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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以后，随着敦煌这个地名的恢复，鸣沙山千佛洞也被改称为敦煌石窟。但是敦煌石窟并没有因为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而兴盛起来。敦煌县附近虽然有些人知道这些石窟，稍稍再远一点，就完全无人知晓了。这些石窟群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默默无闻地湮没于沙漠之中。
本世纪初，有一位名叫王圆禄的穷道士来到鸣沙山，发现了埋没在沙尘中的石窟群，于是他就在把一个石窟打扫干净，并住了进去。自西夏入侵此地，到这时候已经过去了八百五十多年了。王道士躬腰驼背，全无一点风采，加上满脸的晦气，一副穷极潦倒的模样。一日，他在一个石窟中清扫浮尘时，偶然间在北面的洞壁上发现有一处地方比四周更加突出。他用一根木棍将突出处的泥土捣下来，却发现这一处壁面发出异样的声响。王道士又找来一根更粗的木棍，朝着那个地方用力地敲击。敲了两三下后竟将壁面敲破，原来是个洞穴。他向里面看了一眼，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发现泥土落向里面，可知这个洞是空的。
王道士又拿来了一把铁锹，花了半天功夫，总算是把洞口的泥土都挖开了，但还是看不清洞内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他回到自己的洞窟，又拿来了蜡烛，借着烛光再朝洞中张望，他终于发现了洞中的秘密，这个洞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经卷。
王道士赶紧将此事禀报敦煌县衙，但是等候多日，仍不见有任何回音。王道士没有办法，只好再次去县衙打听，敦煌县却只是让他代为妥善保管。
王道士看到有游客来参观千佛洞，于是他就将这些游客引到自己发现的洞中，向他们展示洞中大量的经卷，再添油加醋地向他们神吹一通自己发现这个藏经洞的过程，由此换得一点布施，倒也不愁温饱。
1907年3月，英国探险家斯泰因来到敦煌。他参观了千佛洞，来到了王道士的洞窟。斯泰因将洞中的经卷一一拿出。王道士看到这个英国人居然敢于进入自己都不曾涉足的洞穴之中，甚感惊讶。
斯泰因对这些经卷小心翼翼，逐一展开，仔细研读。他将洞内将近三分之一的经卷都取了出来，所以费了不少时日。英国人与王道士商量，他愿意给他一大笔钱来换取他的这些经卷。王道士这时才知道自己找到的这些经卷是古籍，他为这些书籍能够换到如此之多的钱而感慨万端。
英国人想换取全部的经卷，但是王道士担心官府日后追究，执意不肯依允。最后英国人只买走了六千卷，但装箱之后，雇了四十头骆驼，才将这些经卷从千佛洞运走。
1908年3月，又有一个外国人来到这个石窟，这次是法国人贝利奥。他想得到王道士洞中剩下的经卷。王道士见县衙始终没有回音，他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处置是好。最后他出于对当地官府的责任，还是不愿意全部出让。
贝利奥将剩下的经卷的一半，大约有五千多本，买了下来，并于当年5月，雇了十辆车运走了。
贝利奥走后，王道士也暂时离开了藏经洞。由于藏经的数量的减少，游客也无心观赏了，甚至有人对此事起了责难之意。
以后的数年中，日本和俄国的探险家又来找过王道士。王道士对手中剩下的宝物越来越少深感惋惜，同时又迫于贫困，还是不得不拿它来换钱度日。他心里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些外国人都跑到这里来买这些旧书呢？
俄国人走了之后，又过了一年，从北京来了一些军人。他们把洞里剩下的经卷全都用马驮走了。这些军人来时王道士躲了起来。他打听到这些军人都走了时，又到藏经洞来了一趟，但是洞里连一片纸都没剩下，一空如洗。王道士点了一盏灯火，走进洞内。周围的洞壁上只在北面画有壁画，这时也都可以看得到了。画上画的僧侣穿着朱色的衣服，站在他们对面的女人的裙裾是青色的，王道士面对这些精美的壁画，看得目瞪口呆。
王道士从洞里出来，坐在石窟口前的一块石头上。千佛洞前茂盛的树木在清风的吹拂中轻轻地摇动。柔和的阳光下，四周静悄悄的。王道士懒洋洋地看着这些风景，心里在想，这个洞里藏的古籍还不知道是多么贵重的物品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那些老毛子会一个接一个地跑到这里来买呢？自己眼拙，看不出其中的价值。报告给县衙，他们也搞不清楚。看到外国人拿走了那么多以后，连北京的军爷也坐不住了。自己肯定干了一件蠢事，与人家做了一桩最不划算的买卖。王道士想到自己让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从眼皮下白白溜了过去，沮丧得不得了，呆呆地坐在那里不愿起来。
事实上，藏经洞里的宝物比王道士想像的具有更加巨大的价值。这种巨大的价值就连将经卷运走后向学术界做了介绍的斯泰因和贝利奥在当时都并不了解。
这些经书的种类繁多，全部共有四万卷，包括公元三、四世纪时的贝叶梵文佛典，用古突厥文、突厥文、藏文、西夏文等文字写成的佛经，世界上最古老的手抄经文，甚至还有大藏经中都未曾收集到的佛典。出土的藏经中还有禅定传灯史的贵重资料，各种极具价值的地方志，摩尼教和景教的教义传史书。特别是其中大量的梵文和藏文典籍等，对于当今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有着开创新纪元的重大作用。另外，其中包含的各类史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东洋史学和中国史学的研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敦煌石窟出土经卷不仅对东洋史学，对世界文化史上的所有领域而言，也都是灿烂辉煌的瑰宝。要想判明它们对这些领域的改变将起到的重大作用，还需要后人付出更多的时间。
作者后记
拙著于《群像》杂志昭和三十四年一月至五月刊上分次连载。写作过程中曾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藤枝晃先生鼎力相助，深受教益。付梓在即，谨向先生深表谢意。
乙亥年七月廿五日于武龙山精舍赵健章
井上靖与他的作品
从井上靖的幼年和少年时代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他与世间一般的人相比格外特别。尽管双亲健在，又有弟妹，但他一人却远离父母，与毫无血缘关系的祖母一起在一个仓库中度过了幼年时代。少年时又由于父亲担任军医，经常调动，所以独自一人离开父母度过了自由的中学时代。这个时期的故事，井上靖在他的自传和自传体作品中作过描写。例如《拉车的白马》、《幼时的事情》《夏草冬涛》等。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在井上靖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中徘徊时，几乎可以找出后来促成井上靖成为一名小说家的全部原因。即使说正是因为这种特别的幼年时代才产生了小说家井上靖，也并非言过其实。
井上靖明治四十年（1907年）五月六日作为长子出生在北海道的旭川，这是因为他的父亲井上隼雄当时正在旭川第七师团的军医部任职，其实他们家的原籍在静冈县田方郡上狩野村的汤之岛。井上隼雄出生在上狩野村门野原的石渡家，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军医，后入赘井上家，与他们家的长女八重结婚。井上家自明和年间以来一直在伊豆行医，听说他们的始祖是从四国来的流民，带着他的母亲来到汤之岛，脱掉了草鞋，在当地安了家。井上家先辈中最让井上靖尊敬的是相当于第五代的曾祖父井上洁。井上洁从师于前辈军医总监松本顺先生，年青时在县立三岛病院任院长。中年退休后回到家乡汤之岛。当时他是伊豆一带众人皆知的名医。传说他还乘着轿子到沼津和下田去出过诊。
井上靖五岁的时候离开父母，回到家乡汤之岛，由曾祖父的一个叫加乃的妾一手抚养。加乃长期伺奉井上洁，他为了报答她的辛劳，让她作为八重的养母入了户籍。所以在家里加乃就成了井上靖的祖母。本来把井上靖寄养在加乃那里是怕又有弟妹出生的权宜之计，但后来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就一直继续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井上家的长子作为所谓的“人质”放在自己的身边，加乃精神上感到有了保证，也不愿意放手。井上靖与加乃住在仓库的二楼上，一天到晚听她讲松本顺和曾祖父的故事。井上靖在《我的成长史》中用“同盟”一词来形容他与没有血缘联系的祖母之间的关系，幼年的特殊环境使得他从小就学会了面对现实，也可以说形成了以后将他造就为一名作家的基础。
大正三年（1914年），井上靖进入汤之岛小学，当时小学的校长是石渡盛雄，他是石渡家的户主，父亲隼雄的哥哥，也就是井上靖的伯父。井上靖读二年级时，他母亲的妹妹美琪从沼津的女子学校毕业回到了家乡，并应聘在他们的小学里当代课老师。美琪和她的姐姐八重一样，长得很漂亮。美琪疼爱井上靖，井上靖也喜欢年青漂亮的姨妈。也许在井上靖的心目中，美琪不知不觉地代替了远在他乡的母亲的形象。对母亲的思念转化成了对姨妈的喜爱。
美琪爱上了学校里一位年青的同事，怀孕以后就退出了学校。怀有身孕的美琪为了避人耳目，夜晚乘人力车出嫁，这个情节在《拉车的白马》一书中有一段优美的描写。美琪出嫁后不久就患病去世了。这位青春早逝的姨妈的美好形象在井上靖的心中成长、升华，最后发展成为一种永恒的女性偶像。寄托在年青姨妈身上的对母亲的思念在他日后的作品中继续生存下去，表现为对理想女性偶像的憧憬。可以说《射程》中的三石多津子、《冰壁》中的美那子、《风林火山》中的由布姬和《灰狼》中的忽兰都是这位年青美貌的姨妈的化身。
井上靖读小学六年级时祖母加乃去世了。此后为了考中学，他来到了父亲的驻地滨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