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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以后的皇帝，好像悟过来了，焚书无用，焚了还可以再出版，出版了还要再焚，多费事啊！不如坑儒，把你脑袋摘了，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所以，干脆，治标不如治本，收拾知识分子，为上上策，重则杀头，轻则充军，让你写不成书，朕还用得着焚吗？这世上不就有一个司马迁吗，敢在受了宫刑以后，还有毅力去写《史记》的。绝大多数的文人，都会为了上保头颅，下保卵子，俯首帖耳地做顺民的。
刘项原来不读书（3）
中国皇帝好焚书者，此后还有过好几位，但都不具秦始皇那种统一思想，传之万世的宏图大略，多为陷于困境中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纯属玉石俱焚的自弃自毁的行为。如梁简文帝萧纲，在侯景兵围建康期间，曾经“募人出烧东宫，东宫台殿遂尽。所聚百橱图籍，一皆灰烬”。他的弟弟，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被围城破之日，下令焚烧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其中包括从建康为避兵灾而转移到江陵的八万卷书，梁武帝收藏的内府书画数万卷，统统付之一燔。昭明太子的这两位弟弟，真可谓一对难兄难弟。
后来，萧绎被北魏俘虏了，有人很奇怪地问他，你干吗要烧书，你不是手不释卷，爱书如命吗？他的回答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谈到这件事时，不禁叹息：“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
皇帝焚书，固然可恶，十分可恶，但应该看到，在中国焚书史上，他们焚的书，只是冰山可见的一角，而不可见的水面下的那九分之七，全是非皇帝的焚书者，对于中国文化所造下的罪孽，那才是罄竹难书的恶行呢！
就以渭南县焚书坑所能看到的残留物，何其可怜巴巴；对照近年来发现出来的兵马俑遗址的焚烧规模，再联想史书所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两相比较，秦始皇焚书，真是小儿科得很，而不读书的刘邦先生，特别是西楚霸王项羽先生，放起火来，那才是大手笔。项羽西屠咸阳，连咸阳宫、阿房宫、六国离宫、秦陵都烧得片瓦不存，什么竹简就不会留下来的。
秦始皇焚书时被例外允许保留的医学、农耕书籍，从此荡然无存，连片纸只字都找不到了，这不是项羽干的好事，还有谁！所以，是秦始皇烧书厉害，还是西楚霸王和他的江东子弟，还有那些趁火打劫的老百姓烧书厉害，也就不言自明了。
如果上吉尼斯纪录大全，秦始皇是第一位官方焚书者，那么，第一位民间焚书者的桂冠，给项羽戴上，是当之无愧的。
项羽那么勇敢地放火，因为他实际上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粗人。虽然他做过“虞兮虞兮可奈何”的诗，与现在一些附庸风雅的先生，胡诌两句打油诗的水平，相差无几。正因为他没文化，不读书，所以比谁都恨书，就如同“文革”期间，只有初中和高小水平，而且老不及格的红卫兵小将，由于恨书，恨老师，焚起书来，一点也不会手软，是同样的。
别看项羽是楚贵族，但满脑袋装的全是小农意识，在咸阳捞了一票以后，就要衣锦荣归，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拥着虞姬回江东去了。在中国，凡具有小农意识的阶级或阶层，都对知识，对知识分子，存有一股狭隘的排斥的警惧心理，若说爱屋及乌的话，自然也就恨人及物，这是他能够连眼皮不眨一下地大焚其书的内心动机。这就可以理解红卫兵，像疯了似的一定要踩上千万只脚，让老师、教授、学者、专家、走资派，一切有文化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恐怕也是这种拒绝文化的偏执心理在作怪而已。
由此可知，不读书的人，造反可能是把好手，革命也许可能坚决，做一个冲锋陷阵的痞子，可能是块好料，但指望他们尊重知识，爱护文化，珍惜图书，摆脱愚昧，无异于“与虎谋皮”。当时，“文革”发动者不会让读书人去焚书，因为他的手必定会抖，即使在胁迫下，手不敢抖，良知也会战栗不已的。所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的“文革”狂飙中，大量发动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一马当先，成为焚书的积极分子，道理就在这里。越无知，越愚昧，越没有头脑，越容易迷信，越个人崇拜，越便于驱使。我记得，在那个颠倒的岁月里，一群小将在小县城的百货商店门口贴出一纸勒令，不许他们出售一种名叫“太妃糖”的糖。可笑的，大家对这种无知不敢笑，更可笑的，商店居然将一块块糖纸剥掉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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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项原来不读书（4）
现在重提旧事，仿佛天方夜谭，所以，项羽进咸阳后，带着他的江东子弟，杀人放火，大家觉得正常；而萧何到了关中，第一件事是派出人马，四处搜集秦国的文书档案，反倒令人感到蹊跷。谬误成为真理，书籍投进熊熊的火中，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
史称，项王“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他只要金钱和女人，这也是中国五千年来造反起义，亡命奋斗的不读书的领袖们，所追求的目标。达到了物质上的大满足，和性欲上的大满足，项王还会顾及其他吗！在他的心目中，中华民族的文明精华，恐怕连擦屁股的手纸都不顶。所以，一部《二十四史》，像刘项这班不读书的英雄，才是焚书的真正主力。
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我想不是给秦始皇平反，只是觉得将他与希特勒比，不合适。要当真地算一算账，皇帝焚的书，远不如无知老百姓焚的书多。《大学衍义补》这部古籍里，就提出秦火和汉火的区别：“书籍自经秦火之后，固已无复先王盛时之旧，汉兴，多方求之，至哀帝时，刘歆总群书着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古书渐渐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乱，焚烧无遗。盖秦火之烧，有意而烧，其祸由于君也。汉火之烧，无意而烧，其祸由于民也。”
从此，君之焚书，远不如民之焚书，继王莽之乱后，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黄巢之乱，一乱接着一乱，无论哪一乱，都是不计其数的书籍付之一炬的悲剧时代。
如果我们沿着焚书的历史线索推寻下来，就该数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了。我不知道在将来修史者的笔下，这十年浩劫，会记载在第《二十？史》中。但肯定会标明为“乱”，是无法翻案的。因为即使在《二十四史》中，也难找出一场类似的能够波及到全中国范围的乱。我那时劳改于偏远省份的一个极闭塞的山城里，老百姓连火车都未见过。一日，忽然从省城串联来的红卫兵，加上本地的忙不迭戴上红袖箍的响应者，把大堆的书，加上从县剧团抄出来的戏装、头面、盔甲、唱本，浇上煤油烧掉，那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以这样一个小地方的焚书规模看，小将们那些年里，该焚掉多少书啊，这数字，恐怕神仙也统计不出来的。
所以，我想，谁要有兴趣写一部《中国焚书史》的话，真希望这书的最后一章，就在“十年###”这一节打住。由秦始皇开始的第一把火，到红卫兵的最后一把火，从此结束中国焚书的历史，倒不失为一种饶有兴味的组合。不过，电脑科技的飞速发展，已经可以将整个大英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存储在一张巴掌大的光盘上，那么秦始皇，或者刘项，或者革命小将又杀将回来，还能焚得成书吗？
无论暴政多么持久，高压统治多么严酷，但思想是无法禁绝的，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不会断根的。估计，这一回，这些焚书者，大概是不会有什么戏了。
司马迁的悲哀（1）
（）
对中国历史稍有所知的人，都会知道司马迁这个名字；而知道司马迁是位历史学家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触怒汉武帝下狱，受“宫”刑；然后于污秽肮脏之中死去的故事。
“宫”，即是去势。司马迁可算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恐怕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唯一。
“宫”，和去势，是一回事，但性质有所不同。“宫”是刑法，是无可选择的。去势，在有皇帝的年代里，是当太监的首要条件。若不想当，也就不必去势。当然也有或被父母鬻卖，或因生活无着而净身入宫，不无被迫的个例，但大多数被阉者，是作为谋生手段，甘愿去势，求得进宫的这份资证。因此，这班人对于不男不女的第三性状态，较少屈辱感。而且一旦成为太监，生活在无数已将“那话儿”连根切掉的人中间，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可能笑话谁，裤裆里有没有那个玩意儿，便是无所谓的事了。
太监这行业，不仅中国有过，外国也有过的。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如克劳狄、尼禄、维特利乌斯和提图斯等罗马诸帝，如其后的拜占庭帝国诸帝，奥斯曼帝国诸帝，都曾在后宫使用割掉生殖器的男人，以供役使。中国明代，大概是历史上破记录使用宦侍的帝国，故有“十万太监亡大明”这一说。任何朝代，太监或类似太监的人多了，都不是好事。
由于宦官有太多的机会接近帝王后妃，容易获得宠幸；加之阉人的变态性心理，嫉妒一切正常的人，便是他们的仇恨准则。因此，一部《二十四史》，读来读去，凡太监，都不是好东西。至少，好东西极少极少，所以，对这卑污龌龊者多，阴暗险恶者众的一群，统统蔑称之为“阉竖”，倒也合适。
但司马迁之被“宫”，与“阉竖”的去势，截然不同。老实说，历代皇帝收拾文人，手都不软，什么毒辣残忍的法子没有使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