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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义论的叙事伦理
呵护现代生活秩序中脆弱的个体生命的叙事本身，成为了一种生活伦理，自由主义小说家负担着过去牧师的负担。 这负担轻吗？ 一点不轻！现代性事件并非等于道德这回事没有了。善恶分明的道德法则消逝了，善恶相对、模糊的道德还是有的。只要人在这世界中扎堆，就不免磨擦出善恶、不免有道德的事要发生。昆德拉希望“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表明他在崇拜卡夫卡的自由主义小说精神的同时，又想成为小说理论中的黑格尔——“精神的最高综合”是典型黑格尔的大全式哲学的述词。幸好昆德拉没有希望小说成为“历史的最高综合”，不然就让人难免疑心他想当小说界的马克思了。 希望“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使昆德拉的小说叙事显得像哲学，喜欢说教。不过，既然昆德拉的小说伦理是自由主义的，对于昆德拉来说，小说的喃喃叙事负有重整生活信念的现代使命，他所谓的“精神的最高综合”就当是自由主义精神的最高综合，是反形而上学的、实验性的生活信念。 什么是一个信念？它是一种确定、固定不变的思想，而“有信念的人”则是一个被限制的人；实验性的思想不想去说服而是启发，启发另一种思想，将思想开动起来。所以一个小说家应当有系统地将他的思想非系统化，朝他在自己思想周围筑起的街垒踢上几脚。（《遗嘱》；174页） 要达到这种“最高综合”，首先得克服传统的宗法式道德信念。在《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讲了许多小说家讲的故事，编织了复叙事的纬语，还大讲小说家前辈们的私事，无非想说明，小说家绝不仅仅讲故事，也身体力行一种自由的信念伦理。昆德拉回顾克服传统的宗法式道德信念的历史过程，同时就在描述自由主义小说伦理的形成过程：在中古时代最后的四百年，宗法式的价值观坠落了，小说从这一过程中诞生，开始探察个人面对道德相对和模糊处境的可能性。 自由主义伦理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传统的宗法式道德坠落的结果。不过，自由主义伦理并不是唯一的结果，而是几种结果之一——另外还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和保守主义伦理。 自由主义伦理与这另外两种现代性伦理的差异在哪里？政治文化理论家罗蒂（Richard Rorty）对昆德拉欣佩得有些不知所以，从他的小说中得到过不少启发。据罗蒂说： 寻找基础与企图重新描述之间的不同，恰好标示着自由主义文化与旧的文化生活形式的差异。因为依其理想形式，自由主义文化是一个彻头彻尾启蒙开明的、世俗的文化：这个文化丝毫不残留神的遗迹——不论其是以神化的世界还是以神化的自我形式存在；这个文化不相信人类应该向任何非人的力量负责；这个文化丢弃或彻底重新诠释神性的概念，以及“奉献给真理”和“满足精神最深刻的需要”等概念。在理想上，非神化过程的最高境界就是我们有能力不再认为下面这个观念有用：有限的、会死的、偶然存在的人类，无法从其他同样有限的、会死的、偶然存在的人类得出他们生命的意义。在这理想的自由主义文化中，“相对主义”的警告，质问社会制度是否在现代已经日益“合乎理性”，或怀疑自由主义社会的目标是不是“客观的道德价值”，统统会令人觉得莫名其妙。 马克思主义伦理和保守主义伦理与自由主义伦理相对照，显得是现代生活世界中的旧文化形式，因为它们仍然在寻找人类生活中确定、共同的价值“基础”。尽管马克思主义伦理和保守主义伦理对这“基础”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却是一样的：都是一种神义论的伦理。神义论伦理就是过去的文化生活形式，在那里，神的现实性规定了人的可能性。现代的生活世界是一个陷阱，“在成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么？”（《艺术》，38页）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构造出历史理性的新神来重新规定人的可能性；保守主义伦理学则竭力施展招魂术，要把过去的神重新唤回到现代社会中来，让人不要掉进现代社会的陷阱。在自由主义伦理学看来，通过重新描述（讲故事），人生陷阱成了人的可能性得以出现的场所。自由主义小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