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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盖尔芒特沙龙曾是某些人从事某种生涯的绊脚石（应该承认这是个别现象），那也是违背他们愿望的。一个前程远大的医生、画家和外交官，虽然比许多人更有天赋，却在生涯中惨遭失败，因为他们和盖尔芒特家族亲密无间的关系使医生和画家被看成是上流社会人士，外交官被看成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不能得到同僚们的承认。法兰西学院选举团成员穿戴的旧式长袍和红色无沿帽，不只是（至少在不久以前）墨守陈规的过去和闭关自守的宗派主义的外部残余。
“教授”们头戴饰有金色流苏的无沿帽，活象头戴犹太人锥形帽的大祭司，在德雷福斯案之前的年代里，他们仍然死死守住法利赛人①的旧观念。迪·布尔邦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但因为他不喜欢社交而得到了同僚们的承认。戈达尔大夫虽与维尔迪兰夫妇过从甚密，但维尔迪兰夫人是他的病人，此外，他那粗俗的举止也对他起到了保护作用，况且，他在家举办宴会时，只邀请医务界人士，宴会上飘溢着石炭酸气味。但是，在这些法定的社团中，蹈常袭故、囿于偏见，不过是廉洁奉公、道德高尚所索取的代价，假如在更加宽容、更加自由、很快就变得更加放荡的环境中，人们也就不会象这样墨守陈规了；在这些社团中，一位身穿银鼠皮里红缎长袍、和中世纪深居宫堡的威尼斯总督（也就是公爵）十分相象的教授，和另一个公爵——卓越而可怕的德·圣西门先生一样，有着高尚的品德，恪守崇高的原则，也象他那样铁面无情，不容异类。异类即那位热衷社交生活、有着不同的举止风度和不同的社会关系的医生。这位不幸的医生想掩盖他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关系，但又怕同僚指责他瞧不起他们（社交界人士的想法实在荒唐！），为了把事情做得圆满，特地举办混合晚宴，让医务界人士淹没在社交界人士中，希望用这种方式平息同僚的怒气。殊不知这样做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更确切地说，当十人委员会（实际人数要多一些）必须选举一个人填补教授职位空缺的时候，他看到投票的结果必然是一个比自己更循规蹈矩（即使才能不如自己）的医生当选，他听到对自己的否决声响彻墨守陈规的医学院，象莫里哀死前发出的“我发誓”②的喊声一样庄严，一样可笑，一样可怕，这时候，他才明白他的行为导致了他的失败。同样，那位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关系密切的画家，就因为被划为社交界人士（因为从事艺术的上流社会人士成功地被贴上了艺术家的标签），也在艺术生涯中惨遭失败。而那位有许多反动关系的外交官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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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利赛人是古代犹太教的一个派别，以严格遵守成文法律见称，《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②“我发誓”是莫里哀的喜剧《没病找病》中的一句台词。剧中没病找病的病人在发誓时总要说“我发誓”。莫里哀在剧中扮演病人。一次，当他演到第四场时，说完“我发誓”就咯血倒下，几小时后便去世。
但这是个别现象。出入盖尔芒特沙龙的知名人士基本上都是自愿地（至少自以为是自愿地）抛弃了一切和盖尔芒特精神、盖尔芒特礼节，和那个为任何一个多少是“法定”的“社团”所憎恶的难以形容的魅力格格不入的东西。
有些人知道，盖尔芒特夫人沙龙的一个常客曾在美术展览会上荣获过金质奖章，另一个是律师会议秘书，在议会中曾有过辉煌的开端，还有一个当过代办，机智地为法国效过劳，这些知情人会把二十年来不再有任何建树的人看成失败者。但“知情者”寥寥无几，而当事者往往最后一个想想自己的光辉业绩，他们认为，按照盖尔芒特精神，他们旧时获得的称号实在毫无价值。盖尔芒特精神不是让德·盖尔芒特夫人鄙视杰出的部长吗？比如，一个拘泥虚礼的部长或一个爱说同音异义谐语的部长，尽管报界对他们唱尽赞歌，可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却认为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人”，是“走卒”，或者相反，是商店的“伙计”，如果哪位女主人不慎将他们中的一个安排在她身边，她会厌倦得打呵欠，会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既然作为第一流政治家丝毫不能受到公爵夫人的尊重，她那些放弃外交生涯或军人生涯或退出议会的朋友们也就认为——至少嘴上这样声称——每天到他们瞧不起的一些殿下家里和这位高贵的女友相聚，同她一起吃饭聊天，这是最好的选择，尽管他们在欢乐中难免流露出来的忧郁和这个看法有点矛盾。
然而，应当承认，盖尔芒特府的社交生活虽然不能说是妙趣横生，谈话虽然不能说是高深莫测，但也不乏趣味和幽默。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左右，有些人颇有魅力，任何正式头衔都比不上这个魅力，那些最有权势的部长想把他们吸引到身边，却都白费力气。如果说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沙龙埋葬了多少知识分子的雄心壮志，甚至使多少崇高的努力付之东流，那么至少可以说，从这些志向和努力的遗骸中，产生了沙龙生活史无前例的繁荣。一些非常幽默的人（例如斯万）总认为自己比某些杰出人物略高一筹，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但是，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公爵夫人不是把才智，而是把幽默放在一切之首。在她看来，幽默是一种更少见、更完美的高级形式，既要有杰出的才智，又要有出众的口才。从前，在维尔迪兰沙龙，斯万把布里肖看成爱卖弄学问，把埃尔斯蒂尔看成才疏学浅，尽管前者满腹经纶，后者有奇才异能；他这样分类是因为受了盖尔芒特精神的影响。他从不敢把他们介绍给公爵夫人，因为他预感到公爵夫人会用怎样的神态对待布里肖的长篇大论和埃尔斯蒂尔的“趣话”：对于矫揉造作的长篇大论，不管是严肃的，还是风趣的，盖尔芒特精神一概视作最令人讨厌的蠢话。
至于那些血统的盖尔芒特，如果说家族精神未能象那些文社（所有成员都用同一种方式发表演说，陈述看法，因而也就用同一种方式思想）那样，传到他们每个人身上，这当然不是因为上流社会人士比文社成员更具有个性，而妨碍他们互相模仿。模仿不仅要以缺乏强烈个性为条件，而且还要有相对灵敏的耳朵，首先要能辨别，然后能模仿。然而，在盖尔芒特家族中，有些人也和古弗瓦西埃家族成员一样，完全没有乐感。
举一种练习为例。按照模仿的另一个意义，人们把这种练习叫做“模仿”（盖尔芒特家的人称之为“攻击”）。尽管德·盖尔芒特夫人模仿的本领令人叫绝，但古弗瓦西埃家的人却毫无感受，他们简直不是人，而是一群兔子，因为对于公爵夫人企图模仿的那个缺点和语调，他们从来注意不到。当公爵夫人“模仿”里摩日公爵说话时，古弗瓦西埃家的人会大声抗议：“啊！不，他才不这样说话呢，昨晚上我还和他一起在白白家吃晚饭，他和我交谈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不是这样说话的。”然而相反，稍有一些文化修养的盖尔芒特会嚷起来：“天哪，奥丽阿娜太幽默了！最让人吃惊的，是她的模仿能以假乱真！我还以为是里摩日在说话呵。奥丽阿娜，再来一点儿！”然而，这些盖尔芒特（更不用说卓越的盖尔芒特了，听到公爵夫人模仿里摩日公爵，无不钦佩地说：“啊，您（或你）学他简直学神了！”）虽然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看来他们缺乏幽默感（她说的一点不假），但因为经常听她说话，经常把她的话转述给别人，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也就能马马虎虎地模仿她说话和评论的方式了（斯万和公爵夫人本人把这叫做她的“编写”法），甚至在谈话中他们也会说一些在古弗瓦西埃家的人看来很象奥丽阿娜精神，但在他们看来却是符合盖尔芒特精神的话来。因为这些盖尔芒特不仅是奥丽阿娜的亲戚，而且是她的崇拜者，所以有时她会去看望他们（她却把家族其他成员视如敝屣，不理不睬，以报她少时所受的凌辱之仇），一般是在美丽的夏季，由公爵陪同前往。公爵夫人登门拜访可是件大事。埃比内亲王夫人正在楼下的大客厅里会客，当她远远瞥见公爵夫人头戴着一顶迷人的帽子，斜撑着一把泻出夏日气息的小阳伞，慢悠悠地斜向穿过院子，朝她家走来时，就象是看见了一场小火灾最初的火焰或意外入侵的“侦察队”，心儿怦怦地跳了起来。“瞧，奥丽阿娜来了，”她说，就象发出了一道口令，小心翼翼地通知她的客人，好让她们有时间秩序井然地离开，镇静地撤出客厅。多半人不敢留下，起身要走。“不，干吗要走？我很高兴再留您一会儿，”埃比内亲王夫人装出贵妇样轻松自若地说，但声音却变得虚情假义。“你们可能有话要说。”“您真的要走吗？那好，以后我去看您，”如果是不值得挽留的女宾，女主人就这样回答。公爵和公爵夫人极其礼貌地向埃比内亲王夫人的客人致意。多年来，他们在这里和她们相遇，但仍象不认识一样，而她们出于谨慎，也不敢主动同他们打招呼。客人一走，公爵便关切地询问起她们的情况，装出对她们内在的品质感兴趣的样子，只是因为她们命运不佳，或是因为奥丽阿娜神经过敏，不宜同女人多来往，他才不能请她们到他家作客：“那位戴粉红帽子的矮个子女人是谁？”“嗨！我的表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