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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当初攻克洛阳时，盘桓不归，并散发财物树立个人威信，图谋造反”。意
欲置秦王于死地。高祖虽没同意，但已对秦王产生疑忌。此时恰逢边关急报，
李渊听从建成建议，命元吉带兵，借机剥夺秦王兵权。并欲将秦王部下精锐
尉迟敬德、程咬金、秦叔宝、段宏志等干将及卫队一同带领出征，彻底解除
秦王的武装。还准备在为齐王元吉饯行时，在昆明池暗埋伏兵，扑杀秦王。
情况万分紧急。
李建成、元吉以为万无一失。岂知秦王也并未酣睡，他收买了众多耳目，
甚至太子的心腹玄武门禁军首领也为他所用。对太子、齐王的所作所为明察
秋毫。他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表面上不动声色。秦府老臣心急如焚，力劝
秦王先下手为强。
李世民深知到这时太子、齐王已与自己不共戴天。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
非但自己的身家性命不保，而且历尽千辛万苦开创的大唐基业及自己宏大的
政治抱负都要毁于一旦，唐朝天下恐无宁日。尽管骨肉相残，是他于心不忍
的。但高祖长期为奸党妖妃所惑，日益昏愦，一再听信谗言，不辨忠奸，以
致树奸诛良。若一味的依靠高祖裁决恐怕不但不能明善恶、正朝纲，而且还
可能黑白颠倒，后果不堪设想！至此，秦王对高祖的幻想完全破灭。在这千
钧一发的危急关头，秦王在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及敬德等忠良的激励
和推动下，终于作出果断抉择，决心以天下社稷和千秋大业为重，不拘小节，
诛奸除暴，正纲纪而安天下。
公元626年6月3日，李世民进宫朝见高祖，密奏太子、齐王淫乱后宫，
坏纲辱父的丑行和蓄意谋害自己的歹心。他痛哭流涕，谓高祖道：“儿臣扪
心自问，毫无对不起兄弟的地方，而他们却千方百计地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儿臣蒙枉，无别陛下，黄泉之下也耻于与这样的叛逆为伍！”高祖大惊，一
面安慰秦王，一面通知太子、齐王明日早朝，弄个究竟。
此时不动，更待何时，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拼死一搏。秦王决定先发制
人。玄武门是长安宫城的北门，是内廷警卫驻扎的重地，是出入皇宫的必经
之路。秦王事先已买通守卫玄武门的禁军统领、原太子建成的心腹何常。公
元626年6月4日晨，秦王事先率敬德等在这里埋下伏兵，待太子、齐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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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此地时趁机下手。
后宫张婕妤已将探听到的重要情报密告建成。元吉也劝建成以防万一，
早作准备，称病不朝，静观局势变化。但建成依仗内有嫔妃相助，外有禁军
森严戒备，谅秦王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不听劝告，携齐王元吉径赴早朝，
直奔玄武门。
二人行至临湖殿，正欲到太极殿早朝，忽然发现情况有异，立刻调马而
逃，但为时已晚。秦王世民纵马赶上。齐王元吉情急之下连发三箭，均被秦
王躲过。秦王搭弓放箭，正中建成咽喉，建成翻身落马，当即毙命。齐王拨
马欲逃，被敬德赶上，手起刀落，人头落地，东宫护卫见主子被杀，也无心
恋战，四散逃命。
这就是“玄武门之变”。
高祖李渊久等不见三子上朝，正在海池与嫔妃泛舟取乐，忽见敬德仗剑
而入，大惊失色。忙问何事？敬德说：“太子与齐王作乱，秦王已发兵诛杀。
恐惊圣上，特命我来护驾。”
高祖见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只好一切听秦王处置。
三日后，高祖下诏，立秦王为太子，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太子决定。
公元626年8月9日，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就是唐太宗，年方29
岁。太宗即位后，选贤任能、广开言路，励精图治，终开中国一代盛世——
贞观之治。使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顶峰。唐太宗也被后人誉为“中国历史
上贤明的皇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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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贞观之治”
唐朝初年，由于多年战乱，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土地大量荒芜，各
地灾害频繁，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突
厥等不断犯境，唐朝统治者尚无暇顾及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因此太宗继位
时，战争创伤仍到处可见。当时全国人口不到300万户，仅相当隋朝鼎盛时
期的三分之一。黄河两岸到处荒草茫茫，千里不闻鸡犬之声。因此，唐太宗
即位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民心，医治战争创伤就成了当务之急。
唐太宗亲眼看到，强大富足的隋朝，仅在短短的几年就大厦倾倒了，这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使唐朝基业牢靠久远，
成了唐太宗时经常思考的问题。为了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公
元626年10月，唐太宗亲自主持了关于“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面对百废
待兴、千乱待治的局面，大乱之后能否“大治”？群臣纷纷发表意见。许多
人表示疑议，认为大乱之后，恐怕老百姓不易教化，太宗本人也没有信心。
只有魏征对此充满信心，他说：“长期安定，百姓安逸骄奢，不易教化。如
果经过多年战乱，老百姓生活困苦，反而容易教化。这就像饥不择食，渴不
择水一样。”
大臣封德彝反驳说，上古人心淳朴，自夏商以来，世风日下，不可教化，
因此才有秦的严刑酷法，汉的重用霸道。他骂魏征是小小书生，不识时务，
空谈误国。
魏征据理力争说：“上古黄帝诛蚩尤、颛顼灭九黎、商汤放暴桀、武王
伐酷纣，天下都曾大乱，但后来不都出现太平盛世了嘛！如果说古人品德高
尚，后世逐渐堕落，那么今天的人们岂不都成了鬼魅，国君还如何治理呢？”
封德彝被说得哑口无言。
太宗觉得魏征说得有理，便决定教化治国。
唐太宗亲历隋亡的经过，经常以秦、隋速亡为鉴，讨论思考如何才能不
重蹈亡隋的复辙。他曾对大臣说：“隋文帝时，一年天下大旱，收成很坏，
但文帝却吝惜钱财，不赈济百姓。到了隋末，仓库里积储的粮食足用50年。
结果炀帝看到天下富足，便奢侈无度，结果导致了亡国。由此可见，积蓄太
多岂不成了坏事？”因此，他总结说：“治理国家，重要的是积德重民心，
而不在于大力搜刮。粮食储备只要够预防天灾就可以了。如果子孙后代贤明，
自然可以保天下；如果子孙不肖，富足反而可以使他奢华，亡国灭家。”“当
初平定长安时，宫中美女珍宝到处都是，但隋炀帝却仍不满足，依旧广造行
宫，四处搜刮；依仗富强而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徭役无时，因此弄得民不
聊生，结果激起百姓反抗，最终亡了国，自己也遭到杀身之祸。看来福善祸
淫，皆由人定。 ‘国君如舟，百姓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作为天
子的，只要仁慈道义，能够约束自己，不扰乱百姓，就不会被百姓抛弃了。”
“治国好比栽树，只有不触伤根须，枝叶才能丰茂。为君之道，一定要
让老百姓能够生存。如果为了自己而损害百姓，那就像割大腿上的肉去喂肚
子，肚子饱了，人也死了。”
正因为唐太宗认识到了这些道理，所以他登基初期一直兢兢业业，小心
治国，体察民情，严于律己。
贞观初年，关中、关东连续三年发生水旱灾害，百姓饥荒，卖儿卖女。
唐太宗吸取隋亡之教训，唯恐由于灾害而激起民变，就下令开仓赈民。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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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把赈粮一户户送到灾民家中。饥荒过后，家家都有余粮。太宗还命令皇
家府库开支金银，赎回灾民卖掉的儿女，送回家乡，与亲人团聚。而且他还
命令朝廷紧缩开支，裁减冗员。
唐太宗非常注重农业生产，时时注意不违农时。他说：“凡事都须务本。
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而从事衣食生产则以不失时节为本，作为国君，
切不可贪婪而误了农时。”
一年，河东万泉县喜降春雨，县狱中被关押的几十名犯人，也被临时放
回家及时播种。
一次，太子要举行加冠礼，礼仪官说二月有黄道吉日，建议二月举行。
太宗考虑到二月是农忙季节，便决定改到秋后农闲的十月举行。
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后，出现了大片无主荒地，人口流散严重，这不仅影
响农业的复苏，而且直接影响朝廷的收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高祖曾颁
布均田令。但由于皇室内争激烈，均田制未得到认真贯彻。贞观年间，太宗
继续推行均田制，即按人分给一定数额的口分田和永业田。为了解决有些地
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太宗极力鼓励农民迁往空地荒地较多的地区，并规定在
那些地区占田超过定额不作违反律令论处，移民垦荒者，还可减免租税，免
除徭役。为了保障均田令的顺利执行，唐太宗严惩阻碍均田的官员。
在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唐初实行新的赋税制度租庸调制，租就是按人
丁缴纳的田税。庸即徭役，不愿服徭役的，可交纳一定数量的布绢代替，叫
做庸，也叫纳绢代役。调是户调，即按人丁缴纳一定数量织物和棉麻。这种
新法，虽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对农民的剥削大大减轻了，“纳
绢代役”还可以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这样，农民得以生活下
去，社会生产逐渐复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