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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瓦扬（Léon…LouisVaillant）和路易斯…马里·迪珀蒂…图阿斯（Louis…MarieDupetit…Thouars）这样的航海家；雅克·热拉尔·米尔伯特（JacquesGérardMilbert）曾从哈德逊海湾带回49只哺乳动物和70只鸟，而且它们全都活了下来。在巴黎植物园，代表印度的是从伦敦购买的迈索尔苏丹（SultanofMysore）的部分收藏品，而代表北美洲的就是米尔伯特的动物。由波尔多商人迪叙米尔（Dussumier）装备齐整的布冯号（Buffon）和乔治…居维叶号（Georges…Cuvier）轮船从印度洋和太平洋带回了大量大型动物；J…S·C·迪蒙·德于维尔（J。…S。C。Dumontd’Urville）乘坐星盘号（Astrolabe）到达了南极（他在那里发现了棕鹬鸵）。那些最有实力的动物园组织了自己的考察队。为安特卫普动物园效力的A·维克曼（A。Vekeman）游猎非洲大陆，曾从一支旅行队那里购买了一只猴子（很快就死了），后来又从邂逅于塞拉利昂的一个名叫黑德尔（Headle）的商人那里买了另一只猴子。在考察队返乡后，成员们会把存活下来的珍稀动物卖给动物花园。在20世纪初，法国博物馆将大量使者派到了殖民地，包括法属西非、马达加斯加＇博克托（Bocteau），1939~40年＇和上海＇安贝尔（Imbert），1926年＇。鸟类学家和克莱尔（Clères）动物园的创建者让·德拉库尔（JeanDelacour）曾在1932~40年间带领7个考察队前往印度支那，还曾代表伦敦动物园和巴黎博物馆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带队考察了马达加斯加。
在旅行札记大获成功的同时，其他一些相关书籍也名噪一时。很难估量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的《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ExpressionoftheEmotionsinManandAnimals，1872年）一书有多大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前仅被隐约暗示的人和动物的趋同性在本书中得到了证实。畅销书《大自然中的爱情生活》（LaVied’amourdanslanature）的作者W·博尔克（W。Bö；lsche）是路德维格·赫克（LudwigHeck）的朋友，而且像赫克一样是个达尔文主义者。亨利·戴维·托罗（HenryDavidThoreau）在美国出版的《树的生命》（TheLifeofTrees）以及其他许多与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Kipling）的作品同时期的著作别具风格，可谓纪实小说和诗歌的精彩结合。它们在整个西欧广为流传，英文版较为常见。尽管这些书籍或多或少不加掩饰地提出了对待自然和野生动物的新态度，但它们并没有煽起对动物园的露骨批评。这一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格雷·奥尔（GreyOwl）死于1938年，就在此前不久，他在伦敦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
通过书刊和电影，狩猎者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全世界。《生擒活捉》（Bring’emBackAlive）是弗兰克•；巴克（FrankBuck）的作品，他是得克萨斯的一个猎人，贩卖婆罗洲猩猩和“食人虎”。瑞典作家本特·博格（BengtBerg）的著作被翻译成了德语和俄语。《阿布•；马克布历险记》（LesAdventuresd’AbuMarkub）、《Monamilepluvier》和《老虎与人》（LeTigreetl’Homme）都描写了一个超人——许多部影片的男主角。保罗·埃利珀（PaulEliper）在1941年出版了一本有关巴黎马戏团的书，之后不久，他又推出了名著《野兽注视着你》（LesBêtesvousregardent）。1946年，洛伦茨•；哈根贝克（LorenzHagenbeck）回忆录的法文版《我喜爱的动物》（CesBêtesquej’aimais）问世，卡尔•；哈根贝克的《没有栏杆的笼子》（Cagessansbarreaux）和约翰•；哈根贝克（JohnHagenbeck）的《御虎丹尼》（Danneh；tigreroyal）紧随其后（1953年）。像H·埃迪格（H。Hediger）这样的一批年轻有为的动物园园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说来奇怪，二战结束之后，法国人对狩猎故事再次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德国的狩猎故事！），就好像动物屠杀能将杀人罪行一笔勾销一样。随着纪录片（特别是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这种趋势有所减弱。杰拉尔德·达雷尔（GeraldDurrell）靠他的探险传奇（1961年由BBC在塞拉利昂拍成电影）成为富翁，并于1959年在泽西岛创办了一个动物园——他还在后期的作品中描写过泽西岛。这个动物园就像一座诺亚方舟，以保护濒危动物为宗旨。1963年，达雷尔创立了泽西野生动物保护基金，基金的6000名成员来自38个不同国家。尽管达雷尔的动物园也遭受了批评，但他还是成功地为抗争之声开辟了一条道路。先是安德烈·梅西耶（AndréMercier，某科考队的成员，在非洲成为狩猎家），后是《风之眼》（EyeoftheWind）的作者彼得·斯科特（PeterScott），最后是让…伊夫·多马兰（Jean…YvesDomalain），三人都最终放弃了旧观念，公开谴责狩猎和捕捉动物的行为，就此加入了后殖民时期的动物保护阵营。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六章 帝国荣耀（3）
脆弱的殖民地商品
非洲野生动物通常被归类为“殖民地商品”，而且像其他所有“殖民地资源”一样，它们常常被不加怜惜地利用，代价也高得可怕——至少对动物来说是这样。卡尔·哈根贝克讲述了一支旅行队的经历。这支满载动物的队伍用几个星期的时间穿越了苏丹的灼热沙漠，每日均在夜间行进。一只河马被卷在兽皮制成的担架中，两头单峰驼驮着它，另两头驮着它的洗澡水。山羊跟在后面；它们哺育幼小的动物，但后来死在大型猫科动物的利齿下。根据J·V·多马兰所说，这样一种事情在20世纪的老挝仍属司空见惯：受伤的猫得不到一点水喝，就被抛弃在炎炎烈日下，坏疽的双腿仍被绑在一起。哈根贝克曾提到，一只从佐治亚海角（CapeofGeorgia）运往斯特林根的体重1410公斤的海象在长达40天的时间里没有洗澡也没有进食。在这一时期，旅行仍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根据弗雷德里克·居维叶所说，在1810年，从婆罗洲到西班牙要用掉3个月的时间，接下来，穿过白雪皑皑的比利牛斯山脉到达巴黎又需耗时两个月。在1824年，必须苦行6个月才能将一头印度大象送到巴黎；1850年是5个月；1870年是62天。到达目的地的动物往往已经筋疲力尽，而且常有晕船症状。直到1928年，从喀麦隆或马达加斯加到里昂的动物园仍需一个月的时间，这足以让动物憔悴不堪，伤病缠身。
“这种物资的包装（里昂动物园在1934年的说法）”是一种仅前端加固的小笼子，因为动物不会试图从后端逃跑。由于没有控制利爪的措施，大型猫科动物可能在剧烈颠簸中抓伤自己，失血致死，甚至有可能将自己的眼睛挖掉。大马戏团的旅行提供了不少教训，于是特制野生动物运输船开始出现。1923年左右，刚果的河运服务部门和其他几个商家开出了每立方米货物50法郎的诱人价格。运输大型动物要多收一张头等舱票，原因是食物：要运送一只印度象，必须同船装载2000公斤干草、1200支香蕉、500根甘蔗和400头绿白菜。装船后，大猩猩只能吃到凑合着保存在小冰箱里的糟糕食物，水族缸的水质也不合标准。空运动物起始于1948年，哥本哈根和安特卫普的动物园是这方面的先驱。
动物运输的总吨位高得惊人。根据1894年12月18日刊的《小马赛人》（LePetitMarseillais）的报道，这种业务的营业额单在马赛港就达到了566000法郎。从1866年到1886年，卡尔•；哈根贝克共出口了大约700只豹，1000只狮子，400只老虎，1000头熊，800只鬣狗，300头大象，79头犀牛（70头来自印度、爪哇和苏门答腊，9头来自非洲），300头骆驼，150头长颈鹿，600只羚羊，数万只猴子，数千条鳄鱼、蟒蛇和巨蟒（他的公司以次见长），以及10万多只鸟。卢瓦泽尔统计了1910年初分别从西非、吉布提、锡兰、西伯利亚中部和西部以及印度运出的6批货，其中大型哺乳类动物共150只左右，这还不算其他哺乳动物、鸟类（40只鸵鸟）和600只猴子。
这些数据并未反映运输途中的损失。商人们普遍估计在途损失大约为发运动物的50％；因此，哈根巴克的那“数万只”猴子或多马兰的那350只长臂猿应该只是实际数字的一半。有五六个大贸易商、十个左右的较小商家和大量的业余爱好者、殖民者和海员从各地进口猴子，就像拥有自己的猎人队伍的动物园一样（如安特卫普动物园）。装运之前有多少动物死亡甚至无从推测。对大多数猴类和其他一些动物来说，母兽的死对其后代的连带影响也必须考虑在内。根据伦敦动物园助理经理詹姆斯•；费希尔（JamesFisher）的估算，捕获一只猩猩会导致4只野生猩猩死亡，而且4个牺牲者中可能还有母亲。多马兰估计游客们在动物园中所看到的每一只动物都是用10只动物的生命换来的。甚至到20世纪后期，正规空运过程中的动物死亡率仍居高不下：1988~91年间，从非洲运出的狒狒和长尾猴有10％~37％死于途中；从菲律宾运出的是10％左右；从印度尼西亚运出的是18％~54％。鸟类进口规模浩大：每年8月，安特卫普的奇异鸟舍中都会有50000到60000只鸟。
安特卫普是最古老的野生动物交易热土之一。雅克·凯兹（JacquesKets），安特卫普动物园的创建者，在这里组织了一个“真正的年度市场”——这也是动物园长们的一个聚会地点。以煤炭贸易为纽带与吉布提紧密相联的汉堡市是哈根贝克的领地。新殖民地港口（达喀尔，1857年）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动物贸易获益匪浅。英国人在澳大利亚、印度群岛和南非市场上独占鳌头。然而，捕猎者的国籍和殖民地的财产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