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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路特对他的副官说：“我得先跟科利通通气儿，呆在这儿，我给他打个电话。”
库路特知道科利一定在总统办公室主任那儿，即使他不在那儿，白宫无所不能的电话接线员也会找寻到他的。没想到他一拨就找到了科利。
“我们把那件特殊的案子都弄利落了，库路特告诉他，”但我想先跟你说说才能把他们抓进来——你能过来一下吗？”
科利的声音很紧张，“不，不行，我现在得和总统在一起，你一定明白这一点。”
“那么我就接着往下干，完了再告诉你行吗？”库路特问道。
电话那一端停了很长一会儿，然后科利说：“我想我们有时间让你来这儿一趟，如果我不在，就请等着，但你得抓紧点儿。”
“我这就来。”库路特说。
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必要提议在电话中直接通报情况，这不用说，任何人都可能会在无限的空间电波中捕捉到这个信息。
库路特到了白宫，被特工领到了一间小会议室。科利在等着他，他的假脚给卸了下来，他正在按摩长袜中的残腿。
“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科利说，“和总统有一个重要会见。”
“耶稣，我感到很难过。”库路特说，“他现在怎么样？”
科利摇摇头，“你没法跟弗兰西斯谈。他看起来还可以。”他大惑不解地摇摇头，然后突然清清嗓子，“好了，说吧。”他有点讨厌地看着库路特，这人的身材外表总使他感到不舒服。库路特看起来从没有疲惫的时候、他是那种总是衣冠楚楚，一尘不染的人，总是打着丝织领带，领结弄得方方正正，平常领带是浅灰色的，有时就是有点血腥的黑红色。
“我们找到了他们，”库路特说，“两个小孩，二十岁，麻省理工学院核实验室的神童，智商达160，出身富裕家庭。左倾分子，参加过反核示威游行。
这两个小伙子能接触到秘密档案材料，他们符合有关专家做出的心理分析报告，他们在波士顿的实验室里搞一些政府和学校的科研项目。两个五之前他们到过纽约，一个同伴带他们逛了一圈，他肯定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到纽约，他们顶喜欢那地方。理想主义加上年轻人骚动不安的情绪，事情就这么成了。
这会儿我把他们都看管起来了。”
“你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克里斯蒂问道，“任何真玩意儿？”
“我们不打算审讯他们或控告他们，”库路特说，“根据有关原子弹的法令，我们有权直接拘捕他们，一旦我们逮住他们，他们就会乖乖地承认，告诉我们那件鬼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如果有的话。我不认为会有，这只是骗人狗屈的玩意儿。不过信的确是他们写的，他们符合心理分析报告的描述，还有信的日期——是他们在纽约谢尔顿饭店登记的同一天，这点无可争辩。”
克里斯蒂常常对政府部门拥有的计算机和精密电器设备感到十分惊奇，无论任何人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他们总会被偷听；电脑则可以在不到一小时之内把整个城市的所有旅店登记都扫描一遍；还有其他复杂的活儿，真是了不得。当然，花费也是十分庞大的。
“好吧，先抓住他们，”克里斯蒂说，“但我拿不准你是否能让他们招认，他们都是聪明伶俐的小伙子。”
库路特盯住克里斯蒂的眼睛，“那好吧，克里斯，他们不会承认，我们是文明国家，就让那原子弹爆炸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得了。”
他几乎是阴险地笑了笑，“你去跟总统说说，让他签署一道药物化学审讯令。核武器控制法章第四部分。”
这是库路特一直想弄到的东西。
克里斯蒂也是整个晚上都在避免想这个问题，美国这样的国家竟然有这种秘密法律，他总是对此感到十分震惊。新闻界本来可以很容易地披露出来，但同样，这是传播媒介的老板们和政府首脑们之间达成的默契，所以公众并不怎么知道这条法律。许多核科学管制方面的法律也是这样。
克里斯蒂非常清楚第四部分的条款，作为一个律师他对此感到惊奇，这条法令之残酷严厉总是使他感到厌恶。
第四部分的条款授权总统可以命令使用一种生物化学脑检测仪，这种东西就象装在脑子里的一台测慌仪，专门造出来使任何人交代实话，测定这条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榨取有关设置核装置的情况，正好非常适合这起案例。简单地说，就是使罪犯脑中发生一定的化学变化，确保他不管怎么样都能正确地回答任何所问的问题，没有严刑拷打，被测试的人不会遭受任何皮肉之苦，这算是比较人道，唯一的问题是谁也拿不准在做这样的测试之后脑子会不会产生什么后遗症。试验表明在偶然情形下会造成部分记忆的损失和轻微的脑伤，如果仅仅是这样，他也不会打退堂鼓——这不存在什么良心上的问题——但正象特意跟人开玩笑一样，事情偏偏留个尾巴，被测试人有十分之一的可能会形成完完全全的记忆丧失，完完全全的长期性遗忘症，受害人的整个过去都会被抹掉。
克里斯蒂说：“好吧，也就是打一针，没有什么。对啦、这和劫机与教皇遇害可能有什么联系吗？就说那个在长岛逮住的人吧，是个圈套。你说这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吗？放烟幕弹还是设置的馅饼？”
库路特打量了他好长一会儿，象是为他的回答辩白，“可能是，”库路特说，“但我怀疑这是历史上又一次惊人的巧合。”
“巧合总是带来悲剧啊。”克里斯蒂阴阳怪气地说。
库路特接着说：“这两个小伙子只不过因为他们是天才而显得有点疯疯癫癫，他们有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对世界上核扩散的危险感到不安，他们对当前的政治争论不感兴趣，他们才不管什么狗屁阿拉伯人、以色列人，或者美国的穷人还是富人，也不管什么民主党或共和党，他们只是想让地球转得快一些。你也明白。“他鄙夷地笑了笑，”他们认为他们是天王老子，可以无法无天。”
但此时克里斯蒂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目前内外交困，政界乱成了一团麻，他心里想，不能走得太快，弗兰西斯现在遇到了极大的危险，国外一起，国内一起，他需要保护，也许在必要时候，可以用其中一件事情对付另一件事情。
他对库路特说：“听着，彼得，我想把这件事弄成最秘密的行动，对所有人都封锁消息，把这两个小伙子抓起来，关进华盛顿的监狱医院坐，只有你和我，还有特别行动部门的人才能知道这件事，给特工们讲讲《核武器控制法案》，让他们把嘴闭紧，绝对保密，不准任何人会见他们，除了我，不许任何人与他们交谈，我要单独审讯他们。”
库路特奇怪地看看他，他不想把这件事交给科利的特别行动部门，“在医学小组给这两个小伙子脑子里打化学药物之前，先得有总统的命令。”
克里斯蒂说：“哦去问问，总统。”
彼得。库路特漫不经心地说：“时间不等人，你说除你以外谁也不许审讯，这包括我吗？要是作忙于总统的事呢？”
科和笑笑，说：“别着急，我会去的，只找一个，彼得。现在告诉我详细情况。”他还有其他事要操心，不一会儿他还要召见联邦调查局特别行动部门的头头们，让他们对国会和苏格拉底俱乐部的头面人物使用一切电子装置和电脑进行监视和窃听。
亚当·格里斯和亨利·蒂勃特已经把他们的微型原子弹放在了指定地点。为了造这个原子弹他们花费了相当的心血和精力，这是他们大才和智慧的结晶。他们大概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到欣喜，以至于情不自禁地把它用在这样一个崇高的动机上。
他们不断翻着报纸，但他们的信并没有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报上也没有此类的新闻标题。他们原本想在他们的要求被答应之后，他们就指令当局找到那枚原子弹，但他们竟然没能有这样出出风头的机会，根本没人理会他们。这使他们既害怕又愤慨，现在只好听凭原子弹爆炸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了，但那样也许更好，还有什么办法能引起世人对滥用核能的危险后果的警觉呢？
还有什么办法能使当局采取必要的行动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呢？他们做过计算，那颗原子弹能摧毁纽约市的至少四到六个街区。他们心里很坦然，他们在制造原子弹时已确保把核辐射量减小到最低限度。当然肯定会有人员伤亡。他们对此感到抱歉，这是人类纠正其自身错误的一个小小的代价，必须建立利用核能的牢固的安全措施系统，世界各国必须禁止制造核武器。
星期三，格里斯和带动特一直工作到实验室里所有人都走光之后，他们开始商量是否应该打一个电话警告当局。当初他们都没有一点点想让原子弹真爆炸的意思，他们只想看到在《纽约时报》上公开发表他们的信，然后他们就计划到纽约把原子弹卸掉。
但现在看来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本来他们可以对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却是不是被人当成了小孩，受别人的嘲弄？还是会有人听听他们的声音？无论怎么想，他们都感到心烦意乱。如果他们的动机被政治权力阶层曲解的话，他们就再也别想安心搞他们的科研工作了。
他们之所以选中纽约作为惩罚的地点，是因为在他们去那儿的几次旅行中，他们对似乎满街弥散的邪恶感到异常惊骇。不怀好意的乞丐，横冲直撞的机动车司机，粗暴的商店职员，数不清的偷盗、抢劫和谋杀，他们特别对时报广场感到十分厌恶，那地方人山人海，象黑压压的一群蟑螂。广场上，拉皮条的、吸毒的、妓女，似乎都对格里斯和策勃特充满威胁，他俩吓得赶紧离开那地方，退回到远离闹市区的旅馆。这样带着满腔怒火，他们决定把原子弹就埋在时报广场。
亚当和亨利象整个国家的人一样，在电视上看到特蕾莎·肯尼迪被谋害的消息时感到十分震惊，但同时这也使他们感到恼火，因为这起事件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