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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与昨天就是天翻地覆，高峰的不同是买了平生第一个闹钟，“以前是睡到昏天黑地，反正有教练，现在我需要一个闹钟叫醒我，有些事情不能耽误了。”一个闹钟提醒着高峰，用时针和分针啼啼哒哒提醒着这个浪子黑白颠倒的生物钟，所以在门外给“浪子”打通电话时，得到一个惊讶的发现：正午时分的他居然已经起床。站在贴满春联的门口，他很不熟练地给客人递着拖鞋，一如既往地因抽烟而咳嗽，楼上隐隐约约地传来女主人打电话的声音，背景音乐是臧天朔的《朋友》……
高峰只用了一个月，就能把高尔夫球打进100杆了，但高尔夫无法填充他的生活；“丽斯花园”里那几条爱犬也是生活的慰籍，但无论“皮皮”还是“逗逗”都驮起不了一个球星失落的心灵；也许过几年会有孩子，这个主意不错，他俩说这可以给这么多年的分分合合一个交待。
从腊月二十六，那英就一直和高峰在一起。“丽斯花园”是机场高速旁边一处看起来有些空旷的别墅区，是他俩分分合合地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快刀要收鞘的时候，那英总觉得应该好好地过一个春节，所以除夕那晚，她和高峰疯狂地在门前草坪上放着鞭炮、礼花，惊得后院的“皮皮”和“逗逗”犬吠不止，差点挠破后面的纱窗。高峰很喜欢在北方的冷空气中嗅到硝烟的味道，特别是在这个离开足球的时候。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异乎寻常漂亮的家，而且漂亮得并不张扬，简约的明式茶几，内敛的雕花平头案，古朴的红木仿古木箱，深褐色的布艺沙发与红木椅遥相呼应，餐桌上喷薄着一大簇百合花叶子，整个房子透着煞费心机弄出的一种随意从容。“交房时是清水房，房子从装修设计到摆设都是我媳妇弄的。”高峰用常见的懒散说着内心某种骄傲，熟悉那英的人都叫她“格格”，“格格”用房间恰到好处的设计显示着自己的聪明。不仅如此，两层楼的屋子里充斥着女主人的元素——客厅茶几上那一大叠杂志全是以那英为封面的，角落里的CD架上大部分摆放着那英的歌碟，旋转楼梯下是一架立式钢琴，就连一进门鞋柜里漂亮的一溜女式靴子也在暗示着这家女主人尊严地存在着。
说话是从喝酒开始的，我们搬了一整箱的“燕京”啤酒，并且抽烟，“YOYO那天，我都跑到级了，一只脚踏在半空中时却被宣判犯规……我想我还能踢，但再这么踢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那英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普通得让人怀疑那么美好的歌声是出自这么瘦小的身躯，穿着一条类似中学生做广播体操的运动长裤的她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热情地招呼客人喝茶，就像所有普通主妇一样为大家更换着烟缸，就像起晚的家庭成员自个儿忙着捣腾午餐（一个汉堡包），在被高峰拒绝续茶后，她静悄悄地坐在角落一侧，像个普通东北人家的媳妇一样聆听着男人们的谈话。她曾有言在先：“我这样的女人不适合站在背后对男人的事指手划脚，别人会说这女人太多嘴、缺心眼、瞎起哄，所以现在我说什么都不合适，不过我对中国足球是有看法的，找时间我会说出自己的观点。”
然而，以那英的性格她无法保持沉默，做无所事事状的她在一旁一直支着耳朵听着每一句谈话的内容。像一只敏感的声纳，高峰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关于YOYO，关于退役，关于离开国安很难说出自己到位的想法，于是，10分钟以后那英便像所有维护家庭权益的东北媳妇一样忍不住了：
那英说：“怎么开心就怎么活，我只要我们家老高开心就行，我不想对高峰退役发表看法，不是不支持他，我们家老高嘴笨不会说话，我这才要帮他规整规整，说实话我对中国足球那点操性不是不了解，按理说男人背后的女人不能多嘴，特别是我和老高这样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但什么是球星？没有个性能成球星吗？流氓也好，痞子也好，只要他有球技有个性，他就牛逼，我才不管他是什么人呢。”屋子里很安静，就连客厅里的玻璃缸的鱼们也在倾听着一个东北媳妇的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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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高峰结束（2）
关于高峰，那英的故事仍在流传，事实上这一刻这个女人为这个男人的辩护词说明了一些东西，高峰突然想起什么，回头问那英：“你吃药了吗？多穿点衣服。”那英点点头，松弛下情绪向客人解释：“高峰感冒了，你瞧他把我也给传染了。”说起高峰时，“格格”依然眼波流动——“我才不管他去哪儿，还干不干呢，只要他开心，去哪儿都成。”
不再踢球的高峰，仍然唱歌的那英，所以未来的日子更富挑战性，所以我认为这件事不太像一般意义的足球故事，更像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我关心他们未来的生活模样，在整个谈话中，高峰不停地咳嗽，拼命地抽烟，而那英则像一个普通的女人一样在旁边端茶送水，我不认为这是做秀，不知为什么，这对分分合合，打打闹闹的男女，竟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流行的一部电视剧的男女主角，《过把瘾》里的方岩与杜梅。8年前在大学生体育馆的缘起的一面注定了这场恩怨缠绵，纯中国式，他们永远会争吵，永远会和好，然后再争吵，再和好，我的一个奇思妙想是——也许当可能是中国最有才气的前锋不再踢球后，就会和可能是中国最有才情的歌手归于安宁，一切就像《百年好合》中的故事，只有伤心欲绝才能练就“百年好合”。
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就在那英为高峰辩护之时，“皮皮”私自跑出去了，一个老外邻居特别打电话通报，那英一阵风般出门“接驾”，高峰说：“最多时候家里养了七、八条狗，现在还有一条大狗在犬校训练。”高峰还说：“我非常喜欢孩子，非常喜欢。”在退出足坛的日子里，他将有更多的时间与狗以及将来的孩子在一起。
由于家里的保姆回老家过年去了，那英接完狗后就钻进厨房干起可能令人的歌迷意外的工作，从有节奏的声音判断她肯定不是一个生手，高峰说：“我媳妇就这样，有时候我对哥们都比对她好……”依然用懒散的方式透露着某种骄傲，在这个浪子与玩了多年的足球分手后，也许他累得还再会与处了8年的女人分手，从这个意义而言，这个意味着一个“结束”的春天，对于高峰也意味一个“开始”。
一个东北男青年与一个东北女青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媳妇”与“我们家老高”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人生已经很累了，让这对先后坐着火车从沈阳来到北京的男女真实过活，那英也有唱不动的时候，所以，我喜欢看到素面朝天的那英傍坐在“下岗球星”高峰身边的样子，发生着普通恋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或者白头偕老。
“那感觉一定很牛逼！”借用那英的话语方式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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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人范志毅
（）
范志毅把胡子留起来，然后又剃掉，这两个行动他没有给出理由。
范志毅说：33岁过后，很多事情不再需要理由了，人是可以按自己的感觉做事。人生如球场，范志毅生猛而迅疾的感觉是对的；但有些时候他会猝然出位，铲翻别人或被人铲翻。
江湖已然很乱，能像范志毅这样恪守“老大”准则的人并不多，所以他很受伤，同样受伤的还有彭伟国、魏群，他们三个是曾经的好朋友，是死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江湖上对上述三人毁誉参半，但他们绝对够朋友———这一点现在已不流行，但弥足珍贵。
我曾经对范志毅说：你是个类型化的人，如果早生100年，可能是除暴安良的“小刀会”领袖；如果早生50年，可能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黑帮头子，早生20年，可能是挥舞红袖标文攻武卫的造反派。范志毅一愣，说：“我还是要当好人。”
范志毅要当好人，这说明他还是一个试图保持纯真的人。他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每年做一件善事。去年是参加了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的义演会，今年又去了。
事实上我不准备把范志毅刻画成一个好人，他身上突然爆发的一种暴烈的东西影响他成为一个君子，一个圣人，他更接近斯托伊奇科夫、加斯科因、鲍耶这样至情至性的“混蛋”，可爱的混蛋。
我问过小范身边的朋友，“他这33年来打过多少架？”朋友的结论是：大小战斗不计其数，但没有一架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这是秉性。
小范妈妈告诉我们：从小他就喜欢吃馄饨，每吃必约一帮朋友，1毛3分钱一碗，如果身上只有5毛钱，他必再筹集2分钱请足三个朋友。这是面子。
阿三则告诉我们：他一向不喜欢怀疑人，朋友向他借钱，他从不皱眉头。有一次他终于被骗走100多万，心疼，但一言不发。这是气质。
这样的故事在小范身上很多，而且今后还要发生，因为他改不了耿直的东西。
与小范交朋友是件快乐的事情，他不像通常意义的上海人，他说：“实际上很早很早以前老家在宁波，后来举家北上。”宁波这地方始终是要出些人物的，比如《书剑恩仇录》里的“红花会”总舵主，比如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蒋介石。
像小范这样另类的上海人———是上海滩旧时风范的一个流传，是安在温柔窝里的一颗炸弹，是“小刀会”最后一把刀柄，是对必然秩序的一种“操蛋”。他的刚猛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脆弱，他的脆弱源于他的善良。
我们知道，混蛋，在这个世道上也许是最有人性的。
20多年前，有个小孩每天必去黄埔江边看大轮船，看着铁锚在肌肉虬劲的水手臂上拉起、放下，他说：“我要坐大轮船，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而“很远很远的地方”是爷爷灌输给他的——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