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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戏团也是政府的管制对象。早在1925年，英国的一项法案就对马戏团的训练和驯养方式施加了控制。1959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立法禁止使用珍稀和受保护动物，芬兰也于1989年颁布了这类禁令。在法国，马戏团领导人、动物保护协会和相关政府官员于1981年签署了一项协议，禁止了野蛮的训练方式和闲置动物的展览，限制了可用动物的种类，并规定马戏团在设计节目时必须将动物的天性特征考虑在内。但这些措施并未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因为它们只是一些最低要求，执行情况很少受到监督。瑞士199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这类法规仍然不够严密，有待完善。
为了防止争论话题转移到囚养原则本身，许多名高望重的公共和私营动物园先发制人，开始公开谴责马戏团、巡游动物园和粗制滥造的新动物园，主张实行淘汰性分级制度。在法国，埃尔蒙维尔（Ermenonville）动物园的老板让•；理查德（JeanRichard）于1970年创立了国家私人公园和动物花园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PrivateParksandZoologicalGardens）。协会向“好”动物园授予认证标志，希望终止理查德所说的“大屠杀”——当然也要终止惨烈的竞争和动物园集体形象的下降。1975年，温森斯动物园园长创建了法国动物园长全国工会（SyndicatNationaldesDirecteursFrancaisdeParcsZoologique）。该组织经常举办业内学术会议，如1977年的动物园教育角色研讨会。这些行动也有先例可循：一是1962年创建于盎格鲁…萨克森国家的国际动物花园园长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DirectorsofZoologicalGardens）——旨在通过国际研讨会推进动物园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二是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动物花园联合会（Ibero…AmericanFederationofZoologicalParks）——该组织同样成立于1962年，宗旨也与前者类似。
20世纪的动物园试图凭借重提19世纪的理念为自己立威正名，这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有效地改善了动物园的形象——用饲养员R·里德曼（R。Riedmann）的话说，动物园是一个“怡人而又亲切的避风港湾”。这种论调对动物保护学会有很大的影响（至少在60年代之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它对公众也影响颇深。
动物园教育意义的宣传也在继续，因为就像佩恩顿动物园园长在20世纪70年代所说，，它们的休闲娱乐价值已经不足以“证明将野生动物关到笼中是合理的”。北欧各国发明了大量主要面向儿童的教育方法。安特卫普在1945年之后新招迭出：兽栏旁的分类学信息；介绍动物行为学、地理学或生态学知识的标牌；指南、电影、展览和研讨会；还有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比荷卢三国、英国、两德、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大型动物园聘请了教育学家，让他们与各协会和学校合作，组织探险旅行，制作电影，管理内部报纸（安特卫普，创刊于1949年；巴塞罗那，创刊于1962年），为儿童（科隆，伦敦）、学生和老师（法兰克福，佩恩顿）们演讲和授课。在70年代的摄政王公园和惠普斯奈德公园，有80％的活动参与者是小学生。法国则起步稍晚：直到1976年，法国才在北欧典范的鼓励下真正开始支持动物园的教育角色。
儿童总是受到特别关照。在斯特林根，他们可以骑乘小马、长颈鹿和大象。这种创意也被20世纪60年代的佩恩顿动物园所效仿，但最重要的是，它就是发明宠物动物园的灵感源泉。宠物动物园在两次大战之间诞生于柏林和伦敦，随后迅速普及到欧洲各地，大多是主流动物园的附属设施，就像在巴塞尔和佩欧格雷斯（Peaugres）探险公园一样。它们专用矮小而又温顺的动物或野生动物的幼崽（猴子，大象，猫科动物），迎合了儿童的拟人化想像。在蒂奥内（Thionne）公园，一个豚鼠村庄五脏俱全，教堂、学校、镇公所和民宅应有尽有，这等于把卡通片变成了现实。这种政策无疑对喜人的游客量数据有所贡献。
在1962年，全世界的动物园中有1/4在美国；到1974年，美国已经拥有了305家动物园。动物园的景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悦“婴儿潮一代”的子女们或许是变革的一个动机，至少也算一个借口。在动画电影《小鹿斑比》（Bambi，1942）大获成功之后，沃尔特•；迪士尼于1955年在加利福尼亚阿纳姆市创办了迪士尼乐园，园中有各种各样的奇异动物。游乐项目丰富多彩，随时尚的变化而时时推陈出新，信息技术的发展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1949年，电视渗入了这个世界。“动物园游行”的发明者，芝加哥动物园园长R·马林·珀金斯（R。MarlinPerkins）创造了每年9000万电视观众的奇迹。转播权收入（NBC这样的全国电视网可能出价100万美元之高）再次拯救了动物园，它们的游客量在1940~60年间直线上涨（费城增长41％，圣迭戈增长240％），就像那些展有动物的休闲公园一样。在1991年，共有1500万游客光顾了加拿大阿尔伯达省的西埃德蒙顿商城，而这里便有一个宠物动物园。像超级市场这样的商业组织也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在美国金融和消费文化的圣坛面前，动物园也不得不低下它的头。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欧洲动物园燃起了重拾科学信仰的激情。巴塞罗那动物园就是一个代表，1970年，它把自己的行业通讯转化成了一份动物行为学科普杂志。在法国，受过科学教育的公共公园园长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休闲甚至教育功能）追随了这一榜样，几家私营动物园也在70年代做出了尝试。米卢斯动物园又一次扮演了先驱角色，从1965到1967年，它与斯特拉斯堡大学通力协作，共同研究了短尾猴的社会行为。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九章 公众呼声（7）
事实上，最早期的同类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追溯到小啮齿动物行为统计分析的发展——也就是科学世界对达尔文动物行为学的反应。最初，一种以灵活观察和换位思考为基础的灵长动物学在某些动物园渐渐成熟，因为类人猿在欧洲仍极为罕见，动物园是惟一拥有这类动物的地方。英国人R·加纳（R。Garner）在1896年左右研究了曼彻斯特一只黑猩猩的艺术行为；20世纪20年代，汉堡动物园副园长亚历山大·索科洛夫斯基（AlexanderSokolowsky）在这个动物园中重复了加纳的工作；1956年，德斯蒙德•；莫里斯在伦敦再次探究了这一问题，并据此撰写了专著《艺术生物学》（TheBiologyofArt，1962年）。但从两次大战之间开始，随着囚养类人猿的存活率逐渐提高，有关动物智力和语言的研究大多转移到了实验室中。60年代之后，动物园发现群体行为分析最是妙趣无穷。同样，这一领域也有前人铺路：两次大战之间，索利·朱克曼（SollyZuckerman）在伦敦观察了一群狒狒，写出了《猴和猿的社会生活》（TheSocialLifeofMonkeysandApes）；50年代在苏黎世动物园工作的汉斯·库默尔（HansKummer）是另一个先驱。有些动物园专事此类项目，荷兰的阿纳姆（Arnhem）动物园首屈一指，弗朗斯•；德瓦尔对黑猩猩社会行为的著名研究工程就是在这里的研究中心完成的；他所观察的黑猩猩群与人类完全隔绝，成员结构也与野生群落大同小异，这便为复杂社会生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然而，这些成果只是罕见的例外，因为科学研究的空间和隔离要求与公众的要求之间存在一种根本性的矛盾——要想服务于科研，动物园必须用更小的兽栏实现更好的观察效果，压缩各种动物的数量和成本以保证整体上的物种多样性，但这是游客们不能接受的。因此，动物园中的研究大多不是德瓦尔这样的基础研究，而是倾向于一种应用动物行为学：动物心理学——这一学科是埃迪格在两次大战之间为将动物饲养条件合理化而开创的。许多动物园将兽医任命为园长已经为这一新方向开辟了道路（里昂，1910年；巴黎，1917年），因为兽医们的创伤学、寄生虫学和动物心理学研究注重的不是物种知识的完善，而是保证囚养动物的健康。
动物保护是动物园当之无愧的一种科学价值，而且似乎不需要任何种类的特殊设施。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开始于两次大战之间，当时，政府和学者们都意识到了殖民地野生动物所遭受的浩劫。最先支持这一事业的是受过科学教育的动物园园长们和各适应化学会：对前者来说，动物保护是理所应当之事；对后者来说，动物保护意味着适应化工程将重现光芒（自20世纪初以来，适应化学会的作用一直局限于囚养繁殖）。后来，动物保护宗旨得到了一致认可，成为动物园回驳批评的主要依据，因为它是对囚养方式的一种支持。从60年代开始，一系列动物放归工程令保护运动声势更盛。这是适应化理想的大逆转：人类的新梦想。
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动物园正名运动的四大核心信念休闲、教育、科研和动物保护广为公众所接受。诸多调查、读者来信和报纸文章表明，游客、记者甚至动物保护主义者们已经将教育和动物保护视为所有动物园的根本和正当的功能。但事实上，这两个功能远谈不上名符其实。巴黎博物馆的一位负责监督这类行动的兽医在1991年估计，只有10％的动物园真正行如所言。另外，就算学生们的游园活动实现了教育宗旨，大众家庭也绝非如此。从法兰克福到米卢斯，各地调查显示有80％的游客声称自己学到了知识；但1979年的一项调查却表明，动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