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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的紧张的排练，难得休息。但是，每当工作了一夜，从排演场出来，走在翠湖边上，晨曦洒在湖面上，阵阵清爽的凉风拂面而来，从林间传来小鸟的鸣叫，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创作的愉快。或者在演出结束，到劝业场去吃甜食馆，也是极大的报偿和休息。昆明可去游玩的地方很多，但曹禺只到过西山，还逛过一次华亭寺，到温泉洗过一次澡。
他挤出时间来和戏剧界人士交换意见，去过金马剧社，参观社员的活动，还去看了艺师校友演出的《抽水马桶》。
国立剧校开学了，他得赶回江安，那里还有许多事等着他。临行前，“国防剧社”邀请昆明戏剧界人士在金碧餐厅举行宴会欢送曹禺。他在宴会上说，这次昆明之行，十分愉快，感谢同行的合作。他表示有机会再来昆明和大家合作演出。
凤子对这次曹禺来昆明导演两出戏有一个评价，她说，这次演出“对于昆明的剧运留下了一些好的影响，首先是戏剧界这样大规模的合作，说明了话剧界的团结不是不可能。其次，由于人力物力的集中，使得戏本身的效果，提高了水准。此外，在社会效果上，因为学者们也参加工作，这给当地的绅士们一个新的观感。同时，不仅激发了更多的青年从事戏剧工作，而且为爱好戏剧工作的青年们，开拓了一条比较自由易进的路。”①
曹禺传第十九章 海内存知己
第十九章 海内存知己
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央政府。蒋介石也开始了反共活动，１９３９年６月发生了“平江事件”，国民党军公开袭击平江新四军留守部队。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国民党反动派以何应钦、白崇禧的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等人，强迫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月之内集中于所谓“中央指示案”指定之地区，从而掀起了反共高潮。在全民抗战中，国民党反动派始终未放弃对共产党和爱国进步力量的扼杀镇压政策，不过，现在已由隐蔽变得公开了。
国立剧校，尽管远离重庆，但国民党还是没有放过这个小小的学校。他们把一个叫张秉钧的人派来做训育主任，此人是陈立夫、陈果夫所谓ＣＣ派的特务。剧校早就有共产党的支部，如方琯德、蔡松龄、刘厚生都是党员，迁到江安，剧校党支部归由江安县委领导。这些热血青年，一方面领着学生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也爱护着老师，遵照党的指示，团结老师，帮助老师。曹禺正是他们所敬爱的老师，也是他们保护的对象。
曹禺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是十分愉快的，他喜欢这些学生，学生也敬爱着他。
“万老师是最没有架子的。”这是学生对他的评价。他常同学生们一起散步。江安虽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但春天来了，田野尽是惹人喜爱的菜花，金黄万点，令人心醉。而绿油油的稻田，更使人心旷神怡。在川江边上，师生间谈笑风生。江风徐徐吹来，荡入胸怀，给人以无限乐趣。
学生们经常跑到他的家里，吃着泡菜、腊肠、糖果，听着曹禺海阔天空地谈文学、戏剧。曹禺，在学生眼里，是一个很随便很随便的人。剧校没有什么篮球场，一个小小的场地，有时一二十人玩一个篮球，大家争啊抢啊！曹禺也脱下他的长袍，和学生们一起去抢去争，搞得浑身是土，玩得开心极了。在生活中，学生从来不怕他，因为他个子矮，还叫他“万Ｄｗａｒｆ”。
他是很疼爱学生的，他自己年轻，也更能体贴年轻人。他的学生吕恩说：“万先生的性格是很开朗的。我们进剧校都要有保证人，我是上海来的流亡学生，找不到保证人，就通过一些亲友找曹禺当保证人，他慨然应下。我过去演过戏，一进剧校有些优越感，同学们对我有看法，我不想读下去了，就去找万先生，他是保证人，得跟他讲嘛。我说：‘万先生，我不干了，我把铺盖都打好了，别人那样看我，哪里不能念书，何必在这里受气。’我一边说一边流泪。万先生一边听我说，一边帮我擦眼泪。他把铺盖卷打开，送我回宿舍，他说：‘还是不走吧！没有关系的，会好起来的。’万先生很爱护学生。”曹禺是不愿把她放走的，他不愿意把有才能的学生放走。
有一次，学生闹起风潮来，有个学生把训育主任张秉钧打了。这个学生叫张正安，是班长，打了张秉钧一个嘴巴，学校要开除他。曹禺很同情他，就和陈治策一起为他说情，终于免去了开除的处分。张正安现在已经是７０岁的老人了，他写信给曹禺说，“幸亏万老师陈治策老师帮助弄了个留校察看”，“几十年来，我没有忘记过万老师一天。一则是万老师的教诲，再就是对我的爱护”。
曹禺最感兴趣的，是江安的茶楼。坐在茶楼里，要上一壶茶，在那里观察着茶楼里进进出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还有在街上过往的人们。
观察生活是他的习惯。他怀中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种种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谈动作笔记下来。每逢江安县城赶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馆里去，这样的机会，他是从不放过的。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打扮得衣冠楚楚的人物，使他发生了兴趣，就尾随在这个人的后边。这个人原来是江安的一个大地主，叫黄久安。黄久安发现有人在后面盯住他，人又不认识，很奇怪，有点害怕了，就钻进一个小巷子里，跑到他的一个亲戚家躲藏起来。黄久安的亲戚认识曹禺，就告诉黄久安说，“那是剧专的教授万家宝先生，他在观察人物呢！”这才使黄久安放下心来。有一次，他对西街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发生了兴趣，看她怎样推磨，怎么做浆，又怎样点卤，怎样把豆腐压出来。这样，接连观察了三天，天天在那里细细地看着、琢磨着，有时还问问这位老婆婆。似乎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临走时，他给了老婆婆一些钱作为酬谢。
他对人物是最有兴趣的，只要引起他的兴趣，他就设法了解和接近。张安国回忆说：“《北京人》中的人物是有模特儿的，江安有个知名人物，叫赵子钊，在北京当过国会议员，抗战时回到江安。他的女婿周宝韩，是个留德的学生，什么本事也没有，好吃懒做，就住在老丈人家里。周宝韩的祖父是李鸿章手下的一员提督，太平天国时，在清朝军队里。周宝韩是个公子哥，他留学是学工程的，学的也不怎么样，连个职业也找不到。可是，他那种公子哥的脾气习性却依然保留着，后来，才通过同学关系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当了一个总务处的小科员。他很像江泰。还有一个清朝的秀才，也是江安的士绅，他叫黄荃斋，是个廪生。他和我父亲相识，曹禺就通过我的父亲找到他，向他打听旧式婚姻的礼仪、习俗，问得十分仔细，订婚是怎么一个规矩，结婚仪式又是怎么样啊！怎么闹洞房啊！这恐怕同他准备《家》的创作有些关系。他把这些都记到他的本子上。至今，江安的一些老人中间还流传着曹禺的一些故事。”①在江安，最使曹禺感到厌恶的是耗子。四川的老鼠是很有名的，人称“川耗子”。江安的耗子是够厉害的，一是个大，二是多，到处都有。在办公室，在家里，都有耗子出没，可谓无孔不入。吴祖光曾专门写过一篇曹禺和耗子的故事，他说：“曹禺最憎恶、最怕的是什么？是耗子。”“耗子给他这么大的刺激不是没有原因的。前两年在一个小城里教书的时候，曹禺已在着手汇集他的历史剧《三人行》的材料，足足有一个厚本子。可是有一天他偶而打开抽屉时，那本册子被耗子啃得粉碎了。只要我们懂得一个作家怎样珍惜自己的心血，我们自然也会担负一半对耗子的忿恨吧？”“又一回，很冷的一天，早晨在路上碰到曹禺，便一同到学校去。他说胃病又犯了，犯得特别凶，右肩上时时发抖，这病象的确是不寻常的。下了课我回到休息室。他已经坐在那里，说肩上抖得很凶，心里也不好过。所以告诉学生说胃病犯了，早点下了课。说着说着又抖起来了。他用力一按——‘哎呀！’他脸白了，大喊：‘耗子！’不用说我们有多么惊奇！他匆忙把棉袍脱下扔在地上，掩着脸，一溜烟跑到墙犄角。棉袍里子上爬着一只大耗子，已经精神不振，近乎瘫痪状态。当然是因为天气冷，耗子钻进棉袍里去取暖；因为棉袍里子破了，耗子一直钻到棉花里出不来，却不巧被曹禺穿在身上了。”①
吴祖光的回忆自然是真实的，那时，他已是剧专的教师了。吴祖光比曹禺年轻，很尊重曹禺，经常到曹禺家里吃饭聊天。吴祖光把他的第一部剧作《凤凰城》写完，就是请曹禺看的，虽然说这部处女作还不够成熟，但曹禺却从中看到吴祖光的才华和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他很快读完，据说还做了些润色，但是曹禺却说：“我是看过，却不敢说润色，祖光才气过人，经历丰富，中文底子厚实，他读的书多，看的戏也多，为了写《凤凰城》，他还亲自去找过苗可秀的母亲。那时，我就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