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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德·夏吕斯先生和维尔迪兰夫人不再进行互访，维尔迪兰夫人却继续接待客人，而德·夏吕斯先生则继续寻欢作乐，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有几个无关紧要的小小区别。例如，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戈达尔现在参加招待会时身穿《梦幻岛》中的上校军装，相当象一位海地海军上将的军装，呢料上有一条天蓝色的宽绶带，使人想起“玛利亚的子女们”的绶带；德·夏吕斯先生过去喜爱成年男子，由于他现在所在的城市中成年男子都已销声匿迹，他就象某些法国人一样，那些人喜欢在法国的女人，并住在殖民地里：他迫不得已，先是养成了玩男孩的习惯，后来开始喜欢男孩。
不过，这些特点中的第一个特点相当迅速地消失了，因为据报上说，戈达尔不久便“面对敌人”而死，虽说他没有离开过巴黎，实际上是因年老过于劳累，不久以后维尔迪兰先生也随之而去，他的死只使一个人感到悲伤，据说此人就是埃尔斯蒂尔。我曾以一种可以说完美无缺的观点研究过他的作品。但是，随着年事渐高，他迷信地把自己的作品和曾经为他提供模特儿的社会联系起来；通过印象的炼金术，社会在他的笔下变成了艺术作品，为他提供了公众和观众。他越来越象唯物主义者那样相信，美的显著部分存在于事物之中，所以他先是把埃尔斯蒂尔太太看作他曾在自己的绘画中和一些挂毯中追求过、喜欢过的有点粗俗的美的典型，而维尔迪兰先生的去世，使他看到社会背景，即行将消失的背景——同作为该背景组成部分的时装式样的过时一样迅速——的最后一批残余中的一种随之消失，这种残余可以扶植一种艺术，证明其可靠性，犹如法国大革命在摧毁十八世纪的优雅时，可以使一位游乐图的画家感到难过，或是蒙玛特尔高地和烘饼磨坊的消失，会使雷诺阿感到伤心；但是，维尔迪兰先生的去世，尤其使他看到一双眼睛和一个头脑的消失，它们曾对他的绘画作过最为中肯的评价，他的绘画可以说是以令人喜欢的回忆这种状态存在于它们之中。也许已经出现一些同样喜爱绘画的年轻人，但他们喜爱的是另一种绘画，他们不象斯万那样，不象维尔迪兰先生那样，得到过惠斯勒有关情趣的忠告，得到过莫奈有关真实的建议，这些忠告和建议能使他们正确评价埃尔斯蒂尔。因此，听到维尔迪兰先生的噩耗，埃尔斯蒂尔感到更加孤独，虽说多年来他和维尔迪兰先生并不和睦，对他来说，这犹如他作品中的一点美，随着宇宙中存在的一点对这种美的意识的消失而黯然失色。
至于德·夏吕斯先生在寻欢作乐方面的变化，则仍然是断断续续的：他同“前线”保持着大量通信，因此并不缺少相当成熟的休假军人。
我过去相信别人说的话，当听到德国、保加利亚和希腊依次声明自己的和平意愿时，我真想相信这些话。但是，自从同阿尔贝蒂娜和弗朗索瓦丝一起生活以来，我已习惯于猜测她们没有明言的想法和计划，所以我不让威廉二世、保加利亚的费迪南和希腊的康斯坦丁用任何冠冕堂皇的话来欺骗我的本能，我的本能可以猜到他们中任何一个策划的阴谋。我同弗朗索瓦丝和阿尔贝蒂娜的争吵，当然只是私人间的争吵，只会涉及一个人这样的小小精神细胞的生活。但是，存在着动物的躯体和人类的躯体，即细胞的组合，每个组合对于一个细胞来说犹如勃朗峰那样高大；同样，也存在着个人的有组织的巨大集合体，称之为民族；集合体的生活只是在扩大作为组合成分的细胞的同时重复细胞的生活；谁不能理解细胞生活的秘密、反应和规律，谁在谈论民族之间的斗争时就只能空话连篇。但是，如果有人掌握这些个人的心理状态，那末，这些由个人聚集起来的巨大群体在发生冲突时就会在他的眼里呈现出一种美，这种美要比只是由两个性格刚强的人进行冲突而产生的斗争更为强烈；他将以这样的比例看到它们，如同一群纤毛虫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躯干，而装满一个放在旁边的一立方毫米的容器，需要的纤毛虫多达一万多条。这就是近来法国的伟大形象和德国的形象，法国的形象连四周都充满几百万个各式各样的小多边形，德国的形象则充满更多的多边形，这两个形象之间具有这些争吵中的两种。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德国的躯干和法国的躯干、协约国的躯干和敌人的躯干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如同个人一般。但是，它们相互进行的打击，是受一种不可胜数的拳击的支配，圣卢曾对我阐述这种拳击的原则；因为即使把它们看作人，它们仍然是个人的巨大集合体，所以争吵就具有广泛而壮丽的形式，犹如波涛万千的海洋在翻腾，试图冲垮一排百年的悬崖峭壁，犹如巨大的冰川，企图以毁灭性的缓慢移动，摧毁与它们邻接的山坡。尽管如此，对于在这个故事中出现过的许多人来说，生活仍以几乎相同的面貌继续，对于德·夏吕斯先生和维尔迪兰夫妇来说尤其如此，仿佛德国人并没有离他们这样近，正如一直威胁着的危险，虽说现在未被消除，但我们如果不去想它，就会完全对此无动于衷。通常，人们去寻欢作乐时决不会想到，如果使其孱弱、减少活力的作用一旦中止，纤毛虫的繁殖就会达到顶点，即在几天之内激增到几百万，从一立方毫米增大到一个比太阳大一百万倍的体积，同时摧毁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所有氧气和物质，这样就不再有人类，不再有动物，不再有地球，或者没有想到，一种无法弥补、十分可能发生的灾难，在太空中将由不断进行的激烈活动来决定，这种活动被太阳表面的不变性所掩盖：他们忙于自己的事情，无暇考虑这两种世界，一种世界太小，另一种世界又太大，所以他们没有看到因他们而笼罩在我们周围的宇宙危险。
就这样，维尔迪兰夫妇举办晚宴（不久之后由维尔迪兰夫人一人举办，因为维尔迪兰先生在不久后去世），德·夏吕斯先生则寻欢作乐，并没有想到德国人—— 德国人确实因一道不断更新的血的屏障而留在原地——离巴黎只有一小时汽车的路程。然而，后来有人说，维尔迪兰夫妇想到了这点，因为他们有一个政治沙龙，每天晚上在沙龙讨论形势，不仅讨论陆军的形势，而且讨论海军的形势。他们确实想到那些一个团一个团被歼、旅客随之遭殃的大屠杀；但是，一个相反的运算大量增加与我们福利有关的事物，又用一个极大的数字来除以与我们福利无关的事物，以致几百万无名氏的死亡几乎没有使我们受到触动，即使有所触动，也不象穿堂风那样令人不快。维尔迪兰夫人患偏头痛，因不再有羊角面包可以浸泡在她的牛奶咖啡里而感到难受，她终于让戈达尔开了处方，使她能在我们曾谈到过的某家饭店里买到羊角面包。从当局那儿得到这种处方，几乎同一位将军的任命一样困难。早晨她又拿起第一只羊角面包，只见报上叙述卢西塔尼亚号①沉没的经过。她一面把羊角面包浸泡在牛奶咖啡里，一面用手指轻轻弹着她的报纸，使报纸能全部打开，又不必移动那只浸泡面包的手。她说：“多可怕！这比最可怕的悲剧还要可怕。”但是，所有这些溺水者的死亡，在她眼里想必已缩小到原来的十亿分之一，因为她嘴里塞满面包在发表悲痛的感想，脸部却浮现出心满意足的表情，这种表情也许是因治偏头痛的良药羊角面包的味道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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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卢西塔尼亚号是英国班轮，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被德国潜艇击沉，间接促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至于德·夏吕斯先生，他的情况有点不同，但更加糟糕，他不但不热情希望法国取得胜利，而且走得更远，暗中希望德国即使不取得胜利，也至少不要象大家希望的那样被打垮。其原因是，在这些争端中，称之为民族的个人大群体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同个人一样。指导它们的推理方式是内心型的，并不断受到激情的改造，犹如卷入爱情纠纷或家庭纠纷的人们的推理方式一样。例如儿子和父亲争吵，女厨师和女主人争吵，妻子和丈夫争吵。有错的民族却认为自己有理——就象对德国这个情况那样——，而有理的民族往往理所当然地提出一些论据，它认为这些论据无可辩驳，只是因为它们符合这个民族的情感。在这些个人的争吵中，要理所当然地相信两方中的任何一方，最好的办法是属于这一方，一个旁观者决不会完全赞成一方。然而，在那些民族中，个人如真正属于民族，就是民族一个人的一个细胞。洗脑子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如果有人对法国人说他们即将被打败，任何法国人都不会象听到别人说他即将被贝尔塔远射程炮打死那样感到绝望。真正的洗脑子，是用希望对自己洗脑子，如果人们真是一个民族活的成员，洗脑子就是保存这个民族本能的一种方法。为了对德国一个人的事业的非正义性视而不见，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缺乏判断力；为了随时看到法国一个人的事业的正义性，对一个法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具有判断力；对这两者来说，最好的办法是爱国主义。德·夏吕斯先生具有罕见的道德品质，他富有同情心，慷概大方，对人友爱、忠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之一是他的母亲是巴伐利亚州的公爵夫人，这点可能会起作用——他没有爱国主义。因此，他既属于法国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