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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老人折身要起来送他，被他按住了。他辞别了张国玺夫妇，跟着男司机坐上了那辆黑色奥迪汽车，先到昨天老者出事的地方去骑自己的自行车，但是到了那里却不见了自行车的影子。这才想起来，当时由于自己紧张，忘了上锁。这年头稍细一点的锁都挡不住小偷的铁钳，更何况是自行车没有上锁，简直就等于是开门揖盗。丢了就丢了吧，也值不了几个钱，还是赶快去见妻子要紧。任凭坐上车匆匆向家里驶去。
任凭当时在一个都市村庄里居住，租的是一间半住房。司机送到村口，任凭就让他停下来，但是他不依，非要送他到家门口。车子在村里窄窄的街道上像蜗牛一样前行，任凭心里想还不如下车自己走得快。这时他忽然就看见了乔静，她在街道一旁的一家商店门口站着向远处翘望，任凭知道她是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赶忙让司机停了车，车子正好滑行到乔静的面前，乔静见任凭从汽车里猛地钻出来出现在自己面前，感到又惊又喜，也不顾街上的行人，伏在任凭的怀里就哭起来，边哭边用小拳头在任凭的胸前雨点似地擂，任凭一边解释着，一边说回家吧回家吧。乔静说，她一夜没睡，电话打到那位老乡家，那位老乡说任凭早就走了。于是她越发着急起来，一会儿想着任凭出了车祸，满世界地找，都快发疯了。一会儿又想到任凭可能拿的有钱，遇见了抢劫的歹徒，就打110报了警，警察来后见是这种情况，也无可奈何地走了。任凭没想到自己一夜不归竟给妻子带来这么大的担忧，自己当时只是想到家里没电话，没办法联系，也没想到向那位老乡家里打个电话。他将昨天的事说了一遍，妻子这才明白过来，说救人是应该的，只是自行车丢了，上下班怎么办呢？那位司机在任凭的门口停了车，下车跟着任凭夫妇就向里走，任凭让他回去，他却说送人就要送到家里，任凭估摸着是张国玺交待的，人家省长秘书办事真周全，肯定是让司机亲自到任凭家里看看，下次再来就能找到了。任凭送走了那位司机，安慰了一会儿妻子，就出门去上班了。
到单位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多钟，大家正在为着分房的事吵吵着，方案已经定了，但是具体到划分就又争执起来，因为方案决定的是能不能分到房子，具体的划分标准决定的是分到什么样的房子，大家什么工作都不干了，聚集到一间大的办公室里热烈地讨论。局长看这样下去不行，就又商讨着成立个分房委员会。由分房委员会决定划分标准。但这样一来问题又来了，分房委员会成员都是要分房的人，免不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话，所以制定的标准都对自己非常有利。别的人提了一大堆意见，下一稿的时候，依然如故。出了几稿后，领导也不耐烦了，说好坏就按这个标准了，没有绝对的公平！
5
那天上午十一点多的时候，张国玺打来电话，说中午请他务必过去吃饭，待会儿让司机过来接他，任凭不想去，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让人家请客，怪不好意思的。他不是那种帮了忙想求得报答的人。但是张国玺不依，说如果他不去，就到家里去请他。任凭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他坐上停在调研局门口的黑色奥迪车的时候，正好被局长看见，那位局长坐的才是一辆普通桑塔纳，看到一辆这么好的车来接任凭，脸上就露出了复杂的神情。任凭也不管他，只管坐上车绝尘而去。
张国玺请任凭吃饭的地方是航天大酒店，这里是东郊几个比较豪华的酒店之一，原来是省委招待所开的饭店，是专门接待中央领导的，实行市场经济后转向自负盈亏，对外营业。但省委省政府来了客人习惯上还是安排到这里招待。在二楼的一个包间里，张国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已将身上的风衣脱了下来，穿一件蓝色西装。任凭进去后他起身让座，说让任凭坐上首，任凭不好意思，两人推让了一回，最后还是张国玺坐了上座。
张国玺说：“今天也没有外人，就你我和司机三人，没有别的意思，就想表达一下谢意。老爷子年龄大了，昨天不是你相救，恐怕今天我就不是在这里了，恐怕就在火葬场了。”
任凭说：“我不相救还有别人，世上总还是好人多。再说这也算不了什么，举手之劳罢了。”
张国玺感动地说：“也不能说就是举手之劳，光是垫上的几千元钱，一般人是要考虑考虑的。万一伤者家里人还不起你那钱呢？你不是得自己背着吗？再说万一要是找不到伤者家属呢？这足以说明你的思想情操高尚。”
任凭说：“你过讲了。其实当时我什么也没想，只是想着救人。”
张国玺一边催小姐快点上菜，一边让小姐拿酒来，小姐问要什么酒，张国玺问任凭是喝五粮液还是喝茅台，任凭说随便，自己不是很擅长喝酒。嘴上这样说，心里想着这两样酒自己都没喝过，当然是哪一样都可以。张国玺就让拿瓶52度茅台来。
张国玺问：“你现在调研局任什么职务？”
任凭见问这些，自己就觉得局促起来，双手不住地在腿上面搓来搓去。对方是省长秘书，自己是普通机关的科员，差别太大了。人都是这样，如果去掉了头上的光环，大家都是一样的，鼻子眼都一样多，谁也不比谁高明，就像人在澡堂里洗澡，国家主席和普通百姓也难以分清。但是一旦观念里有了这种光环，那就在心理上形成了高下不等的感觉，这时就不会那么自然地谈天说地了，刚见张国玺的时候，任凭倒不觉得有这种距离感，但今天张国玺问到自己的级别，自己倒真是须仰视面前的这位省长秘书了。按照惯例，给省长当秘书的起码也是县处级。
“还没有解决职务。”任凭低着头说了一句。
“喔，是这样。给你个待遇了没有？”张国玺摸着下巴说。任凭知道他说的待遇就是非领导职务，什么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之类。
“没有，单位年轻人多，还没有轮上。”任凭实话实说。
“你毕业几年了？是本科吗？”张国玺问。
“我本科毕业已经六年了，是黄大中文系的。但我原来不在这个单位，原来在县里。凡事都有先来后到，所以还没有排上。”任凭故意说自己原来在县里，自己也不知说这点干什么，可能是强调一下自己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职务，是因为客观因素，不是自身的问题。
“中国的官吏制度太害人了，论资排辈，有人熬到白头也到不了县级，怎么会像俄罗斯那样有三十五岁的总理！这样吧，我先做一下工作，先给你解决个科级吧。不要急，慢慢地来。要还有什么困难，请你给我说。”张国玺眼睛看着桌上的杯子说。
“其实无所谓，你不要太操心了。”任凭不好意思起来。要说自己一点不看重这个，也不实事求是，但是任凭确实没想到去刻意追求。
“不，这是个政治待遇，不是你看重不看重的问题。要不机关里的人追求点什么？追求这些没有错。况且这也是实现自己价值的一种形式嘛。”张国玺说。
这时小姐端上了两个菜，一荤一素，一个是素三丝，一个是小龙虾。张国玺端起酒杯，和任凭碰了一下，将一杯酒喝下去。任凭也喝了一下，直觉得那酒有点怪怪的味道，但是感觉醇香，好像比别的酒要稠一点，粘粘的。接着张国玺提议吃菜，任凭没见过小龙虾，不知如何下筷，只用眼睛看那两只长长的须。他害怕张国玺笑他浅陋，司机吃的时候就偷偷地观察。直到看见司机从那浓浓的汤汁中夹了一块虾肉过去，自己才照着他的样子夹了一块。这东西吃起来和普通的虾仁差不多，甚至比普通的虾仁还粗糙些，真不知道它哪里值几百元钱。接着又上来两个菜，小姐报告说，一为西芹百合，一为烧黄花鱼。张国玺解释说，因为人少，也没要那么多菜，请任凭不要客气。任凭喝了二三两茅台酒，就觉得有三分醉了。所以匆匆吃了饭，张国玺让小姐把单子拿来，小姐报价说共一千一百三十元，任凭吃了一惊。三个人就吃了一千多元！张国玺也不看，直接在单子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和任凭一块下楼来。
在车上的时候张国玺给任凭一张自己的名片。任凭说自己没有名片，就跟张国玺要了一张名片，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留在上面，递过去，算是个礼貌。
一个礼拜以后，调研局长突然找到任凭谈话，说组织上看他工作不错，又有基层工作经验，决定提拔他当副处长。任凭心里明白，但也得向局长表示感谢。就这样一道红头文件下来，任凭就是副处长了。又过了一年，张国玺给他当秘书的那位省长当了省委书记，张国玺也安排个省政府副秘书长。又过了一年多，中州市换届调整，张国玺就到了市里当了管组织的市委副书记。他来没多久就把任凭叫去，见任凭还是副处长，就将任凭调到城建局任处长。这一切张国玺做起来就像玩于股掌之间一样驾轻就熟，任凭也不知道这里面的过程，也可能他只给城建局长打个电话，也许直接将组织部长喊去如此这般交待一番，反正事情办得很快。任凭对官场的这些还不是很熟悉，但是有一点他知道，这个张国玺是个人物，也很够意思。但是自己才刚上任没多久，他就又让过去，难道又有什么好事找自己了吗？
任凭想着就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市委那座神秘的小楼，刚进门就被门卫拦住了，任凭说找张书记，那人赶忙将电话拨过去，得到了允许后才让任凭过去。
张书记的办公室很宽敞，大约有四间普通房子那么大小，周围是一圈真皮沙发，靠西墙是一排书柜，里面多是些马列毛著作。中间则是一段空旷的地带，就像是一个小型舞池。任凭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埋头批阅一份文件。他明显地较前两年胖了，但也显得更有风度。他抬头看见任凭来了，没有站起来，只是轻轻地说了声“先坐一下。”
任凭就坐在靠墙的一张沙发里。这时张书记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码说：“小王吗？请你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