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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孩子，”弗罗因德叫道。“这个——这个听证会——什么时候开始？”
“星期一，”斯考特说，心里又燃起希望。
“星期一……”弗罗因德沉吟着。“真不巧。”
“怎么？”
“星期一我就上路去玩耍了——报纸和杂志报导在佛罗里达海滩度假的人用的是不是‘玩耍’这个词？在灿烂阳光下‘玩耍’。星期一，我和内蒂也将加入玩耍人的行列了。我们星期一从这儿离开。机票，所有一切都安排停当了。”
他又拿下一本大部头医学书，扫了一眼书名，放在小摞书籍之上。
“你知道，当医生的老婆真是味同嚼蜡，”弗罗因德说。
斯考特虽觉他的话不着边际，但仍没挪动脚步。老人显然在与自己的良心较劲。斯考特出于礼貌，只得听他把话讲完。
“过去那会儿，”弗罗因德说，“老婆，当然那时她只是未婚妻或女朋友。总之，我当实习医生，后来做住院医那会儿，我的内蒂经常独守空房，屡屡失望，都成习惯了。我的上班时间根本无规律可循。急救病人没完没了。我曾向她许诺说：‘内蒂，亲爱的，等我正式做医生时，就不会这样了。’后来的确不那样了，但变得更糟。成为一名正式的年轻医生后，你不分昼夜地得随叫随到。于是又是对老婆的许诺不算数，又是一次次的令她失望。”
“等后来你站稳了脚跟，一跃而为医学教授了，条件是不是好多了？非也！别的医生遇到疑难病症，病人生命垂危时，就给你没完没了地打电话。你得去帮着会诊。所以我只好向内蒂保证说：‘相信我，亲爱的。等我一退休……’她大笑，对我说：‘所尔，等我们上了飞机，空姐问咱们‘你们想喝点什么？’的时候我再相信你的话吧。’内蒂买的机票，安排的车子。星期一出发。而且，我们一卡车的家具和杂七杂八的东西已经上路了。我们必须赶到那边去接家具。”
“我明白，”斯考特同情地说。
“你根本不明白！”弗罗因德厉声说，但马上又缓和了口气。“连我都不明白，你怎么可能明白呢？你以为我是在拒绝你，拒绝福莱斯特医生？我真是别无选择。我下定了决心，这次决不能再让内蒂失望。再说那些法律上的事你也清楚。我曾在不止一次的治疗不当审判中当过证人。你去了，他们推迟了。你再去，他们又推迟了。你可以去一辈子，他们一万次地延期。实在对不住，年轻人。”
斯考特意识到会面结束了，虽然他把电话号码留给了弗罗因德，但一迈出医生办公室的门槛，他就把最后的、可能性最大的弗罗因德的名字从潜在的证人名单中划掉了。
物色证人不成功，斯考特只有三方面可以依靠了：凯特以及她在盘问下是否能做个挺得住的证人；他自己是否有能耐制服豪斯金斯找到的证人；最后便是里克·汤姆斯。
他目前必须立即采取的步骤是帮着凯特·福莱斯特练习如何应付未来几天她将面临的磨难。
凯特在斯考特的公寓里呆了一会儿后，就听后者说：“你作为证人主要是陈述事实——发生的事，你的观察和你的行动。除了这些不要多讲，不要主动说话。”
“明白了，光回答问题，不主动陈述。”
“这还不够，”斯考特说。“无论豪斯金斯如何歪曲你的回答，不要和他争。否则你就失去了一个理智聪明、有专业知识医生的风度，成了一个尖声乱叫、感情用事的妇女。”
凯特点头。
“现在演习一下。从你把布里斯科叫来开始。‘大夫，你为什么要把布里斯科叫来？’”
凯特佯装证人答道：“因为病人的症状和迹象极不明朗，而且她腹痛很像内脏感染，所以我觉得应该听一听一个外科大夫的意见，看是否有做进一步检查的必要。”
“你指望布里斯科医生会怎么做？”
“我简单给他介绍了病情后，指望他再自己做一遍检查。”
“为什么？”
“为什么？”凯特颇感迷惑，因为理由不言而喻。“为了听听别人的意见。”
“意思是你对你自己的判断是否立的住脚拿不准，是这样吧，大夫？”斯考特模仿起起诉律师的敌对口吻问。
“这不是我的看法是否站得住脚的问题。各种症状、化验结果都无法做出确诊。我想证实一下我没有漏掉任何可能性，”凯特说。
斯考特立即咬住她的漏洞。“这么说你承认可能在治疗时忽略了某种可能性。”
“我什么也没承认！”凯特激动地抬高了声音。“遇到一个疑难病症，我只是想听听另一个医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做法。”
斯考特没有答话。沉默片刻后，凯特声调缓和地说：“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是的，”斯考特说。“回答，‘你为什么把布里斯科找来？’的合适说法是‘听听另外一种意见’。一句话就够了。另一种意见在医学界古已有之，十分正常。千万不要说忽略了其他可能性之类的话。”
凯特点点头，决心不再掉进这类陷阱。
“我们接着练，”斯考特说。“大夫，布里斯科到达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他讲了病人血压、脉搏、呼吸等情况。还给他看了化验报告。然后他亲手进行了检查。最后得出的结论同我的一样。”
“什么结论？”
“在病人的症状不明显之前，只能继续打点滴、做化验、观察她呼吸、脉搏、心跳等情况，”凯特说。
“后来呢？”
“我又把病人一个血样送往化验室，就去看另一个病人了，”凯特说。“此外——”她突然打住。“我是不是又主动说了？”
“是的，”斯考特说。“这是本能。源于多数证人天真的想法：说出的事实越多，他们就可能相信你。你得学着克服这一点。”
“再接着往下说，”斯考特说。“布里斯科走后往化验室又送了一次血样。你又处理其他病人。之后豪斯金斯也许会问：‘大夫，自从你把第二次血样送到化验室，一直到结果回来，其中总共有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稍多一点儿，”凯特说。＼、
“这么说两个小时之内你对病人一直没有理会？”
“我有其他病人！”凯特说，但马上又道歉说：“我是不是又争吵了？”
“是争吵的口气，”斯考特说。“我的问题是，足有两个小时你对病人未加处理？”
“克罗宁护士一直没间断观测她的血压、脉搏、呼吸等情况。由于没有新的化验结果和明显的心跳、血压等变化，采取任何治疗措施都是危险的。”
斯考特摇头打断她。
“我知道该怎么说了，”凯特说。“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给予了病人必要的治疗。继续输液，继续观察她的心跳、呼吸、脉搏等情况。”
“说得对。简洁，准确无误。让豪斯金斯无懈可击。”
凯特点头一笑。“我有点摸门儿了。”
“是的。原谅我对你这么严厉。以后你会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斯考特说着电话铃响了。他因受到干扰，回答时没好气地说：“凡·克里夫！”
“嘿，孩子，”弗罗因德声音温和地说，“用不着嚷嚷。应该礼貌地、颇有风度地问声好。”
“你好，大夫，”斯考特立刻变得温和起来。
“我把你的话跟内蒂说了。好像她一直在电视上收看施托伊弗桑特的事。她说：‘51年我们都等过来了，再为那个可爱的年轻女子多耽搁几天有什么了不起’。”
“你们那一卡车家具怎么办？”
“内蒂的兄弟比我聪明。他几年前就退休去了佛罗里达。他在那边替我们安置家具。要是你能保证让我星期一就完事，我就答应。”
“哦，太好啦，大夫！真不知该怎么谢你。”
“别谢我，应谢内蒂。你要是真谢她，她准说：‘何不给脑中风协会捐点儿钱。’那是她看好的慈善机构。让我作证时通知我一声。但得先让我看一眼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
“没问题。再次感谢，大夫。”他放下电话。弗罗因德，他将出面作证。
凯特松了一口气，颇受鼓舞地说：“他真好，肯为一个几乎是不认识的女人作证。”
“我觉得他并不把任何一个年轻医生当生人看，”斯考特说。“噢，我们再来加把劲。星期一已经不远了。”
第26章
斯考特虽已坐过一次这个颤颤巍巍的电梯，凯特却是第一次坐。他们来到职业医疗行为办公室纽约市分部的楼层。电梯门打开时，阿尔伯特·豪斯金斯正好从门前路过，朝听证会的房间走去。
“啊，凡·克里夫！”豪斯金斯过分热情地打着招呼。“这位就是福莱斯特医生啰？”他对凯特笑脸相迎，暗自估量着她做证人的实力。他发觉她很漂亮。但这并不能说明她是个有威胁力的证人，因为他还感到她是不堪一击的。她的蓝眼睛似乎告诉了他她的弱点。“委员会的人都到齐了，我想我们也可以开始了。”
他殷勤地打了个手势，让凯特先行，三人朝听证会房间走去。
房间与凯特想像的大相径庭。她以为应像个法庭，虽比法庭小一号，但大体结构应一致。这个房间不仅比法庭小得多，其桌椅的排列还给人一种压抑和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三张长条桌子形成一个“U”字形。横着的那张后面有四把椅子，三把挨得很紧凑，一把单独靠在桌子的右端。另两张桌子面对面放着。中间的空档处放了一把供证人坐的椅子。靠墙的一面有个速记员，已做好记录的准备。
凯特落座后才意识到，整个听证会期间，她离将对她作出评判的委员会只有十英尺远。对她起诉的豪斯金斯坐在她对面，也超不过十二英尺的距离。
斯考特窥出了她的不安。他在桌子底下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他紧紧握住它，给她安慰。
凯特·福莱斯特虽内心不安地坐着，却有了打量她的法官们的机会。被任命主持听证会的非专业成员克莱伦斯·默特坐在中间，他左手是莫里斯·特拉斯科特医生，右手是格莱迪斯·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