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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盼望的音讯就这么平淡，像一盆冷水浇得我手脚冰凉。
结果我还是鼓足勇气最后一次进了北师大，那次也还是戴眼镜的男生在屋，见到我说：三顾茅庐，诸葛小白脸该现身了。让我等会儿，冼老师上图书馆借书，很快就回来。
我巴不得他没在，急忙丢下那手套让男生转交就仓促离开了。
一个保姆和家教的交情就这么结束了，直到我离开秦家也再没有他的音讯。无可逃避的是，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在等着电话，希望听到他的声音，哪怕是一声叹息，但那声叹息再没回荡在我耳边。唯有回音在心谷飘荡，久久没有消声。每当我穿起那件红衣服，就回想起那严冬里的一抹红色记忆，温暖的记忆。
我离开秦家是那年5月的事，“五一”放假，姜姐的母亲在秦家住了下来，屋子里一旦多出一个闲人来，那就免不了有闲话了。姜姐母亲参与到家务中，我显得有点碍手碍脚了。所谓物有所值，我那600元的工钱与付出的劳动量显然不对等了。我也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在下跌，姜姐口里不说什么，可眼神告知了一切。我有自知之明，保姆的价值体现就是忙碌，当我觉得自己快沦丧为一个游手好闲之徒时，便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秦家人对我的离去感觉水到渠成，很自然，也就没有假惺惺地挽留，倒是混儿一句话让我偷偷滴下几行泪来，他说：来生要是有姐姐，莲子就做我姐姐吧。
阿莲的故事 96（1）
再次回到我的大本营——老太太家。我开始厌烦这种居无定所的职业了，尽管每次都是自己主动退出，强撑脸面，以示受雇者也有自知之明。可秦家已让我失去做人的尊严，每当想起那回自己厚颜无耻央求姜姐，我都感到无地自容，感觉那是陌生的自我，牺牲了自尊，换取别人的怜悯，只求得饭碗，形同乞丐了。
乞丐乞讨方式有多种，不同的领地决定不同方式，小时候在村子里见过不少，春节期间是常有的事。那时候村民再穷，只要有人敲开自家的门伸进一口破碗来，无须多言，只要自家有米下锅，都会朝碗里加些米饭。那情形不像是对陌生人的施舍，而是给邻里救济。所以穿着再破的要饭人，无须乞求的，因为村民懂得尊重别人，即便是乞丐上门。现如今，失去信任的社会，就算你在城市大街小巷三叩九拜，流出血来，也不见得有多少人给你投掷硬币，不劳而获尚且不说，关键是有人怀疑你的真实身份。用出卖尊严换取同情，已沦丧为求财方式，谋生手段。与之相反，能有一技之长，会吹拉出调子的乐手式的乞丐能得到更多的毛票。原因不在于身份是否真实，而是付出了劳动，属于卖艺范畴，容易取悦于人。我在秦家的角色，既不是过去乡村的讨饭人，也不是现在城市里的卖艺人。在姜姐面前，我就是个乞讨者，乞求劳动的机会，用劳动和尊严来换取饭碗，劳动与收获是等价交换，尊严却无价，尊严在我眼里就像街边磕头的乞丐，磕出头血，疼在心窝。
我开始强烈鄙视自己的谋生方式，很是羡慕其他打工者，不管什么样的工种，不管是否被解雇，至少有个安身的地方。租住在几平方米的地下室，那也是自己的空间，保姆包吃包住之后，一旦被扫出家门，就形同流浪者了。可话又说回来了，在这座大城市里，弹丸之地也都是金子，地下室的巴掌大地方不也是要用钱交换来的吗？我很想换个工种了，再不想做保姆，可经验像道门槛将我拒之门外，我早尝试过，最终还不是进了雇家的门槛，难道我天生就是给人家做保姆的？人在逼上梁山时也有灵机一动的灵光闪现，我想到了那年春节相亲的后生来，他不是给我留过电话吗？
我在日记本的底页翻出那电话号码，迫不及待地在老太太家拨起那电话，可拨了好几次，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胖婶在旁问我给谁打电话，我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她摇头否定了我的想法，开小面馆的她听说过不少，规模就跟小霞那兄妹俩的面馆一样，两个人就能打发了，用不上帮手。她让我给700元工钱的那家打个电话，碰碰运气，做保姆的就是出东家找西家，有门就得敲。
我觉着都过去几个月了，人家肯定早找到保姆了，现在找保姆的，往家政公司一呆，天南海北的保姆，任你选择。这年头像我这样的高中生都参与了此列，就更别说什么初中文化了，排着长队让你来挑选哩。再说，文化程度肯定也不是唯一标准，700元工钱真像那妹子说的那么轻巧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别说专为别人做饭的保姆了，做饭本身就包含着劳动量。
胖婶的话多少让我刚升腾起的希望之火变得有些灰暗，可我并没放弃，如同揪到一根救命草，握在手心，总想爬出脚底下的空谷。
下午电话终于打通了，一年多没联系，他近乎忘记我是谁了，提到前年相亲那段他才想起来，忙问我是不是还在北京？怎么一直没给他打电话。还说自己这个春节又相亲了一回，换了一个村子，明年父母再这样逼他，就不回家过年了。听口气，他这个在城市尚未扎根的民工早不想回到那片贫瘠的土壤里插苗了。城市混凝土的灰色下，生活却是多姿多彩的，享受不到阳光下的温暖，但至少能在城市的缝隙间，投下一道影子，留下一点烙印；乡村的风光再明媚，夕阳下骑头老黄牛下山也能成为文人骚客笔下的风景线，可只有骑牛人才知道那头牛有多疲惫，翻卷的黑土地再肥沃也种不出闪光的金子来，金子只埋在城市里。
阿莲的故事 96（2）
虚荣心促使我不想说自己失业了，告诉他还在北京做保姆，打电话只是问声好。他说自己现在已不在那大学食堂卖面食了，学校原来的后勤部长是老乡，去年就退休了，新上任的部长整顿学校食堂，把他给清理出去了，他正在物色一个门面，到街上卖早点。我问他跟谁在一起做早点，他的回答正像胖婶所说的，就他父子俩，没外人，小本生意没那么忙，请人就得付工钱。他又问我电话是不是雇主家的，我忙说是公用电话就给挂了。
在这个昔日未相中的后生面前，我变得很势利，醉翁之意，名为寒暄，实质是想看对方能否为己所用，讨口饭吃，好比家里断炊了，敲开邻居家门，见到别人家的锅里也空空的，只好说句：没饿坏吧。掩盖窘境。
阿莲的故事 97（1）
就这样，我在老太太家又磨蹭了几天，后来去了先前那家家政公司，年后的保姆市场明显供过于求，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填表格，先前给我介绍过雇家的那中年妇女见到我，先问我在秦家的情况，说能做到现在属于破例了，赞许我没让她失望，然后是一脸爱莫能助的样子，说人太多，让我填好表格先等通知，有好雇家需要保姆就先推荐我。
我机械地填了表，望着眼前方言各异的竞争者们，觉得希望也不大了。因为我知道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旧佣，都把这里当娘家了，往返于雇家和中介之间。所谓的好雇家大都是中介对旧佣的推辞之言，不管旧佣被雇家以什么理由解雇的，在家政公司眼里都是不光彩的事，觉得你这样的保姆让中介伺候不起。越老练的保姆往往在雇家越多事，也给中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个市场入门门槛不高，只要会家务，不把自个儿当回事儿，顺从就是标准，自然大都考虑新佣了，因材施教几日，很快便能正式上岗了。
吃苦耐劳是农村女人的天性，可一旦流入城市家庭，融合进城市节奏，有人就会发生蜕变，把自个儿当回事，高瞧自己，把自个儿当成城里人了，甚至在雇家俘获男主人，后来居上，成了厨房间的二奶角色。所以，旧佣往往正是蜕变后的产物，让家政公司躲之不及。
在警察家我蜕变过，把自个儿当回事，觉得冤沉似海，毅然抽身；在秦家我同样也蜕变过，蜕变成了乞讨嘴脸，不管属于怎样的蜕变，都显得城府很深了，失去了乡妹子的羞涩本性，难以驾驭的保姆自然要被市场所淘汰，被千家万户拒之门外了。
于是我又找了几家家政公司，情况大同小异，尽管自己撒谎说是新手，也都让先回去等消息。
实在没招了，无奈之下，我拨动了胖婶提供的电话，是手机号码，电话老占线，有时候打通了也没人接，很是沮丧。
那天晚上，我带着试试看的心理，又拨了一次，这次有人接，电话那头很吵闹，嘈杂声里只听出一句：哪位？局长正忙着哩。是个男中音，嗓门不大，口齿不太清楚，吞吞吐吐的，喝醉酒似的。我一听局长两个字，心里后怕起来，以为自己拨错号码了，赶紧给挂上。可看到显示的号码分明是胖婶给我的，难道是局长家要请保姆？700元的工钱倒是符合局长身份。不过，一想到局长将手机号码留给一个保姆，实在有些蹊跷，为什么不是家庭座机电话呢？我问一旁的胖婶，问那妹子说过是局长家的吗？胖婶摇头说那妹子鬼精鬼精的，关于雇主家的事她滴水不漏，始终不愿意多说一句，电话号码也是听胖婶说要留给我她才提供的。乖乖，北京城的局长，个门（这么）大的官啊！那丫头不做下去也太亏了！到了上海肯定后悔死了。胖婶为那妹子惋惜。
当晚我没再敢拨那号码，和胖婶感受一样，我见到最大的官是副县长，那还是副县长上学校考察时，我们列队欢迎见到的真人，当然不包括电视新闻上的。听那男人的口气，这局长电话都是旁人代为接听，可见公务繁忙，我一个小保姆岂敢再惊扰局长大驾？
第二天我实在无聊，就打开老太太家的电脑，无聊地练起指法来。在秦家时跟混儿学过几次，混儿的手法很熟练，盲打自如，向他讨教秘诀，他说等你玩上游戏了，键盘就了如指掌了。人的笨拙很多表现在手指上，弹琴和打字我总觉得道理是一样，都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