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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上去。小伙子手忙脚乱地从一大把大面额的钞票中寻找零钱。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了小伙子手上。
“高密东北乡的农民，这二年可真是发了！”那个腋下夹着皮革包的男人，用酸溜溜的口气说。穿夹克衫的小伙子，大口吞咽着包子，呜呜噜噜地说：“老黄，眼馋了吗？眼馋就回去摔了您的铁饭碗，跟着我去贩鱼。”夹皮革包的男人说：“钱是什么？钱是下山的猛虎，我怕被它咬着！”夹克衫嘲讽道：“算了吧，老黄，狗咬人，猫咬人，兔子急了也咬人，可俺没听说过钱咬人。”皮包男人说：“你，太年轻了，跟你说不明白。”夹克衫说：“老黄老黄，不要倚老卖老，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倒了架子就得沾肉，允许农民跑买卖发财，这可是你们那个镇长当众宣读的红头文件。”皮包男人说：“小伙子，别猖狂，共产党不会忘了自己的历史，你小心着点吧！”夹克衫说：“小心什么？”皮包男人一字一顿地说：“二次土改！”夹克衫怔了怔，说：“改去吧，老子挣了钱就吃喝玩乐，叫你们鸟毛也改不着一根，你以为我还会像我爷爷那样傻？拼死拼活挣几个钱，恨不得嘴巴不吃腚眼不屙，攒够了，买了几十亩荒滩薄地，土改时，嘭，划成了地主，被你们拉到桥头上，一枪崩成个血葫芦。我可不是我爷爷，咱，不攒钱，吃，等你们二次土改时，也是响当当的贫农。”皮包男人说：“金柱子，你爹摘了地主帽才几天？你就
抖起来了！”夹克衫说：“黄脸，你是癞蛤蟆挡车——不自量力，回家上吊去吧！国家政策，你挡得住嘛？我看你挡不住。”
这时，一个穿着破棉袄、腰里捆着一根红色电线的叫花子，端着一个破瓷碗——瓷碗里盛着十几个硬币和几张肮脏的毛票——抖抖索索地把碗伸到皮包男人面前，说：“大哥，给几个吧，给几个吧……买个包子吃……”皮包男人一撤身，恼怒地说：“走开，老子还没吃早饭呢！”叫花子看了一眼上官金童，目光里流露出鄙视，转身到别人面前乞讨去了。他的心沉到悲伤的绝底。上官金童，连叫花子都避你啦！叫花子向夹克衫小伙乞讨，还是那几句话：“大哥，可怜可怜，给几个子儿，买个包子吃……”夹克衫说：“你家是什么成份？”叫花子一愣，说：“贫农，祖宗八代都是贫农……”夹克衫笑着说：“老子专门救济贫农！”他把两个吃剩的包子，连同那块被猪油洇透的破报纸，扔在叫花子的瓷碗里。叫花子抓起包子，塞到嘴里，那块破报纸，粘在他的下巴上。
大厅里骚乱起来，十几个穿蓝制服戴大檐帽的检票员，拿着夹子，从休息间里走出来。他们都是一脸的厌烦，目光冷酷，好像对乘客充满仇恨。人群跟随着他们，拥向检票口。一个提电喇叭的人，站在过道里，大声吼着：“排队，排队。不排队不检票！各位检票员请注意，不排队不检票。”但人们依然在检票口挤成一个蛋。小孩子被挤哭了。一个抱着男孩、背着女孩、拎着两只大公鸡的黑脸女人，大声地骂着一个挤了她的男人，但那男人不理睬，双手把一个盛着电灯泡的纸箱举过头顶，身体扭动着，想挤到前边去。黑脸女人对准他的屁股踢了一脚，那男人连头都没回。
上官金童迷迷糊糊地就被挤到了圈外，原先他身后已有几十个人，但现在他变成最后一个。他心中泛起一点残存的血性，拎起包，往里挤了几下，但他的胸膛立即就被一个坚硬的胳膊肘撞中，痛得他眼冒金花，呻吟着蹲在地上。
广播员一遍遍地吆喝着：“排队，排队，不排队不检票。”负责大栏镇班车检票口的检票员、一个牙齿参差不齐的姑娘，用纸板和检票钳子开着路，从票口那里挤出来。她的大檐帽被挤歪了，塞在帽子里的黑发披散出来。她恼恨地跺着脚，喊道：“挤吧，挤吧，挤死两个才好。”
检票员气哄哄地回到休息室里去了。而此时，电子钟的大小指针已重叠在９的黑道上。
人们往前拥挤的热情随着检票员的罢工而陡然冷落下来。上官金童站在圈外，心里竟产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愉快感觉。他对那愤然离去的检票员满怀好感，并感到自己是一个被她保护了的弱者。
在别的检票口那儿，通向车场的窄门已经打开，乘客拥拥挤挤地沿着铁栏杆规定出来的狭窄通道向前涌动，好像被堤坝拦截在河道里不驯服的水。
来了一个身材匀称、个头中等、穿着漂亮的年轻人，他手里提着一只鸟笼，笼中盛着一对罕见的白鹦鹉。这个年轻人脸上那两只黑得发亮的眼睛引起了上官金童的注意，尤其是那笼中的白鹦鹉，更使他想起了几十年前从蛟龙河农场初回家院时，那些鹦鹉围着鸟儿韩和上官来弟的儿子上下翻飞的情景。难道真的是他？上官金童偷偷地、继续看着他，从他的脸上渐渐显出了来弟疯狂的冷静和鸟儿韩天真的坚毅。上官金童心里充满惊异，随即便是感叹，他长得这么大了呀，那吊篮里的黑小子一转眼间便长成了一个小伙子。接着他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的年龄，他浸泡在迟暮的感觉里，那怅惘的、伟大的空旷感无限地展开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株在碱土荒原上枯萎了的茅草，悄悄地生，悄悄地长，现在正在悄悄地死去。
手提鹦鹉的小伙子走到检票口附近看了看，人群中许多人与他打招呼。他傲慢地答应着，抬腕看了看那块造型奇特的手表。“鹦鹉韩，鹦鹉韩，你路子广，会说话，去把那位姑奶奶请出来吧！”人群中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鹦鹉韩道：“我不来，她不敢检票。”“吹牛，叫出来她我们才服你！”“你们，谁也别他妈的挤，都给我排好队，挤什么？抢孝帽子是不是？排队，排！”他咋咋呼呼地、半真半假地骂着，把人的疙瘩抻直拉长，队伍一直延伸到躺椅那边。他说：“谁要再往前挤，破坏秩序，我就把谁的娘——明白吗？”他用手指做了一个淫秽的动作，说，“其实，早上晚上都要上，上不去的坐在车顶行李架上，空气新鲜，眼界开阔。我就愿坐车顶。等着，我去把那个娘门弄出来！”
他果然把检票员请了出来。检票员嘟噜着脸，一副余恨未消的样子。鹦鹉韩在她耳边，甜言蜜语着：“干姨，干姨，您怎么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呢？这都是些社会渣滓，刁民泼妇下三滥，歪瓜斜枣烂酸梨，死猫烂狗臭虾酱。跟他们斗气，失了您的身份儿，更重要的是，您要气出臌胀病，还不把俺那干姨夫给心疼死？”“住嘴吧，你这个臭鹦鹉！”她挥起票夹子在他的肩膀上打了一下，道，“没人会把你当哑巴卖了！”鹦鹉韩扮着鬼脸，道：“干姨，我给您准备了一对俊鸟儿，什么时候给您带来。”“你这个熊玩意儿，”检票员道，“茶壶掉了底儿，光剩下一张嘴儿！俊鸟儿，俊鸟儿，你许愿一年了，我连根鸟毛都没看到！”鹦鹉韩道：“这次是真的，这次让您见到真鸟。”检票员道：“你要真有孝心，也别什么俊鸟儿俊鸟儿的，就把这一对白鹦鹉送了我吧！”鹦鹉韩道：“干姨，这对不行，这是种鸟，是刚从澳大利亚弄回来的，您要喜欢那还不容易？明年，我鹦鹉韩要不送一对白鹦鹉给您，我就不是您养的！”
检票口的窄门一开，人群立即拥挤起来。鹦鹉韩提着鸟笼站在检票员身边，说：“干姨，看吧，要不怎么说中国人素质低呢？都他娘的挤，挤，其实，越挤不是越慢吗？”检票员道：“你们高密东北乡那熊地方，净是些土匪种，野蛮得很。”鹦鹉韩道：“干姨，您可别一网打光满河鱼，好人还是有的嘛，譬如——”他的半截话没说出来就怔住了。他看到，排在队伍后边的上官金童羞羞答答地走过来。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说，“您就是我的小舅。”
上官金童羞怯地说：“我也……认出你来了……”
鹦鹉韩热情地抓住上官金童的手，摇撼着，说：“小舅，您总算回来了，姥姥想您想的，把眼睛都哭瞎了。”
公共汽车里挤得水泄不通，好几个人的半截身子，从车窗里探出来。鹦鹉韩沿着车后的铁梯，爬到车顶的行李架上。他掀起绳网，安顿好了白鹦鹉，然后探下身子，把上官金童的旅行包接上去。上官金童战战兢兢地爬到车顶上。鹦鹉韩抖开绳网，把上官金童罩起来，并嘱咐道：“小舅，您抓紧铁栏杆，其实，不抓也没事，这是老爷车，跑得比老母猪还慢。”
司机叼着烟卷，端着一个大茶缸子，懒懒散散地走过来。他对着车顶喊：“鹦鹉韩，你真是个鸟人！告诉你，摔下来跌死我可不负责任！”鹦鹉韩掏出一包烟扔下去，司机顺手接了，看看牌子，装进衣兜，说：“拿你这种家伙，天老爷也没办法！”鹦鹉韩道：“爷，您就开车吧，求您发善心，路上少抛两次锚！”
司机用力带上车门，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说：“这熊车，不定哪天就散了架了，也就是我，换了别人，这车，连车站大院也出不了。”
这时，车场里响起了欢送车辆起动的音乐，磁带久经磨损，嚓啦啦地响着，乐曲声吱吱呀呀，好像几十把刀子在刮着竹子。那个女检票员，例行公事地立正站有月台上，用仇恨的目光送着这辆油漆脱落、咯咯吱吱乱响着的破车。鹦鹉韩对她招手道：“干姨，下次我一定把那对俊鸟儿给您带来！”女检票员不理他，他低声道：“送你一对俊鸟？我送你两根狗鸡芭！”
车缓慢地行驶在县城通往高密东北乡的砂石路上，对面不时有汽车和拖拉机开来，小心翼翼地与公共汽车擦肩而过，车轮卷起的砂土像烟雾一样，令上官金童不敢睁眼。“小舅，我听人家说，你是冤枉的。”鹦鹉韩直盯着他的眼睛说。上官金童说：“说冤枉就冤枉，说不冤枉就不冤枉。”鹦鹉韩掏出一支烟，递给他。他拒绝了。鹦鹉韩把烟塞进烟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