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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四：在时间上打折扣，钻空子。下午4点多钟放学了，6、7点钟才回家，明明是上网吧玩游戏去了，回家告诉父母老师补课了。就在前不久，我带领初三年级学生参加体育中考，乘坐大轿车把学生送回学校的时间是中午11点40分，到下午4点多钟一女生家长打电话找我，询问下午学校有没有补课，孩子到现在未归。我亦愕然，知道事情不妙。到晚上8点多钟回家，那位学生编了一通谎言，家长深信不疑，反过来打电话安慰我：“关老师，您放心吧，没事，我都问清楚了，是七八个女生在一起。”我心中不免可怜这位家长，女儿是约了一个男生单独行动，却轻易骗过了为她揪心了一下午的妈妈。
孩子们的不诚实确实到了非纠正不可的地步了，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即使有再多的学识，再高的学历，将来也不会被社会所接纳，甚至有可能自毁前程。其实据我了解，家长们对这种种现象深恶痛绝，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诚实守信，弄不明白孩子们怎么沾染上的这些坏毛病。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我的看法是：一、跟大人学来的，二、环境逼出来的（当然我不否认还有其他原因，但这两点我有根有据）。
我的一个学生说话嘴巴不干净，总带脏字。老师要求并帮助他改，他理直气壮地说：“您先把我爸管好了，我就改。”看看，家长在和孩子犯同样的错误，而且孩子的错肯定是从家长那儿模仿来的，在宽容大人的前提下我们如何去要求孩子？情同此理，今天我们成年人的不诚信作为远比孩子们严重得多，且不说这种榜样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多大，有些家长确实是“教唆”孩子违背诚信，自己却浑然不知。例如，当老师的都有这样的体会，有些经常迟到的学生，拿着家长的说明或者假条到校，迟到理由往往是：今天早晨突然头晕，或头疼，或肚子疼等等。学生迟到一般也就晚到个四五分钟，凭直觉老师就能判断出它的真实性：大多数都是起晚了，家长怕孩子挨批评，于是写一张假假条，替孩子撒个谎。更有甚者，我刚刚送走的一个学习非常优秀的毕业生，初一、初二两学年无数次迟到，为此班主任没少做工作，因为他直接影响了班集体的荣誉。不曾想孩子道出的实情是：妈妈为了让他多睡会儿，每天把闹钟拨慢15分钟，先“好心”地欺骗了孩子，再找各种借口欺骗老师。还有的家长为孩子不完成作业写假条，为不参加集体活动写假条，和孩子一起编造谎言应对老师。
今年五一有7天长假，我为初一年级同学设计了一项活动，叫作“自立，我能行”。要求每个同学用50元钱为爸爸妈妈做一顿饭。我的要求很具体，从采购开始，到自己动手做，米饭、肉炒豆角、素炒土豆丝、西红柿汤，由家长指导，但不能动手帮忙，然后家长负责按项目计时打分，学生自己记录下操作过程。这本是锻炼学生动手能力的一个很好机会，但把预先发下的表格收上来一看，我的感觉是尴尬、失望、悲哀。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孩子并没有按要求去做，只是家长在表格上画了个√，然后每一项都打了20分（满分）。我的一片良苦用心被家长糟蹋了。孩子失去一次锻炼的机会事小，家长这种善意的欺骗，不是在教坏孩子吗？我不想指责家长，只是想提醒您，在教育孩子问题上一定要做到“正人先正己”，尽管这个“人”只不过是个孩子。
2004年7月20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临近尾声时，柳州铁路公安处民警杨顺德的女儿杨桢贞的一番话发人深省：
“对于我，爸爸曾满怀愧疚地说过，多年来他只忙于工作，为我付出的太少太少。为什么要这样想呢？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为我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都伴随着他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我在家养成了长时间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学习的习惯，是因为身旁的爸爸那股专注的读书写字的劲儿，让我不好意思开小差；一进高中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通过不懈努力被较早地批准为学生党员，是因为从小受到爸爸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责任感的熏陶；我在大学里勤工俭学，去年圣诞节把攒下的第一笔家教收入500元寄回了家，是因为从小就对自己许诺要做个像爸爸那样孝顺的孩子。如果说我对爸爸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就是希望他能好好保重身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爸爸的健康和快乐。”
这一期节目的题目是《谁能把孩子带出网吧》，我没有从头看，但是最后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位杨警官在为他人的孩子忙碌时，好像忽视了对自己女儿的教育，实际上他的行为，他的以身作则是最高层次的教育。
另外，作为老师，我们认为孩子在上学期间迟到、缺作业等等行为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过错，家长如果不为孩子作伪证，就让老师批评，甚至惩罚了他，让他为自己的过错付出点代价，未必就是坏事。而家长在这个时候对孩子施以“爱心”，用不恰当的方式袒护孩子，您却在给孩子充当不诚实的榜样。
孩子的不诚信一方面是跟大人学来的，另一方面也有的是被大人逼出来的。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孩子虽说物质生活够丰富，不能算不幸福，但是学业负担以及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确实超出了他们这个年龄所能承受的范围。怎么办呢？毕竟是孩子，他们就要开动脑筋，想尽一切办法，钻老师和家长的空子，能多玩就多玩一会儿，能偷懒就偷点懒，能少挨老师的批评，能少挨家长的骂……那就只有撒谎，时间一长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说到家长“逼”孩子，我也为家长们叫屈。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们疼还疼不过来呢，干嘛要跟孩子们较劲？这一个“逼”字里面又包含了多少无奈，作为矛盾漩涡中的老师与家长不也是苦衷多多吗？
一次，一位年轻班主任向我抱怨一位学生家长，缘由是老师看好这个学习不错、很精干的小男孩，让他在班委会中担任职务，却遭到家长的反对。作为年级组长，我当然对家长的这种态度不能认同。于是在一次家长会上我便对这件事提出了质疑，并自觉理直气壮。没曾想，这位家长十分坦诚，主动打电话给我，承认“您批评的那位家长就是我”，而且很坦率地亮明自己的观点：孩子浮躁，成绩并不理想，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得拿分数来说话，竟然说得我也无言以对。因为家长肯花高价让孩子上我们这种民办学校，毕竟是冲着“考上好高中”来的，当个小干部多多少少要分散一些精力，花费一些时间，难免对个人的学习带来一定的影响，家长的这种“现实”也不无道理啊！
至于素质教育，做人教育，虽然说起来是今天教育的主旋律，但是中考、高考还不是以分数定终身吗？《现代教育报》曾以“该不该按分数排名”进行讨论，正方、反方都振振有词，各说各的道理。据说某省教育主管部门还出了文件，对于敢顶风违纪，给学生排名的学校领导、老师以处罚。看完上述这些讨论和报道后，我不禁想问：到底是谁在给学生排队？是老师？是年级？是学校？作为多年的班主任、年级组长，我不否认我们每次期末大考后肯定排队，甚至一些主科老师在平时的小测验后都“习惯性”地把学生所得分数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一遍。但是我们给一个班的学生排队，给一个年级的学生排队，不是缘于中考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全北京市范围内的大排队；高考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全国范围的学生大排队吗？没有这带有权威性的大排队，何来一校、一年级、一班的小排队？所以我的感觉（不知这种感觉是否正确）是：中考、高考的大环境在“逼”学校，学校在“逼”老师，老师在“逼”学生和家长，家长只能“逼”孩子。那么在这整个链条中的一头一尾，不就是“应试教育与学生学习”之间的矛盾吗？素质教育的口号也喊了不少年了，起码中学生的学习负担没有实质上的减轻。在社会大环境和形势的逼迫下，自觉的孩子再逼一逼自己，不自觉的孩子也就逐渐练就了“撒谎”的本事，躲过一时是一时，应付一天是一天，得过且过——这也算是孩子们的一种反抗形式吧！
说读书
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受益终生——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也是我教子的成功之处。
我成长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生活没有今天这样丰富多彩，那时候在学习之余看课外书是我的一大乐事。我永远都会记得我在小学四年级看的第一本小说《林海雪原》，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苦菜花》、《平原枪声》、《牛氓》、《叶尔绍夫兄弟》……一本接一本，到上初中时开始涉猎中外名著，“文化大革命”中闲赋在家更是到处借书，甚至偷看了当时的禁书《三家巷》、《苦斗》等。而这些读书的经历为我三十多岁考大学和以后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都作了很好的铺垫。就是今天我敢于拿起笔来完成自己出书的梦想，也得益于多年来读书的好习惯。
说到教子的成功，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写到“读书的习惯成就了我的儿子”，在此不再重复。对于孩子来说，多读书、读好书肯定也是每一个家长所希望的，但是不容乐观的现状是，喜爱读书，有良好读书习惯的孩子真是少之又少。就我曾教过的初、高中学生来说，以书为友者少，写作困难者多；读过中外名著者少，看卡通漫画者多；看小说的少，看时尚杂志的多；家长们关心孩子中文水平的少，重视孩子英语成绩的多。二十多年与孩子们相伴，我深切地感到他们的文学素养在退化，甚至出现了理科非常优秀的中学生读不懂数学题、物理题的现象。说起孩子们不爱读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能单纯从孩子身上追根溯源。整个社会人们心态的浮躁，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孩子；家长不读书，业余时间打扑克、玩麻将、看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