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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小鬼们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鬼哭狼嚎的时候。拉里总是瞄准他们的头，以便能将他们头上的假发打掉。
这种游戏我们是从阿诺德那里学来的，是他和洛杉矶的查利·西恩等一帮人的发明，他们将其命名为“尖兵突击”。但我们喜欢称其为“鼠纵队”，因为我们总是像机枪手一样埋伏在拉里悍马车的后面，颇似电视里播放的老片《鼠纵队》。
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个，是阿诺德与我们一起到硅谷去找T·J·罗杰斯的时候。当时，阿诺德用的是彩弹枪，而不是水枪。坦白地讲，这有些过于残酷，因为被彩弹击中会很疼，而水枪则没有那么大力量。
但是，阿诺德说让我们尽管放心，即便我们被拘捕，他也保证我们能够免受牢狱之灾。的确，我们不得不承认，阿诺德是能兑现诺言的。拉里经常说他是个共和党人，但算不上真正是。
“你在听吗？”拉里问。
我只是叹了口气。
“我说，我有些担心你了。”拉里说道。
突然之间，我有了一种莫名的想哭的冲动。有些事情的确会使我抹眼泪。还没等我挂上电话，我的眼睛里已经有了眼泪。我下了床，走到镜子前面。照镜子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我的房间里到处都有镜子。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心想：老乔，你这家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应当相信自己，好吗宝贝？好了，振作起来！
我来到厨房，打电话把我的管家布里·奇恩从她的男朋友家叫醒，然后让她给我做了一个芒果爽冰沙。然而，这也没让我振作起来。
这的确很可怕，因为如果芒果爽冰沙也无法使我振作，那说明我的情况的确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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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获了诺贝尔奖（1）
2006年6月28日，阴。心情：恍惚
星期天晚上，我又一次做了那个经常会做的梦—我获得了诺贝尔奖。但这次梦中事情却并不顺利。颁奖人给我颁奖之后，我便突然发现自己站在大街上，只着一块*布，扛着一个十字架。大街上的人们冲我喊着，还向我吐口水。然后，我被架到了十字架上。我往身边看看，比尔·盖茨也在我边上，他也被架上了十字架。“我早就知道，你会有如此下场。”我说，“可是，我为什么也会这样？”盖茨笑着说：“你也上了十字架，因为你的那些好主意都是从我这里偷走的。”
我惊叫一声，醒了过来。天已经蒙蒙亮了。
这就是我生活的真实情况，人们很难想象到我所承受的压力。开公司本身就不那么容易，如果你加入了一个以创造性为主导的行当，那就更难上加难了。我所要做的就是总要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每当我们推出一个新产品，就必须同时构思出5个后续产品，而每个产品都是一场血腥的战斗。我曾经想，也许我上了年纪，就会感觉到工作轻松了。但实际上，我的事业却越来越难做。还有一些靠创作过活的人，比如毕加索和海明威，当人们问他们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创作是否会更加容易时，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创作永远都是新的战斗。这不，海明威最终将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喉咙，毕加索也死于一场斗牛。我想，一般人很难理解这一点。
每当我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时，我都会挖空心思去创造一些新鲜玩意儿。然而，我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处理各种紧急而又耽误正事儿的鸟业务。每天都有上百万人要见我，要与我通电话，我的电子邮箱里每天都会塞满不计其数的邮件。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四处找我，因为我们的电脑在用完之后不能变成肥料；欧盟委员会的人很恼火，因为iTunes和iPod只有同步才能畅通使用；微软这个地球的万恶之源，30年来也一直盯着我，偷学我所做的一切。
但话又说回来，我必须承认，我的生活还是蛮绚丽的。得益于多年的修炼和饮食节制，已年过50的我仍然保持了良好的体格。同时，我还是一个手段高超的瞌睡虫，无论是面对一个人，还是面对一群人，比如参加苹果公司新闻发布会和Macworld展会的人们，我要打起瞌睡来，天塌下来也拦不住，因此我得经常小心。有一次我到库珀蒂诺市史蒂文斯·克里克大街的一家星巴克喝咖啡，在里面工作的女员工们便开始对我眉目传情。我想，她们一定知道我是谁，因此她们有些紧张，就像见到了布拉德·皮特和汤姆·克鲁斯。渐渐地，她们看我的眼神变得有些迷离。我深知，此刻如果我打一个响指，她们当场就会把我拖到咖啡机后面，然后对我动粗。或者，她们会把我带到卫生间，那里更舒服一些，私密性也好得多。我倒不想这样做，因为我不愿意。但是，要知道，我却具备这个能力。
事业上，我得到了命运的双重垂青。我除了拥有一家计算机公司，还有一个电影工作室。也许大家都听说过，那就是迪士尼。对，就是迪士尼。在迪士尼之前，我经营着一家公司，叫做皮克斯（Pixar）。我们制作了几部小有名气的电影，比如《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买下皮克斯时我花了1 000万美元，后来我以75亿美元将它卖给了迪士尼。这个回报率还不错吧？
我梦见获了诺贝尔奖（2）
钱带来了一个问题。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为此困惑不已。不过，好在我非常注重精神修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佛学和禅学的研究，这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能够正确面对罪过。我的身家涨到10亿美元的那一天对我来讲是个重大突破，这的确不是件小事，你可以问问那些已跻身这一行列的人。你会变得飘飘欲仙，因为那时候所有人都会对你刮目相看。你已不再是平庸之辈，你已成了亿万富翁。
这就像一些电影中描写的主人公为自己获得了心灵感应力而欣喜若狂。我记得，那一天我*地站在苹果公司办公室的镜子面前，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这一习惯，我用这一方法检查自己的身体。我会每个月拍一张照片，然后将它们储存在电子相册中。使用我们自己的iPhoto软件，完成这一切不到一分钟。成为亿万富翁的那一天，我面对镜中的自己，嘴里念念有词：史蒂夫成了亿万富翁，史蒂夫身家超过10亿，10亿啊！就这样，我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你首先会得意忘形，然后便会飘飘欲仙，但最终你会觉得有一种负罪感。这时候，我的禅便会来帮助我。我会坐下来静静冥想，竭力使自己不去想那些财富。我坐在那里，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我会突然睁开眼睛，走出迷茫。我会铆足了劲大吼一声，吼叫的对象是我假想站在我面前的一个指责我如何如何有钱的家伙：“你这蠢驴！那是我比你聪明，比你优秀，我改变了这个世界，我值得拥有这一切！”
这一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就在两天之后的一个早上，我醒来之后便想出了iPod的主意。真的。
我认为，我并没有因为如此富有而受到人们的青睐，但这并不是我的错，事实就是如此，我无法控制。对此，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有一次，我听了一首莫扎特9岁时写的交响乐。我想，这怎么可能？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莫扎特这样的奇才？当然，音乐天才靠的是基因，造物主会定期定点地出炉这样的天才。然而，为什么造物主最后选择了18世纪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那是因为，那里是有史以来最为肥沃的音乐之乡。况且，莫扎特的父亲还是一名音乐教师。
我的情况也类似。我1955年生于旧金山，是一对大学生夫妇收养了我。我出生的那个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死气沉沉的小镇叫做Mountain View，以后时来运转，它成了硅谷的核心地段。这看上去也许是巧合，但我认为，可能的确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改变着我们的命运。设想一下，假使我出生在东方的一个遥远村庄，或者我的生父生母没有把我扔掉，或者假如我并没有在惠普公司遇到史蒂夫·沃兹尼克，而是把自己的大好时光整日浪费在咖啡店里读萨特和加缪的作品以及写那些蹩脚的小诗上面，情况又会怎样呢？
我想，关键问题在于，这次领养是一种必须，这个世界需要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留在芦苇丛中的摩西。如果摩西与他的犹太母亲待在家里，而不是在法老家族中长大，那么犹太人便不会离开埃及，因此也不会有后来的摩西十诫和逾越节以及复活节，历史便将会改写。我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我被收养的磨难，也便不会有苹果电脑、麦金托什机、iMac、iPod和iTunes。
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状态。我处处以自我为中心，有时候还讨人嫌。有人曾对我说，我看上去像一个自恋的自大狂。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吗？我回答说：“如果哪天早上你醒过来，你成了我乔布斯，你难道不会自大吗？你难保不会？”
当然，富甲一方、名震寰宇和才华横溢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便是总会有一群无赖要找你的碴儿。
我便被许多这样的无赖看上了，包括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尽管我对这个世界有卓越的奉献（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却仍一心要我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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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把我气疯吗？（1）
2006年6月30日，大雨。心情：不安
早上，我来到了乔布斯Pod，发现我的助手贾里德一脸丧气地站在那里。
“我说，你能否将他们请走？他们把所有事情都搞糟了。”他说。
“你说谁？”
“他们！”他说着，拉着长脸指了指楼下的大厅。
他说的是桑普森和他的那些律师，他们已在戴维·克罗斯比会议室安营扎寨了。我们的行政区共有5间会议室：克罗斯比、斯蒂尔思、纳什、杨和迪兰，我们只能给他们一间。我说：“不能让他们住在迪兰，因为我害怕，让他们去克罗斯比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克罗斯比离我的乔布斯Pod最远。
“好的，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天哪，我简直不能忍受了。我是说，他们总是问我洗手间在哪里，他们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