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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在你们那里，你亲手做的解剖占百分之几？”
“百分之几？……”施瓦茨曼警觉地说，似已深知斯考特的问题要把他引入的方向。“看情况。”
“什么情况？”斯考特麻利地问。
“看我手头有没有其他的事，年轻人。比如现在我就没做解剖，而在这个听证会上作证。我的办公室里，这会儿有三具凶杀尸体、一具怀疑是自杀的尸体和一具昨天从河里捞上来的尸体正在解剖过程之中。多数解剖都由我助手做，但我们不用百分比计算，不管谁做了多少。我们一起干，有活就齐心协力做，以减少工作的压力。”
“你是不是说你不能或不想回答我的问题？”斯考特问。
“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年轻人！”施瓦茨曼反驳道。“我不知道我亲手进行的尸体解剖的百分比是多少，就这些！”
“大夫，有没有你专门留给你自己的特殊尸体？”
“我不明白你的话？”施瓦茨曼说。
“如果送来一具尸体，涉及到丑闻和性，肯定会引起媒体的极大兴趣，比如电视或报纸上会为之进行大量的访谈，你会不会把这样的尸体留给自己，亲自查验死因？”斯考特问。
施瓦茨曼注视着斯考特，慢慢摇摇头，哂笑着说：“我说小伙子，你比想像的还要愚蠢，以为我会否认你的问题而陷入你的圈套。这样的尸体我当然要留给自己！原因与你说的一点儿不差。因为会出现媒体曝光。我不想让某个年轻助手受到贪婪的记者们的围攻，怕他弄出差错来，影响事后的开庭审判。所以我亲自出马处理那样的尸体。对记者我知道说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该说什么。从而避免审判失误或事后更改尸体结果。”
“也许同时还为了出点儿风头，大夫？”斯考特问。
“再对不过了！”施瓦茨曼说。“我们部门做的工作得到的社会称赞少得可怜。因此一有在社会上风光一下的机会，干吗要放弃呢？这对我手下人是莫大的鼓励。”
施瓦茨曼感到他已打乱了斯考特的阵脚，将盘问引入旁道，便煞有介事地瞥了眼手表，好像他时间安排得很紧，腾给听证会的时间已经透支了。
“大夫，还剩下几个问题。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尸体是不是你觉得会引起新闻界的兴趣，才亲自马上处理的？”
“它明摆着已经引起了新闻界极大的兴趣，”施瓦茨曼答道。
“这不是我的问题，大夫，”斯考特问。“那是不是你亲自处理这一具体尸体的原因？”
“是的。”
“惟一的原因？”
“是的！”施瓦茨曼坚持说。
“先生，在你办公室时，你是不是跟我说过，市长曾亲自让你等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葬礼结束后再公布验尸结果？”
“照顾。是对一个失去亲人家庭的关怀。这并不影响我的检查结果！”施瓦茨曼说。
“没有做毒性检查也是‘照顾’吗？也是‘关怀’吗？”
“我对你说过，关键的是死因。一旦查出死因，就没有深入检查的必要了，”施瓦茨曼说。
“施瓦茨曼大夫，根据你做法医的长年经验，你能否告诉这个委员会，在进行尸体解剖时，即使不做毒性检查，能否发现由于大量服用毒品而导致的破坏？比如心脏、肾或肝脏破坏的痕迹？”
“要是一个人专门去找，是可以的，”施瓦茨曼说。
“一眼就能看出来呢，还是必须用心地去找？”
“那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施瓦茨曼答道。
“比如说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尸体？”
施瓦茨曼闪烁其辞地说：“她属于一般情况下不易看出的那种。”
“要是把她的尸体挖出来，现在能发现这类证据吗？”
“年轻人，那天我早就对你说了，解剖一结束尸体就火化了。”
“你是说过，”斯考特说。“你是说过。”他突然又道：“又是一次‘照顾’，是不是，大夫？这么迅速就把尸体处理了。你和市长之间的热线电话肯定是忙得不可开交啰。”
“我讨厌这种说法！”施瓦茨曼大叫道，几乎从椅子上站起来。
“你讨厌市长给你打电话，还是讨厌我指出了市长给你打电话的事实？先是亲自做尸检，然后封锁结果，最后火化尸体，从而谁也甭想发现吸毒的证据，是不是？”
施瓦茨曼因愤怒和尴尬而脸色涨得通红，他扭头看向主席。“默特先生，面对这种纯属臆测的问题，我必须回答吗？”
豪斯金斯站了起来。“不用，大夫，你不必回答。因为一眨眼功夫凡·克里夫先生又得搬弄出他那个捏造出的人物里克·汤姆斯了！”
斯考特佯装斗败，说：“我的问题问完了。”
凯特·福莱斯特从她坐着的位置察看着委员会中两名医生的面部表情，想看看斯考特所说的别人搞阴谋掩饰克劳迪亚的吸毒习惯是否对他们有所触动。整个唇枪舌战中，特拉斯科特一直没有停止做笔记，沃德医生则一直以一种喜怒不形于色的表情听着双方的问答，但当施瓦茨曼刚要从证人椅上站起来时，她却阻止了他。
“大夫——”格莱迪斯·沃德问得突如其来，施瓦茨曼立马又坐了回去。“依你看，倘若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偶尔吸毒或长期吸毒，会不会改变或影响尸检的结果？”
“你知道，沃德大夫，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自己，”施瓦茨曼答道。“依我看，毒品不会引起她的子宫外孕。这种事情我从未听说过。”
“我也没听说过，”沃德说。
“而且宫外孕若查不出自然会破裂和出血，不管病人吸毒与否。所以大惊小怪地老提毒品，我看不出其中的关联，”施瓦茨曼语气肯定地说。“这会儿我必须走了！”
在他动身之前，凯特·福莱斯特陡地从椅子里站起来，不顾律师曾对她说过的劝告，大声问：“大夫！一个病人在毒品的影响下，回答医生的问题时必然不很准确甚至不说实话，这是不是可能的？”
“你想指望她说什么，小姐？你问病人时，难道指望人家说：‘大夫，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有宫外孕？’找出人家的病是你的职责！”
“你是不是说毒品不会掩饰症状和迹象，不会影响化验结果，从而不会误导医生？”凯特更加愤慨地质问。
“福莱斯特大夫，福莱斯特大夫，”默特主席想阻止凯特，但后者仍不屈服。
“大夫，毒品是不是能麻木疼痛和遮掩症状和迹象？”凯特问。“我要求你回答！”
施瓦茨曼惊慌失措，脸色通红，他瞪了凯特片刻，终于说：“你真想知道我的看法？我认为由于根本没有服用毒品的确凿证据，因此你和你的律师想利用这点当做烟幕弹，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你的医疗失误上转移开去。”
验尸官说罢朝室外走去，但没忘了同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交换了一下眼色。
验尸官一迈出门，默特主席便对凯特·福莱斯特说：
“小姐，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听证会上容忍你这种违反常规的行为！豪斯金斯先生，你的下一个证人？”
“主席先生，坦白地说，这种稀奇古怪的场面让我有些不安，我请求询问我下一名证人之前休息一会儿。”
“豪斯金斯先生，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休息一下。十五分钟！”默特敲了一下木槌。
斯考特立即拉住凯特的手，将她领到室外。还没等他开口，凯特先说了话。
“好吧，你发作吧。我违背了你的吩咐。我应该保持沉默时却胡乱开口。如果还继续这样，输了官司就是咎由自取。我已替你说完了，省得你再费口舌。”
“谢谢，”斯考特只说了一句。
“你不生气？不想大发雷霆，咆哮怒吼？不想威胁放弃为我辩护？”
“要是你没有打乱施瓦茨曼的阵脚，几乎让他毁了自己的证词，我会那样做的。我觉得你让委员会的两个医生也对你刮目相看了。恐怕比我表现得还好。”
“噢？真的？”凯特问，内心升出一股骄傲感。
“但有一样，”斯考特又说。
“什么？”
“这是最后一次了。”斯考特命令道。“这样做很冒险。”
阿尔伯特·豪斯金斯从一开始准备此案时，就没打算完全指望验尸官的证词确立凯特·福莱斯特有罪。他从许多妇产科专家中精选出三名医生，他们与市立医院毫无关系，既不认识格莱迪斯·沃德医生，也和莫里斯·特拉斯科特医生不相识。他想要的是专业证词，而且这些证词绝不会受到可能会导致上诉的因素的干扰。
休息完后，豪斯金斯请出了他下一个证人，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约翰·维蒙特医生。维蒙特受过良好的教育，专业背景强硬，豪斯金斯很快就将其确立为有资格发表见解的专家。豪斯金斯逐渐地引导证人将对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掌握的情况叙说了一遍。是的，他研读了福莱斯特医生写的病历，也读过了保存在护士站的凯特写的治疗医嘱复印件，并且还仔细读过了验尸官的报告。
一番开场白过后，豪斯金斯触及到假设的问题。
“维蒙特大夫，按照你的专业见解，假若一个医生发现了这个病历中的所有现象，假若这个医生采取了这里标明的所有治疗手段，再假如病人结果死于验尸官所指明的原因，你会不会以为病人这样的死亡本是可以避免的，因此这次医疗事故是出于对病人施以治疗的医生的疏忽和专业上的失败？”
虽然问题冗长而详尽得没有必要，却是表达法律见解的一种必须的形式。
尽管问题长得吓人，维蒙特的回答只有几个字：“是的，先生。”
“死亡本是可以避免的？”豪斯金斯又重复一遍。
“是的，先生。”
“是因为医生的失误？”
“是的，先生。”
“还有一点，维蒙特大夫，根据本案的事实，要是病人在入院后不久的治疗中就被凯特·福莱斯特医生确诊出病症，你认为结果会有所不同吗？”
“常规手术肯定会带来较好的效果，”维蒙特说。
“意思是病人能活下来？”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