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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分封制度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的上述巨大社会差异，使得用这两个称谓来命名和区分中国历史社会阶段，是有实在意义和便利的。
而我们分封制社会，向皇权专制社会的过渡，则是从商鞅的变法开始的。商鞅的变法，就是改变了分封，而加强王权专制，实现了两种社会形态的转变过渡。关于这些，我们后面的书中还要再详谈。
下面谈谈阶级。不论是分封制社会，还是皇权专制社会，其中的阶级对立也都是存在的。在分封制社会中，阶级对立是授封者与被封者一层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还有一个是封地的私有者，与封地上的劳动者，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而所谓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却并找不到，因为奴隶本来就不多，拥有数万奴隶的大奴隶主，在中国更是没有。）在皇权专制社会下，阶级矛盾也类似，是天子与各层的下属统治阶层之间的相互矛盾冲突，以及土地私有者（没有像封邑那么大了，而是小片土地了）与土地上的劳动者，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总之，阶级矛盾是相似的，前后并无太大差异和变化。
矛盾是类似的，但不同的是社会结构和统治的组织方式。
所以，用社会结构的不同来区分历史，与用阶级类型区分，更有意义。
总之，商周是分封社会，秦汉明清是皇权专制社会，这是更有意义的分法。
这就是鄙人的最终观点。
而以为商周是靠奴隶生产（错的）因此算“奴隶社会”，秦汉明清靠农民生产，因此算“封建社会”，但“封建”这个词本义是指“封建诸侯、分封”，而当时却又不是分封，这种漏洞百出而且对于分析社会问题又没有多搭帮助意义的划分法，实在是我不能理解的。
附录 附录三 说“社稷”
周天子在分封诸侯的时候，要搞一个仪式。先造一个大空场，上面堆着五堆土：东面一堆是青土；南面赤土；西边白土；北边骊土；中央以黄土。王室亲戚、战斗功臣以及“友邦”领导人，都团聚到这里。将被分配到哪个方向去，就从哪个方向的土堆里凿取一把，与中央的黄土混合一起，裹以白茅，送给他，作为分封的信物。接受这个信物的亲贵、功臣或者“友邦”领导人们，也表示他接受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和未来的统一指导。
附录 附录四 说“封建”
商王朝的直控地区，实际只有“王畿千里”有限的面积，其它土地都承包给了诸侯们。
周王朝也是如此，周天子把核心区以外的更大片的土地和城邑，都分封了出去，自己只留了相对小的区域。这跟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通讯、交通等技术水平落后有关。大周朝只能通过分封的形式，把土地委托给诸侯们去管理。
还有一个原因，许多诸侯是从当地原生态的部族自我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不能接受被别人兼并成一个统一行政体的一部分，成为后代的郡县。这是因为各部族的文化差异显著，地区经济发展的也不平衡，各个部族自霸一方，尚无某个部族（包括周部族）可以强大到足以兼并天下一切部族的地步。所以，当时还远不能形成后代的大一统。周天子，只能借助分封的形式，维持出一种松散的“部族”或者说“诸侯国”们的“集合体”，并名义上担任这个“集合体”的“共主”——显然，他和后代的郡县制的统一帝国的皇帝，有着质的差距。
大周天子分封出去的诸侯，散在那些原生态的诸侯之间。所谓原生态的诸侯，就是各地原有的原始部族，逐渐演化成为各种诸侯的。他们与大周的关系，有好有坏，比如南方的三苗等等，就很不买帐。但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们，在汉水沿岸形成了一个屏障，挡住三苗和楚人有可能向周发起的进攻。并且，对于这些不是一条心的诸侯，周天子也多次举兵征讨（像从前的商王武丁一样），比如周昭王就是死在征讨南方的路上。
周天子分封出去的诸侯，比起原生态的诸侯，毕竟是少数，但是他们的优势在于，团结起来有力量，而原生态的诸侯互相不团结。所以，周天子想打人的时候，亲周天子的各国诸侯就随王军出征，打周天子想打的人，往往很见效。
大周天子就这样通过分封、借力打力地管理着天下。它和秦代以后的王朝帝国，严格地来讲，还有实质上的很大不同。总之，当时是分封制的松散政体，还远远不是统一的郡县帝国。
周天子把弟兄们、功臣们、友邦部族们分封到周的直辖地区以外，簇拥和保护着周，用《左传》上的话叫做“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或者“封诸侯建藩卫”。这也就是“封建”一词的来历。
周天子把土地封给他所亲近的人，这些人叫做诸侯；诸侯再把土地给亲戚功臣们，这就成了卿，卿再把自已的大片土地，分给自己的孩子们，成为某邑大夫，某邑大夫。诸侯国君要听周天子调遣，卿则要听诸侯国君调遣，而大夫听卿的调遣。
这种层层分封的体系非常符合《大英百科全书》给feudal system的定义：领主把领地交给封臣管理，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但他具有领地上绝对的权威。这样一层层地分封下去，形成金字塔的结构，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的。我们有理由把大周朝视作封建社会，近似西方中世纪。而秦汉唐清这些郭沫若所谓的“封建社会”，其实是中央直接控制地方，并没有通过分封，所以叫它“封建社会”不合适，应该叫皇权专制社会。
有人说，不对啊，在皇权专制社会，也就是你说的秦汉明清时代，也是有一层层的官僚，譬如州长、郡守、县令什么的，这和分封制的诸侯、卿、大夫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呢。不同在于，在分封制下，被分封的诸侯、卿、大夫们对于封给他们的土地、城邑，是全权拥有的，是其家族可以世代将其相传的，所以，诸侯、卿、大夫对受封的城邑具有高度自治权并且世袭权。这些诸侯、卿、大夫，对上一层领主，是比较游离的。总之，天子对一层层封下去的诸侯、卿、大夫什么的，管控力度是相对弱的。而皇权专制下，州长、郡守、县令什么的，是没有这样大的独立权限，他们被皇帝管控得很紧。州长、郡守、县令，对于州、郡、县，是绝对不能视作私家所有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管它叫皇权专制社会的原因了。
这种社会架构的区别，也给人性带来了不同。在分封制下，被分封的因为有自由度，所以养成了春秋战国人那种自由、张扬的个性精神。而皇权专制社会之下，层层官僚们因为自由度小，所以奴才秉性就大一些。人们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分封制时代（商周含春秋战国）的人们重名，皇权时代（秦汉明清）人们重利。
这大约是因为，他缺什么就会重什么嘛。卿大夫们自己有封邑，也就不重利了。州、郡、县的官僚们，因为并不能把州、郡、县当作自己的私人封邑，所以穷啊，能不重利吗？
所以分封制下的卿大夫，重名不重利，而皇权时代的官僚们，却是重利的很。
所以，在分封制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也就演出了那许多重名的慷慨激扬的人物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实质都是这些卿大夫们，他们最慷慨激昂。当然，受他们气质影响，民众们也古朴质烈。
惟其如此，鄙人也才把分封制时代，也就是整个的商周含春秋战国，称为青铜时代，用青铜的光泽，象征那个时期人们的远古个性精神。
虽然造就了人性上的张扬和魅力，这是它的可贵之处，但大周朝的分封制，相当于后来的皇权专制社会，坏处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分封出去的诸侯常常混战，甚至向上侵权于天子，造成社会动荡，乃至割据。这和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也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周天子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诸侯，它的直接实控的地盘并不大，主要是陕西关中以及河南洛阳两大地区——凭着这两块土地上的产出自奉自养。一旦这两个地方丢掉一个，比如犬戎攻破了镐京，周平王被迫放弃陕西关中，东迁。周这个大诸侯就只剩下洛阳一块土地了，立刻变成小诸侯了，经济也弱了。这就是大周朝东迁，进入东周阶段以后，就开始虚弱下去了的原因。
而这时，天下的诸侯们却有强大起来的，比如齐、晋。齐、晋、秦等春秋五霸，就开始凌驾于周天子之上。最终秦诸侯竟兼并了周这个大诸侯。
我们不禁要问，周天子最初干吗要把土地分封给别人？自己直接派官吏去管着，岂不更威风！
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前面已经说过了，这跟当时通讯、交通、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有关，而且周的军事实力和统治力量，也不足以覆盖整个中国。总之，只能实行分封制，当时还没有力量建立一个彻底由中央对地方进行高度集权统治的、派干部到郡县去的、统一的郡县制帝国，如后代的秦汉唐宋那样。
在分封制下，“周”所直控的地盘，其实非常有限，说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