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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作家可能就流于展示艰难或残忍的生活场景，把“不幸”理解为遭遇上的苦难，但陈希我笔下的“不幸”，因着他有沉潜于生活底部的能力，这个“不幸”就不仅是遭遇上的苦难，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同样是写欲望，一些作家可能满足于展示欲望的细节，把放大的欲望合法化，以此来理解现代人生存的变化，但陈希我却把从人的本性上说往往不可能去征服的欲望，理解为我们肉身的沉重，灵魂的残疾，他通过欲望所要书写的是我们的大绝望。
陈希我小说中的妄想，疯癫，自我折磨，吸毒，假性性茭，补肾，这些近乎惨绝人寰的变态，正是导源于他所指认的这种大绝望：在绝望中要想继续生存下去，那你惟有付出变态的代价。二十世纪的文学，从卡夫卡开始，作家笔下的绝望者，最终几乎都走向死亡——死似乎成了绝望惟一的结局。这个思想在中国的先锋作家身上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从绝望走向疯狂，直至死亡，它一直是先锋文学的母题之一。陈希我的出现，为存在的绝望拓展了边界。他不愿意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解决人物内心的绝望，因为即便是死亡，在苦难重重的人类生存中也已经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死不了、却只能变态地活着的悲惨景象。德国诗人胡腾有一句诗说：“心灵觉醒了，活着便是件欢快的事。”反过来说，心灵若昏睡乃至死亡了，那活着便是件恐怖的事情。陈希我之所以不让他笔下的人物轻易地死去，就是为了用他们变态地活着的代价，来进一步暴露我们生活所面临的深渊状况。
四
说到变态，我想起若干年前陈希我的那部长篇小说《放逐，放逐》12。他在里面写了虐恋，这也许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早涉猎虐恋的作品之一。人在绝望的时候，只能靠虐待和受虐获得生存理由，我印象中涉猎此类题材的作家有王小波。可是，王小波的虐恋是对政治压迫的一种反抗，而陈希我笔下的虐恋则更多的是关注人性本身。《放逐，放逐》有一个颇为深刻的结尾：一对通过虐恋建立起感情的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女子把碎玻璃扎进老头的心脏，老头居然仍引导女子逃亡，直到他估计女子已经安全逃脱，他当着跑来的人们的面，将玻璃尖刃更深地扎进自己的心脏，喊道：我自杀！
——可以说，这种虐恋意识一直在陈希我的作品中闪烁。特别是到了短篇小说《我疼》这部作品，他对虐恋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放逐，放逐》。在《我疼》中，那个总是感觉身体疼痛、害怕性茭给她带来更大痛苦的女孩，居然缠着男人成就她这样的痛苦。虐恋就是这样的特点，“他所怕的就是即将发生的事，就是他要迎上去的事，就是他在虐恋活动中为自己所安排的事。”13所以，《我疼》有力地塑造了一种奇特的疼痛的形状——它看起来是来自肉体的风暴，其实正是精神疾病的生动写照。那个女孩在疼痛中磨碾，这是一种极深的肉体体验，在疼痛中，人性的脆弱、荒谬和悲哀昭然若揭：“生命的疼痛如此尖锐……，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如此尖锐而赤裸裸。”我们的人生何尝又不是如此？还有那篇《绑住我吧！》，光标题就已经很明显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婚姻是需要捆绑的。捆绑无疑是一种痛苦，一种苦难，男主人公解脱苦难的方法是把自己捆绑得更紧。“受虐者的逻辑是：鞭打我，这样我就可以宣泄而且不必为此负责了。”14于是他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离了婚。还有《晒月亮》中的两个无望的小恋人，他们的虚拟Zuo爱勿宁是一种彼此间的折磨。这是爱吗？虐恋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满足，因为感到了深层的危机。那个《我的补肾生活》中的“我”，总是喜欢用“掐”，用“揭秘”来表现他的爱，不也是危机的驱使？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看来，虐恋的逻辑是“我痛苦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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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陈希我小说的叙事伦理（5）
如同一个演员在表演自己的悲惨状况，表演自己如何经受折磨（这让人联想起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受虐实际上也是这样的表演。事实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就有着这种对人性柔弱的揭示；卢梭的《忏悔录》和波德莱尔的诗作更是展示了人类受虐的幻想；基督教早期的使徒自愿受难，他们遭受残酷鞭打时，一直在面对着一个观众：上帝。被爱和受难在信仰的层面被结合起来了。可是，陈希我笔下的人物没有上帝，只有变态。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拿什么来拯救你的变态？
这是一个极端的追问，而陈希我走的正是一条极致化的写作道路。他的尖锐和坚决，旨在唤醒我们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敏感和觉悟。陈希我似乎在说，当麻木、变态成了一种时代病，我们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恢复对生命的真实感受，恢复一种精神的痛感，并重新找回存在的坐标。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人不仅存在，而且知道他自己存在。……他不仅像现存物一样可认知，而且他自身自由决定什么应该存在。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15当陈希我在作品中将现代人的处境指认为一种精神变态的处境时，很显然，他使我们加深了在一种没有信仰的状况下，人如何才能生存下去的思索。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的垂直关系（人和天，人和上帝）被贬低，人的水平关系被抬高了。可是，人的地位获得自我提升之后，并没有给人的生存带来幸福，它反而把人类推到了苦难的深渊之中。德国学者孙志文在《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一书中说：“目前看来，我们已被包围在一个再也碰不到上帝的世界。人对于新得到的自由觉得满意吗？上帝不再干涉个人和社会生活之后，人是不是找到更深的内在生活？人现在是不是能够更深刻地感觉到人际关系？人现在是不是更有智慧、更情愿割舍自私而能积极地为一个更好的明日世界努力？现代人是不是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了解生活中所有的作为，甚至各种困境的意义？现在有谁可以托付我们的生命、盼望、忧伤？给未来学家？给科学家？给主张科技专政者？给艺术家？给诗人？给教授？给经济学家？给历史学家？给政治家？若假定现代人的疏离，其发生之根本原因为人不能够在科学、科技所塑造的现代世界中看出上帝的临在（暂不论是何理由造成这个现象），这假定有没有道理呢？”16即便是喊出“我们杀了上帝，我们是他的谋杀者”的尼采，也不得不用隐喻的方式承认，离弃了上帝，人类的生存将陷入阴沉与怪诞：“太阳已经被消灭了，夜已降临，天愈来愈黑，我们在无尽的虚无中犯错。地球松脱于太阳，我们被剥夺了所有坚固的支撑，我们前仆后跌，步履踉跄。”17尼采感觉自己被抛入了孤独的深谷，再也找不到避难之所了，于是，他警告我们：人所肩负的是人力永远无法负担的重担。
陈希我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尼采的这一警告。他的变态母题，丰富了当代文学对存在的探索，使文学重新站立在灵魂的面前，获得了提问存在的能力。借着陈希我的努力，现代人的生存问题再一次强烈地摆在我们面前。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如何才能生存下去？我们要从哪里才能找到拯救的力量？卡夫卡的困境是：有天堂，但没有道路。陈希我似乎更决绝，在他那里，天堂与道路均已陷落，人世间只留下了一堆非人的事物，它来自变态的心灵。
人已经不能以正常的人的方式活着了。用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尔的话说，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看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不禁要问：那些随同消费社会一同快乐的作家们，他们有什么理由快乐呢？难道那些精神的重担，真的可以轻松地从我们的肩上卸下？陈希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自觉地从这些快乐的写作人群里抽身而出，独自在存在的黑暗旅程里艰难地前行。他的写作，或许不能给现代人疾病丛生的生存提供拯救的力量，但他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存在的疾病本身，看到了现代人的精神伤口，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学的力量？雨果说，人在面对自己的灵魂时，会黯然神伤。今天，我们面对自己的灵魂时，就不仅是黯然神伤了，中间肯定还夹杂着痛苦、绝望和内心的撕裂——陈希我的小说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生动例证。我相信，它的价值，将随着我们生存境遇的不断严峻而变得越来越显著。
2005年12月13日改定
（《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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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罗衣：变态的厮守，或死亡（1）
最初留意到陈希我是从他的访谈开始。当时就觉得他的逻辑思维很强，很冷静，且野心勃勃。出于好奇而去看他的小说，《带刀的男人》、《我疼》、《遮蔽》等等，看得我脊背发寒。他的写法纯粹而另类。另类在于他题材的敏感和下笔的狠毒。他似乎总是恶狠狠地，用刀般锋利的短句，撕裂生活的幸福表面，去挖出底子的那些臭腐陈疮。
而给陈希我带来盛名的是《抓痒》。在小说中，陈希我以寓言式写作拷问了灵魂的痛楚，思考生命存在的疾病问题，以骇人的虐恋性情节凸显了当代人面对生活残忍真相后无所适从的精神状态，以及心灵的绝望和理想的落空。喻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疮痍满目的生存空间。这是一次忠于感觉的“放肆”性写作，他拒绝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评判。这样的作家，人们的态度有两极，不是喜欢，就是厌恶。没有中间过渡。
他说，“这是一部关于梦的小说。无梦时代的梦……这是绝望中的坚守。”小说借婚姻的框架，来展现关于人生状态的一系列问题。也就是说，它借婚姻的表，来表达人类内在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