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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使永铭在读者和观众的心头。照此说法来看，则《原野》就有它特有的价值了，其价值自然远在《雷雨》、《日出》的两剧之上。”②由此，也可见郁达夫和曹禺之间的神交。这种精神上的联系，明白地告诉我们，曹禺是在“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都成为他的引路人。
曹禺传第五章 诗的迷恋
第五章 诗的迷恋
万德尊的官运，就如同坐在一只失去舵的破船里，在海洋上飘荡。黎元洪被段祺瑞撵下了台，万德尊自然也受到连累。皖系军阀段祺瑞操纵着中央政权，是因为后边有日本帝国主义在撑腰。美、英帝国主义自然不甘心，便支持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并发动了直皖战争。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即将失败，便又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张作霖联直倒皖，乘机入关，以便和直系分享北京中央政权的势力。１９２２年４月又爆发了直奉战争，奉系失败，退据东北。
这样的军阀混战，随着一派军阀的倒台，便有大批军官下野，而随着一派的得势，则又有一批军官升官发财。特别滑稽的是，大总统也像走马灯一样，袁世凯称帝失败，继之而起就有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民国成立不过１０年，而大总统就换了五六次。
１９１７年黎元洪下台之后，万德尊还没有彻底垮台。１９１８年，徐世昌当大总统时，家宝的曾祖母魏氏百岁寿辰，万德尊曾在天津大摆宴席庆贺。徐世昌曾题“蔚为人瑞”之匾额相赠。①１９２２年８月，黎元洪又被抬出来复任总统了，万德尊被授予“藩威将军”称号，并成为将军府的将军。②黎元洪好景不长，１９２３年６月，又被驱逐下台，就在这年１０月，曹锟采取贿赂议员的丑恶办法，“选举”曹锟作了大总统，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猪仔议会”的闹剧。家宝因病休学，也在北京，他还隐约记得：“当时还小，但对曹锟竞选总统的丑剧还有些印象。记得那些议员们坐着车子满街飞跑，老百姓都站在大街上看热闹。”③在这次黎元洪下台之后，万德尊就回到天津，从此一蹶不振，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他开始过着寓公生活，成日和妻子抽大烟，同朋友一起赋诗写字，精神抑郁潦倒，心灰意冷，再无心仕途了。那时，他还不到４０岁，总是说：“我老了！”一种老之已至的悲凉感占据了他的心。
万德尊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了，动不动就发火，常常是无名之火。也许他不甘心就这样退出舞台吧！也许他觉得他为那种捉摸不定的政局所戏弄了，也可能他觉得光宗耀祖的梦想还未实现，就被挤出了发迹的轨道。人在失意之后，便不免要发泄心中的苦闷和烦恼。他什么都看不顺眼，说打人便打人，说摔什么就摔起来，这使家宝对父亲产生一种恐惧心理，他怕他，他怕见到他，他怕同他在一起。
一天里，父子是很难碰面的。清晨，他去上学，午间在学校里进餐，下午放学才回家。家宝在学校里，过得十分愉快，上课，演戏，和伙伴谈诗论文。而一回到家里，就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一进家门，整幢楼房就静得吓人，光线幽暗的楼道里，阴沉沉的，似乎空气都像冰块那样冻结起来。没有一点声息，也没有一个人影。父亲和继母抽了一夜的鸦片，把黑夜当白天过。家宝回家时，他们还在睡梦里。仆人们都不敢出声，生怕惊扰主人的酣梦，都躲到另一座楼里去休息。既然这样难得碰面，可是偶尔碰到一起吃饭，饭菜刚刚端上来，父亲不知为什么就大发脾气。有时，就把厨子大骂一通；有时，就在饭桌上把哥哥训斥一顿。继母在旁边劝说，不劝则还罢了，越劝便骂得越厉害。这种压抑的气氛，使家宝内心经常有一种沉重的压力，窒息得很，都要闷死了。他唯一的办法，便是悄悄地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看书。
家宝苦闷的酵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滋长着。他对父亲不满，他对家庭不满。这种不满只是在他心中凝聚着，回荡着。他不是那种人，一遇不满便怒形于色，把它发泄出来，化为种种反抗的行动，而他总是苦苦地思索着。父亲是喜欢他的，同家修形成对照。但是，父亲却越来越不理解家宝了，为什么这么小小的年纪会有那么多苦闷，这些苦闷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家宝的苦闷也不全部是来自家庭，他读了那么多书，特别是文学作品，他接触到家里以及周围的熟悉的人事，他又是那么敏感的一个人，于是便常常陷入一种追索的苦闷之中。家宝已经是高中生了。由混沌的少年进入富于自主意识的青年时代，在他的意识里逐渐增长着的是对社会的不平感，是对种种人事灼热胸膛的正义感，是对人生意义的朦胧追求，是对现实中贫富对立的强烈感受。他曾经这样说：那时已经读高中了，觉得顿时长大了，似乎对人生的意义有所追索，对社会也有更多关注了。我曾经在大街上游行高喊取消二十一条，还高呼过“还我山东”的口号，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愤恨的。打倒列强是很清楚的，那时就会唱打倒列强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畅。那时，我们就唱着这样的歌曲，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南开中学是有这样的好传统的，周恩来同志在南开读书时就开始了这个传统，一代一代传下来。①
家宝的高中时代，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从胜利而失败。当时的天津处在军阀统治之下，但是，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斗争都在南开中学引起过强烈的反响。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师生组织了“南开中学五卅后援会”，并演出戏剧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家宝热情地参加了这些宣传活动。１９２６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反动政府公然枪杀爱国学生，激起了南开中学师生的愤慨。《南中周刊》发表文章，声讨段祺瑞的血腥罪行，并对当时的教育总长“不惟丝毫无动于衷，而反为政府通电，话之为暴徒”的行为痛加谴责。事隔两年，在家宝担任编辑的《南开双周》１９２８年第１期上，还在卷首用大字排出鲁迅《淡淡的血痕》中的语录作为纪念。１９２８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制造了枪杀我同胞和外交人员的流血事件，校刊上立即发表《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济南事件的意义以及我们的自觉》等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南开中学也有共产党人。有一次，曾发生一起震动全校的事件。和家宝同年级的一位同学管亚强，在学校开大会时，指责校长张伯苓，质问他为什么不允许学生罢课。
管亚强是ＣＹ，他这样敢于当面指责校长，在校内反响很大。有的学生对管亚强很不满意，有些学生持中立态度，而学校当局则采取严厉的态度。家宝很同情他，觉得管亚强没有什么不对。家宝的同学陆以循回忆说：我在中学时同家宝住在一间宿舍里，他比我高一年级。当时，他在高中一年级，同屋四个人，有位同学叫管亚强，他还是个有名的政界人物的子弟，很激进。学校开会时，他敢和张伯苓顶撞，质问张伯苓，后遭到学校打击，并通过他的家庭对他施加压力。家宝很同情他。我当时是站在张伯苓方面，我觉得校长对，学生怎么能顶校长呢？但是，家宝却不是那样，他的思想比较前进些，他觉得管亚强是有道理的。虽然，家宝没有公开站出来为管亚强讲话，但同我的想法不一样。特别管亚强有一段因受压力而沉默起来，家宝就更同情他。①
家宝和管亚强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但平时很少谈政治问题，他不知道管亚强是ＣＹ。他看管亚强每天很忙，闹罢课，经常外出活动。偶尔交谈起来，管亚强也说：“家宝，你老是死啃书本有什么用？”但管亚强敢于站出来同校长顶撞，那种积极的反抗精神，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全国解放后，他们再度重逢时，管亚强已改名张致祥，是我党一个高级干部，他才知道那时管亚强在南开中学时已经在从事地下工作了。１９２７年，家宝担任了《南中周刊》“杂俎”栏的编辑，他不但自己编辑杂文、短评，而且亲自撰写杂感，在第２０期、２５期、３０期上，他以万家宝和小石的名字发表了几篇文章：《杂感》、《偶像孔子》、《听着，中国人！》，或批判迷信偶像，或评说是非，或针砭锢弊，写得也颇犀利。其中最能体现他高中时代的社会思想的，是１９２７年４月在《南中周刊》第２０期上，以万家宝的名字发表的题为《杂感》的三则杂文。这时，他已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这篇《杂感》确如郁达夫所曾希望于他们的，对恶势力的攻击持着“正大的态度”，它的“骂人”也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在三则杂文前面，有一段序言，颇能看出曹禺当时的某些思想态度。他是这样写的：将那闪电似的，奔流似的，憧憬的情趣，以及由各种现象而产生的心境，它只有天才能为之解释。同时一般庸流复可感触得到的，蓦地把它提到字块里，无目的地把它写出，无意义地映在痴人的脑海里，这或是“杂感”的真义吧？
“这个人癫头癫脑，一肚子鬼话。”我们常对人这样批评。由这句话，总可逆料此人不会说“人话”的，甚至所谓“人话”反根本不晓，因为人非鬼，为人而云鬼语，则怪异可知。实在癫气十足的癫子，鬼话不能讲，人话反而不少。果尽量感受其味格，他的话里头当发现孕含着不灭的创造性；他的思想常变化流动，永进不息，显现他在彻底地思索面前的事物，不为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扰而变动他的观念。他的生活欲求极端兴旺，他的感想无在不可施展，他所见是正确社会的面影，因是他的“鬼话”便长泻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