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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又开始了访美的准备工作。这次，是应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中艺术交换中心的邀请去讲学访问的。费正清、杨振宁都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委员。美中艺术交换中心，是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日创立的，主要负责人是周文中，哥伦比亚大学艺术院的副院长兼音乐教授，曹禺这次访问，都是由周先生安排的。
波音７０７在太平洋上空飞行，透过舷舱望着蓝色的太平洋，又想当年同老舍一起乘史格脱将军号赴美访问的情形。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舍先生已作古人，历史是那么遥远但又是这样贴近。当年，他离开美国时，曾想着再次访问美国，不过，应是在祖国强大的时候，他终于如愿成行了。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同３５年前是迥然不同了，这次随同他访问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英若诚。
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纽约依然像过去那样繁华，到处都是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上次是美国国务院接待，这次，倒是真正的民间交流，因此更为纯真而热情。特别是美籍华人学者、作家朋友们，更是倾注满腔热忱，欢迎这位早就倾慕的老作家的到来。
在纽约最重要的安排，是观看《北京人》和《日出》的上演。３月２５日晚，在纽约曼氏剧场上演《北京人》，导演肯特·保罗（ＫｅｎｔＰａｕｌ），舞台美术昆亭·秋玛斯（ＱｕｅｎｔｉｎＴｈｏｍａｓｓ），剧本是由一位香港的留学生ＬｅｓｌｉｅＬｏ翻译的。《北京人》深受美国观众欢迎，得到美国同行的称誉。前来陪同曹禺观剧的老朋友阿瑟·米勒，把此剧称之为“感人肺腑和引人入迷的悲剧”。曾家的小客厅布置得十分出色，古色古香，颇具美感，只是小道具鸦片烟枪有些失真。这也难怪，即使在中国，许多人也没见过这种玩意儿。演员也都是中国人的面孔，这使曹禺感到格外惊讶，原来这些演员多系亚洲人。曾皓祖孙三代的扮演者都是日本人，江泰的太太曾文彩也是位美籍日本人，瑞贞则是朝鲜人，愫方、思懿，江泰、陈奶奶都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演员。江泰演得格外出色，他的台词中有一段是北京的大小馆子的名字，都采用意译的办法，听来饶有趣味。曹禺在大洋彼岸看到此剧的演出，心中十分激动。这出戏是很难演的，中国味道很浓，竟然演成这样，也够难为这些美国朋友了。演出结束后，他衷心地感谢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激动地说：“演出好极了！演员、导演、舞台设计，以及所有有关的朋友们都非常严肃热情地演出了这个戏。这次演出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是美中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日出》和《北京人》几乎是同时上演的，地点在印地安那大学。他觉得《日出》演得比《北京人》更好些。他对美国朋友们说：“看了《北京人》和《日出》这两个戏，你就会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非革命不可。今天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中国人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也许是触景生情吧，他回忆起１９４６年访美期间，曾协同一位美国朋友李吉纳尔·劳伦斯（ＲｅｇｉｎａｌｄＬａｗａｒｅｎｃｅ）整理过《北京人》的英译本。但是，此书并没有出版。这次人们却告诉他，《北京人》早就在纽约演出过。１９５３年４月间，在纽约西城５４街１２１号的ＳｔｕｄｉｏＴｎｅａｔｖｅ演出的，剧本的译者就是那位劳伦斯先生。他很怀念这位朋友。１９７９年阿瑟·米勒来中国访问时，同曹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次，轮到他作东道主，在３月２８日的欢迎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阿瑟·米勒特别强调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戏剧是超越国界的，热情称赞曹禺的剧作，说一谈到曹禺的戏剧，就使他联想到俄国、美国的戏剧传统，称誉《雷雨》的结构是很有气魄的。他还特别谈到曹禺在“四人帮”统治下的苦难遭遇。曹禺在这个会上发表了学术演讲，对中国戏剧史作了简明的介绍，博得与会者的欢迎。
在纽约他出席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会见了许多美国朋友，如著名的剧作家琼斯（ＬｅｒｏｉＪｏｎｅｓ），辣妈妈实验剧团的创办人黑人妇女都华（ＥｌｌｅｎＳｔｅｗａｒｔ），还有美籍华人作家李欧梵、夏志清等。在百老汇大街蓉园有一个座谈会，参加者多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老师，其中不少人都是在北京长大的，同这些同胞谈起来，使曹禺增添了一种故乡温暖之感。这些老师中，不少人又是“曹禺迷”，这就更多了谈资。当这些朋友告诉曹禺，许多大学都把曹禺的剧本当作课文讲授时，他十分高兴。
４月１２日到１５日，到印第安那大学访问，由罗郁正、李欧梵安排，到达普鲁明顿，下榻于印大学生联谊中心，他和英若诚住在一个颇有气魄的套房内。在罗郁正家里的一次聚会，一时罗家门前车水马龙，到会的人有５０余人。在印大观赏了由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教授导演的《日出》，曹禺发表了题为《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话剧的创作》的讲演，并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整个会场的气氛由始至终是轻松而热烈的。印大国际研究院的院长，特意送给曹禺一件别出心裁的礼物：一把导演用的座椅。曹禺答谢说：“我一定要继续写作，我自己写不完，我会叫我的儿女来写，也会请朋友们继续写。”
４月２０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访问。在柏克莱接受了远东学系和中国研究中心的宴请，晚间在陈若曦家里聚会，作陪的有李欧梵、白先勇、水晶，主人特别置备了中国茶点，大家开诚相谈，从国内政治经济到剧坛影坛的种种情势。４月２２日，在柏克莱的大学生中心“棕橡树室”，曹禺再一次作了学术演讲，谈了中国戏剧的发展情况。在回答一些美国朋友的问题时，他感到他们对中国并不了解，就此，他说：国与国之间，尤其中国和外国，常有神秘的“幕”存在。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历史问题、生活习惯、个人思想的不能理解。此外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老希望人家生活形态要和我们的一样，所以满清时代，您老人家到我们家来，我们正处在挨打的情况下，就自然呼您们为“洋鬼子”。这个称呼自然不礼貌。后来，您把我们打怕了，老百姓不怕，官吏是真怕，这些官吏就改称您们为“洋大人”。直到现在我们与外国有极复杂的关系，中国有３０年的隔阂，但始终是一条心，我们就有“外宾”的称呼，现在则叫“贵宾”。历史是这样的奇怪，我们得用颠倒的方式来看自己破碎的路。
此次赴美访问，增进了中美文化界的交流，海外有过不少报道。如夏志清写的《曹禺访哥大纪实——兼评〈北京人〉》，刘绍铭的《君自故乡来》，水晶的《长夜漫漫欲曙天》，这些报道观点不同，角度各异，但均可看出海外侨胞、美籍华人作家增加了对祖国的了解，对曹禺及其剧作也均有坦爽的评价。夏志清在开始接触曹禺时，颇感失望，但在几次接触中增进了互相理解。曹禺曾去听他讲课，并把《王昭君》赠他，另外还赠他一件小小的礼品。夏志清说：“礼物是一只浅绿色的小象，看来是由一块雪花石膏ａｌａｂａｓｔｅｒ雕刻而成的，非常晶莹可爱。曹先生虽然记不清我的中文名字（所以称我为‘Ｃ·Ｔ·夏教授’），显然对我不无好感，临走前还托人带给我一本书，一件礼物，真的很为其友情所感动，先在这里道一声谢，并祝他在访游美国期间，珍视身体，多多保重。”对曹禺剧作的评价也在变化着，他说：“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对曹禺批评较苛，惟独对《北京人》另眼相看，认为它比《雷雨》、《日出》、《原野》好得多。……后来刘绍铭写曹禺博士论文，同意我的看法，也肯定《北京人》为曹禺真正的杰作。这几年因为教书的关系，每年重读一遍《雷雨》、《日出》，《雷雨》我一直认为不佳，对《日出》却增加了不少好感，曹禺处理银行经理潘月亭、书记李石清、小职员黄省三三人之间的关系，尤其精采。有机会真想把曹禺全部作品看一遍，再来评断它们的高下。”写过《曹禺论》的刘绍铭，在同曹禺的接触中，也修正了他过去评价的偏颇。他说：“我首先向曹禺招供，如果我今天重写《曹禺论》，我对他剧作的评价，会高得多。我对《雷雨》和《日出》二剧批评得极不客气，理由不外是那时我刚念完比较文学的课程，眼中尽是希腊悲剧以来的西方戏剧大师，而把曹禺的作品与易卜生、契诃夫和奥尼尔等人，平放着来看，那曹禺自然吃亏些。”如果没有偏见，随着他们对祖国现实和历史的深入了解，相信会对曹禺及其剧作作出更加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占去他时间最多的是社会活动，但并未因此使他对新时期话剧的发展失去关注。不管他多忙，大凡有新剧出来，他总是要看的。他注视着、思索着话剧创作中的问题，他关心着青年剧作家的成长。
打倒“四人帮”之后，话剧创作在一段时间是相当繁荣的，在冲破思想禁区上领了先，如《报春花》、《救救她》等社会问题剧久演不衰，受到观众欢迎。但是，他却十分锐敏地感到，在一些社会问题剧中所存在的问题，谈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我刚读过《文艺报》上发表的孙犁同志的《文学和生活的路》，谈得很深刻，他那么解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是非常合理的。当前，我感到有个极大的问题，无论写戏，写小说，写什么东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并不反对，但是，怎样体现这种思想性，这就是个问题。现在一出戏，有个官僚主义者，另外必有几个正面人物是代表正确思想的，于是按两种思想写成两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