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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读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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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患为祸,固属严重,但它们大都活动于人迹罕至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带。动物凶猛,终究惧人,这也是诸多野生动物避开人口密集地区求生的原因。
  但也有例外,770年,唐朝大历年间,京师长安,竟也沸沸扬扬地闹起虎来。当我们聚焦于这位与代宗皇帝不埒上下,几乎等于一位影子帝王,权力极度膨胀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元载,从这条出现在首都的吊睛白额,王字当顶的大虫谈起,倒也比较贴切。
  因为这两者有很大的共同点。
  一头老虎在首都的一条大街上随便闲逛,亘古以来,谁可见过如此场面?这当然是很荒唐,很离谱,很骇人听闻,很不可思议。尤其安史之乱以后,首都军民,已如惊弓之鸟,稍有###,满城恐慌。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这位虎大爷,正不疾不徐地,从春明门大摇大摆地进来。
  虽然首善之区的平头百姓,算是小民。可在天子脚下讨生活,什么大世面没经过?没见过?身毒国进贡的长颈鹿,波斯国进贡的火狮子,诏南国进贡的郁林象,天竺国进贡的白犀牛,都从这条大街走过,或笼或槛,或骑或驯,总是有人驾驭着,制服着,哪像这头信步而来的老虎,有点市容卫生巡视团,或门前三包检查组的架势,走走停停,来来回回,可把长安市民给“虎”住了。
  这条贯穿整个长安的御前大街,有如今日北京的长安街,路北为宫殿衙司,路南为市廛街坊。顷刻之间,比代宗李豫的圣驾出宫,还要庄严肃穆,还要鸦雀无声。居民闭户,商店打烊,官员无计,军士束手。这只老虎弄得长安城一下子定格在那里,傻了。
  大家躲在门缝后,看着它走过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宏伟高大的朱雀门,没有右转要进皇宫会晤谁的意思,径直前行。人们默祷,赶快穿城而过,出金光门,回你终南山的巢|穴吧!因为据《太平广记》所记,终南山也闹过虎,成了精的虎,变成道士模样,坐在那里,等着你去讨教,然后把你吃掉,干净利落。就像我们那些坐而论道的文学评论家们,收作家孝敬的红包一样,不着一字,不露痕迹。
  
长安城闹虎(2)
可是,虎大爷突然左转弯,拐了。
  眼前就是相当于今日北京王府井的西市,那是李白经常喝得烂醉,杜甫经常兜售药品的热闹地界。大家不由得犯糊涂,难道这位虎大爷会有喝小酒,听小曲,找小姐,做几首小诗的雅兴吗?幸好事情还没有变得太糟,它对商品的兴趣不大,对美女的兴趣也不大,对文学的兴趣肯定更不大了。穿过西市,经过怀远坊,直奔长寿坊而去。
  我的天啊!长安市民的眼睛都直了,这只老虎,太不知道马王爷长有几只眼了,鬼使神差地进到了相公元载家的祖庙。时当盛暑,也许祠堂的寝殿,轩敞清凉,于是,逛得有点累的这头老虎,卧在元载所供的列祖列宗牌位前,打起盹来。
  这事透着蹊跷。第一,没有人敢这样跟当朝一品的相爷,开如此可怕的玩笑;第二,即使朝野上下非常恼火元载,想出他的洋相,老虎会乖乖听话吗?于是,事后得出来的结论,只能是天意了。
  史官这样不动声色,不着感情地写道:
  “四年九月己卯,虎入京城长寿坊元载私庙,将军周皓格杀之。”(《旧唐书?五行志》)“大历四年八月己卯,虎入京师长寿坊元载家庙,射杀之。”(《新唐书?五行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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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虎之可怕,固然在于它的威猛,但最具震慑力的地方,是它那百兽之王的霸气。元载在代宗朝,简直活脱脱的一条老虎,而且始终张着血盆大口,雄霸天下,威掌朝政。按坊间阴骘迷信之说,这头老虎闯进他家祖庙,其实就是真身出现。也就意味着他的结局,即将来临。
  元载何许人也?有一首七律《河湟》,这样写到他:“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遣弓箭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晚唐诗人杜牧,写这首诗,已是元载死后半个多世纪了。他之所以以“元载举箸”为诗的起首句,说明这位在肃宗李亨、代宗李豫两朝,位极人臣,权倾一时的铁腕人物也曾经想为收复河西失地出过一点好主意的。
  然而,在中国极讲等级的封建社会里,门第之高下,宗族之荣陋,阶级之贵贱,仕途之正鄙,不但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命运,也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性格。元载之攀附名流,之巴结权贵,之投靠阉宦,之投机发迹,是与他的劣势出身所形成的卑微心态分不开的。
  元载(?—777),陕西凤翔岐山人。一个做到宰相的大人物,连生年都不著史册,可见其来路不明。我想,这使他很痛苦,正如一个名作家,别人怎么想,也想不起他的什么名作品一样,因此,虽人五人六,其实心底里,大概有点不那么仗义似的。
  腿上残存的泥巴,身上寒酸的神气,脸上太多的紫外线痕迹,岐山哨子面那生蒜的气味,尽管这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心理阴影,成了他一辈子的病态。据《旧唐书》:“家本寒微。父景升,任员外官,不理产业,常居岐山。载母携载适景升,冒姓元氏。”《新唐书》说得更详细一点:“元载字公辅,父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赐田在扶风,升主其租入,有劳,请于妃,冒为元氏。”
  当然,别看不起这个假冒伪劣的发家史,对他很有实用价值。后来,他混迹官场,正是这个“元”姓,才能拉下脸来,投靠肃宗的嬖臣李辅国,一下子拉近了与这位权贵的距离,也一下子拍屁拍响一步登天。“五郎大人,论亲戚关系,我还应该称呼您一声姑姥爷呢!”
  “这是从何说起?元先生!”
  因为元载“性敏悟,善应对,肃宗嘉之”。李辅国本也高看一眼,听他这一说,不由大悦。原来这个太监,因拥立有功,肃宗还都后,不但予以重用,格外赐他娶妻元氏。元载得以混进府邸,成为娘家人,得以与当道者“相昵狎”,在“权倾海内,举无违者”的姑丈栽培下,中了头彩似的,想不发迹也不行了,便一天胜似一天的飞黄腾达起来。
  
长安城闹虎(3)
于是,他明白了,什么叫权力?就是精明加之无耻,就是攫取加之贪婪,就是绝不感情用事,加之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不怕别人戳你的后脊梁,加之倒行逆施。所以,他后来到专横跋扈,到凶戾狠毒,到贪黩无厌,到侈僭逾制,既是老虎吃人的行为哲学,一种实践,一种兑现,也是他这种被压抑的低微卑贱心理,一种释放,一种反弹。
  一个人,邪恶到了如许地步,长安城确实是要闹“虎”了。
  不久,他把他的领路人,他的姑丈一脚踢开了。背叛对他来讲,有如吃馅儿饼那样痛快。《新唐书》说,“盗杀李辅国,载阴与之谋”。看得出来,他和李勾结太深,想杀人灭口了。随后,此人“复结内侍董秀,多与之金帛,委主书卓英倩潜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属,载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
  一个曾经拥有过一切的人,一个从来就一无所有的人,在有同样机会获得什么的时候,前者会表现得从容,后者会表现得急切;前者固然也贪婪,但不一定穷凶极恶,后者则必然会疯狂攫取,而不惜竭泽而渔,永无厌足。在山林里觅食的虎,只消吃饱了,便不再捕获猎物,这平静会一直到它再度感到饥饿时。可长安城里这只充满了报复欲望的虎,那血盆大口,总是张着的,永无宁日。
  接着,他要排除挡住他路的另一个太监鱼朝恩。
  凡太监,百分之九十九,是小人,而元载,这样的出身,这样的行径,多年来如鱼得水,混得油光水滑,即使本非小人,也必修炼成小人之尤不可。小人和小人,有时候志同道合,沆瀣一气,有时候针尖麦芒,相互寇仇。他和李辅国,好得如同穿一条裤子,他和鱼朝恩,却颇有水火不能相容之势。
  很简单,官场即磁场,磁极就是那位最高统治者。朝廷上下,文武百官,无不被这个磁极所吸引,而趋之,迎之,近之,附之。有点像文坛名流,出席公众场合,美女作家紧贴,青年才俊猛围那样,或搂而留影,或挽而起舞,或耳鬓厮磨题词赠诗,或门下传授贴身教诲,这种物理学上的“场”效应,常常是不由自主的。元载想得到更多,自然要向磁极接近,鱼朝恩不想让他得到太多,自然就不让他向磁极靠拢。
  这个鱼朝恩,与扫马厩出身的李辅国不同,同是太监,他稍有文化。所谓一瓶不满,半瓶晃荡,表现欲特强。第一,他是禁军总司令,兵权在手,大家不得不买他账;第二,代宗是他拥立的,要没有他,李豫当不了皇帝,一把手也不得不让着他点。所以,他一犯作报告的瘾,就传满朝官员,听他讲大课,谁也不可缺席。
  这就好比没写过小说的菜鸟,教导人们如何进行小说创作,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狗屎,大讲中国文学的当下和未来一样。虽然,当众放屁,这是很滑稽的,可在大庭广众之中,作这种类似放屁的文学演讲,那就更令人笑掉大牙。唐朝的听课者,谁不是十年寒窗攻读过来?台下听众无不怒形于色。你算什么东西?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还真敢开牙!才不愿意听这个阉了的老公开讲《易经》呢!
  不过,倒是有一个人,既不生气,也不光火,从头至尾,满脸微笑,还认真做笔记,这就是元载。此刻的他,一头吊睛白额猛虎,居然像猫那样乖。鱼朝恩不傻,知道他安什么心眼,对亲信说:“众皆不怿,似不足怪,独载莞尔,令人叵测。”
  鱼朝恩没想到,败在这个平素里惧他三分的元载手里。《旧唐书》称:“内侍鱼朝恩负恃权宠,不与载协,载常惮之。”其实,惮他的还包括代宗。
  肃宗晏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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