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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党员）、王德勋（也是党员）都参加了这个训练班。县委特地派他们去学习，受过训练就下乡搞巡回演出。万先生上课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像雷兰就考上剧校了，他们不少人都是慕曹禺的名去参加学习的。”但是，未过多久，师生的情绪就低落下来，剧校里有少数人打牌酗酒、做生意，每当曹禺到教务处上班，就碰到这种令人困扰的现象，他内心里很愤懑。
江安是太闭塞了，远离了大城市，远离了文艺界，成天生活在这狭小的天地之中，未免使有些人感到气闷异常。但是，曹禺却在想着他的心事。早在重庆，他就酝酿着新的创作，他要写一部抗战的戏。如今，这里环境尽管发生着种种腐败苟且的事情，却更刺激着他去写。一出戏，在他的酝酿中逐渐成熟了。他要写一个从南京迁到后方的一个小县城的省立医院的故事。
战争的灾难并没有磨去他锋利的锐敏感，也没有消却他的热情血性，他那种对现实的愤懑和对未来充满幻想的浪漫情愫，依然像过去一样。他有时未免有些天真，他写《蜕变》，既对国统区的现实表示深恶痛绝，同时，又渴望着它“蜕变”。不仅是这样，他真盼着在战争的烈火中爆出一个新的中国。关于《蜕变》的材料，他曾这样对我说过：我写《蜕变》的材料，主要是在长沙调查得来的。那时，我曾调查了几个伤兵医院，其腐败的内幕是听人介绍的，报纸上也作过揭露。丁大夫的材料，是那时就看到过关于白求恩的报道，在长沙报纸上曾介绍过白求恩，而且像丁大夫这样的爱国的知识分子，我见过很多。至于医院那种腐败的情形，在江安看得太多了。剧校里就有。有些事情如楼上打牌楼下办公，我就见过。我当教务主任，但是办公人员中就有二陈（指ＣＣ派的头目陈立夫、陈果夫）的人，做国难生意的人也有。①在另一次谈话中，他谈到丁大夫的创造。
我写丁大夫的形象，又从丹尼身上取了不少东西。佐临和丹尼夫妇，他们都出身于很阔气的家庭，在上海，他们住在颇讲究的花园洋房里，条件十分优裕，但是他们在抗战爆发后，毅然离开上海到大后方，宁可住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当时，丹尼那种爱国热忱，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①从天津逃出，辗转武汉、长沙，又从长沙到重庆，到江安，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既看到像徐特立那样令人敬佩的共产党人，也看到了在抗战的大变动中的“动摇分子，腐朽人物”。他既为抗战这伟大事业感奋着，激励着，同时，也被那些反动腐败的现实所煎熬着，气闷着。他希望在这抗日的大变动中产生一种“蜕变”，像生物界的昆虫一样“在生长过程中需要硬狠狠地把昔日老腐的躯壳蜕掉，然后新嫩的生命才逐渐长成”。“只有忍痛蜕掉那一层层腐旧的躯壳，新的愉快的生命才能降生”。他渴望着“新的力量、新的生命由艰苦的斗争酝酿着、孕育着，欣欣然发出来美丽的嫩芽”。他希望写出“在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②江南的雨季是令人厌烦的。连绵的阴雨，墙纸都发了霉，木器家具上都是潮腻腻的。曹禺的胃病犯得很重，有时疼得难以忍受，他用手按住胃部，仍伏在案上写作。一边写，一面油印，一面排练：曹禺在写，张骏祥就组织师生排演。一旦他投入写作，他就又什么都置诸脑后了，间或休息一下，透过窗子望去，溟溟镑镑的天空斜吹着清冷的细雨，凄厉的风声过后，树枝瑟瑟发抖，一串雨滴急速地流下来，他的胃疼得更加厉害了。
为了减轻病疼，他就躺在藤椅上写。他的一个学生季紫剑专为他做了一个可倚在躺椅上写字的写字台。他怕耽误排演的进度，就干脆把季紫剑同学请来，同他住在一个屋里。他一面口授，季紫剑一边记录整理，一面便刻写油印。写《蜕变》真像是一场战斗。张骏祥以他那善于科学组织的才能拼着劲地工作着。曹禺写完了，他也排完了。在这期间，他和张骏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张骏祥这样回忆到：“在清华时，我比家宝高两个年级。我到美国留学之前，曾到南京，余上沅就要我写信给曹禺，请他到南京剧校来，他来了。我们真正熟悉起来，是我从美国回来，在江安这一段。那时，几乎整天呆在他的家里。我刚从国外回来对国内的政治形势、文艺界情况不了解，都是他给我介绍的。哪个进步，哪些人是国民党，都是从他那里知道的。当然，更多的是谈戏剧，我回国后排的第一个戏《蜕变》，就是他赶写出来的。”①
《蜕变》同他过去写的几部戏有所不同。他的《雷雨》、《日出》和《原野》都是悲剧，而《蜕变》则不是悲剧。在人物塑造上，过去的几部戏里有他同情的人物和鞭笞的人物，但却没有他歌颂的英雄人物，而《蜕变》可以说有他倾力歌颂的英雄形象。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县城内撤退到后方的省立医院里。从第一幕开始，作家展现的是这所医院的腐败而杂乱的景象，从院长起，就不把救死扶伤作为己任，而是同当地士绅鬼混，打牌酗酒，互相勾结做“国难生意”。院长秦仲宣用人办事全凭他的喜怒，奉迎拍马的便得信任，否则，就只能混吃等死。谁要认真负责，反而遭到申斥。因此，这座医院像一架上锈的老钟，公事无法推动，坏人为非作歹，好人情绪消沉。因循懈怠，苟且偷安。“抗战只半年，在这个小小的病院里，历来行政机构的弱点，俱一一暴露出来，迫切等待政府毫不姑息地予以严厉的鞭策、纠正和改进”。就在这时，上级派来一位“贤明官吏”、视察专员梁公仰。他是“奉了中央命令，要把这个医院重新改组。公务员们负责的，继续工作；不负责的，或者查办，或者革职”。他暗地查访了三天，发现了医院的弊端。他把官僚院长秦仲宣赶跑了，把胡作非为的庶务主任马登科下了狱，来了个彻底改革。不到三年的时间，使它成为一所规模宏大的伤兵医院。“今日的干部大半是富有青年气质的人们，感谢贤明的新官吏如梁公仰先生者，在这一部分的公务员的心里，已逐渐培植出一个勇敢的新的负责观念”。如爱国的丁大夫，本来不满这里的腐败而执意离去的，而在梁公仰的感召下坚定地留下来，忘我地为抢救伤员而工作。她既是一个忘我献身的医生，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这是一部揭露腐朽，催促新生，鼓舞人们抗战的戏。《蜕变》的遭遇，是曹禺所未能料到的。他满以为写一部鼓舞抗战的剧本，公开上演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蜕变》的演出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百般刁难。
由曹禺、张骏祥带着剧组到重庆去演出。真像是一次庄严的出征。
几只小木船载着剧组顺川江而下，在波涛汹涌的大江上，小船时而为波浪掀起，时而跌下。船夫们小心地驾驶着，绕过险滩，避开礁石。弄不好，便会船毁人亡。就是在这样风波险恶的航行中，他们还抓紧排练，挤在小小的船舱里对台词。夜晚船停靠在码头上，他们还躺在船板上体验着各自角色的心理和动作。整个剧组热情高涨极了。
但是，一到重庆却遭到冷遇。从很远的地方来到重庆演抗战戏，可当局连演员住处都不给安排，只能住在歇业的澡堂里，又只能睡地铺。吃、住、排演场分散在三个地方，每天来回奔跑。一边排练，一边联系演出剧院，一边赶作布景。好不容易把戏院租定了，海报也贴出去了，国民党当局却提出要审查。张骏祥回忆说：“《蜕变》公演，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许演出，戏票已经卖出去了，余上沅奔走，还是要审查。提出十几个地方要修改，曹禺不干。最后由余上沅改了几个地方，才勉强让演出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此后大显淫威，就是由《蜕变》开始的。”①参加审查的，除了潘公展，还有张道藩。那些检查官老爷们，像狗一样拚命嗅着，他们提出要修改的地方，一是质问为什么剧中的后方医院要写成是“省立”的，这样写是不是要影响政府；二是为什么院长的小老婆要叫“伪组织”，当时汪精卫已投靠日本，在南京组织起伪中央政府，蒋介石和汪精卫暗中勾结，检查官老爷以为这是影射蒋汪勾结；三是为什么丁大夫的儿子丁昌要唱《游击队之歌》；四是最后一幕丁大夫在欢送抗日伤兵病癒后重返前线时，把一个伤兵送她的红肚兜挥舞着，问为什么这肚兜是红色的？还有，潘公展问，为什么医院里不挂蒋委员长像？为什么末了让丁大夫说“大都克服了”？这一系列的质问、强迫修改的无理要求，使得曹禺十分气愤，可以说，他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地听到这种无理的指责，这不仅使他感到蒙受侮辱，更使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作家的创作尊严遭到侵犯。他义正词严地回答他们说：丁大夫为什么说“大都克服了”？“大都”是北京，收复北京有什么不好？就是把日本人赶走了嘛！这是我的希望。
丁大夫摇红旗？她哪儿有红旗呀！那是丁大夫治好了一个小伤兵，他祖母感激，送给小丁大夫的一个红肚兜，是乡下人的小意思，保护肚子不受凉，历来兜肚都是红色的，不用别的颜色。这是风土人情，为什么要改？
曹禺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潘公展虽然表面上还装出一副客气的样子，但仍然坚持要他修改。曹禺就毫不客气地说：“戏怎么写？作者最有权利，到底是你们懂戏？还是作者懂戏？写戏还得听我们的！”
经过反复的较量，做了一些小的修改，终于在重庆公演了。正如沈蔚德回忆中说的，“经受住风霜之后的花朵是会更鲜艳的，它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这首先是由于它符合时代要求，鼓舞了人民抗战救国的热情。其次，它是曹禺同志继《雷雨》、《日出》、《原野》之后的一个新戏，也是一个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的好戏。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