮，而终于１０月１０日爆发了辛亥革命。在这次民主革命的大动荡中，万德尊并没有被革命赶下台，当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得大总统的职位后，他也随之成为中华民国的武将，而且不久，还被授于陆军中将的军衔，一度被派到宣化任镇守使，相当一个师长。
民国之后，万德尊之所以能够不断升迁，颇得力于黎元洪的提携。黎元洪当大总统时，他还做过黎元洪的秘书。但好景不长，随着黎元洪的下野，他也只好弃官避居天津，从此赋闲在家，一蹶不振，直到死去。在民国初年军阀混乱的年代，各派军阀犹如走马灯一样，轮番上台表演，成者为王败则为寇。因此，有的军阀铤而走险青云直上，也有的很快跌下马来。万德尊不走运，他被混战挤轧出来，便再无心去挣扎了。其实，他并不是没有机会，没有可攀的关系，他也不是不能去做事了，阎锡山就曾邀请他出来，但是，他不愿再干了。他没有再出去做事，也许他厌倦了军阀混战的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