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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也不认为。我还有四个星期可活，我更愿意和我信任的人在一起度过这段时间。”
亚当把萨姆的稿子第三页上的一个段落又读了一遍。文中给予萨姆单方面决定选择两名行刑见证人的权利。“关于见证人的这一条我不明白，”亚当说。
“这很简单嘛。如果我们走到那一步，那时就会有大约十五个见证人。既然我是被邀请的客人，我应当有权选择两个。成文法——一旦有机会你不妨复习一下——列举了一些必须在场的人。典狱长——顺便说一下，这里的这位是个黎巴嫩裔美国人——有权对其余人的选择作出决定。他们通常是与新闻界一起用摇奖的方式选出哪些狠心的家伙是被许可到场观看行刑的。”
“那你为什么要加上这一条呢？”
“因为律师一向是受刑人——就是我——决定的两个人选之一……”
“而你不愿我来观看行刑。”
“是的。”
“你认为我会希望到场看行刑？”
“我什么也不认为。只不过事实是，一旦处决不可避免，律师们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到他们可怜的当事人被毒气熏死。然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到镜头前哭上一场，继而又对判决不公骂上一通。”
“你以为我也会这么做？”
“不，我不认为你会这么做。”
“那你为什么还要加这一条呢？”
萨姆两肘支着台面向前靠过来。他的鼻子距隔离板只有一英寸远。“因为你一定不能去看行刑，明白吗？”
“成交了，”亚当漫不经心地说，翻到另一页上，“我们不会走到那个地步的，萨姆。”
“好样的。这话正合我意。”
“当然，我们也许需要州长的帮助。”
萨姆厌恶地哼了一声，在椅子里放松了一下。他把右腿搭在左膝上，注视着亚当。“协议书写得很明白。”
确实如此。几乎有一整页都是对大卫·麦卡利斯特的恶意攻击。萨姆把法律置于脑后，使用了诸如“下流”、“自我中心”及“自恋”之类的字眼，并且不止一次提到他对在公开场合出风头的贪得无厌。
“这么说你跟州长不和，”亚当说。
萨姆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认为你有这样的念头不好，萨姆。”
“我根本不在乎你怎么认为。”
“州长可以救你一命。”
“啊，真的吗？我今天之所以落到在死监等候进毒气室处死的地步，根由就在他一人身上。他凭什么要救我的命呢？”
“我并不是说他要来救。我说的是他可以。咱们还是持一种对任何机会都不拒绝的态度吧。”
萨姆点起一支烟，干笑了好一阵子。他眨眨眼，眼珠一转，仿佛这孩子是他几十年来碰见的最笨的人。随后他倚着左肘向前倾身，勾起右手的一个手指指着亚当。“如果你以为大卫·麦卡利斯特会在最后一刻同意赦免我，那你准是傻瓜。不过让我告诉你他会干些什么吧。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你，还有我，来吸引公众的注意。他会邀请你去他州首府的办公室，但在你到达之前他会递话给新闻界。他会作出极诚挚的样子倾听。他会声称对我是否该处死还有重大保留。他会在临近行刑时再安排一次会面。而在你离开后，他会接受记者的采访，把你刚刚对他说的一切都透露给他们。他会翻出克雷默爆炸案重弹老调。他会谈论民权及所有那些激进的黑鬼的屁事。他甚至可能声泪俱下。我进毒气室的日子越近，传媒的炒作就越大张旗鼓。他会千方百计使自己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他会天天同你见面，假使我们许可的话。我们会被他牵着走到终点线。”
“没有我们他一样可以做到。”
“当然他会。记住我的话，亚当。在我死前一小时，他会在某个地方——或许在这儿，或许在州长官邸——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会站在那儿，面对着数百架摄像机宣布拒绝给我赦免。而且这个浑蛋还会含着眼泪。”
“跟他谈谈没什么害处。”
“好。跟他谈去吧。等到你那么做了，我就行使第二款，请你这个笨蛋滚回芝加哥。”
“他也许会喜欢我。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
“噢，他会爱你的。你是萨姆的孙子嘛。多么耸人听闻的故事。会招来更多的记者、更多的摄像机、更多的采访。他准高兴结识你，那样他好吊着你的胃口引诱你跟着他走。见鬼，恐怕你会使他再次当选呢。”
亚当翻到下一页，又做了一些笔记。为了把话题从州长引开，他故意打马虎眼拖延了一会儿。“你在哪儿学会这么写的？”他问。
“跟你从一个地方学来的。指导你的那些有学问的人同样也是教我的老师。已故的历届法官们、可敬的大法官们、夸夸其谈的律师们、啰嗦乏味的教授们。你读过的那些垃圾也是我拜读过的。”
“不坏嘛，”亚当边说边扫视着另外一段。
“真高兴你这么看。”
“我知道你在这儿开业，很有些主顾。”
“开业。什么是开业？为什么律师开业？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其他所有人那样只是工作呢？管子工开业吗？卡车司机开业吗？不，他们只是工作。然而律师却不同。不同个鬼。他们特殊，所以他们开业。虽然他们有那么多该死的业可开，你以为他们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吗？你以为他们最后会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吗？”
“你喜欢什么人？”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
“为什么是愚蠢的呢？”
“因为你坐在墙的另一面。你可以从那扇门走出去，驾车离开。你今晚还可以在一家考究的餐馆进餐，然后在一张软床上睡觉。在墙的这一边，生活是有一点不同的。我被当成动物一样对待。我住的是笼子。给我判的死刑使密西西比州可以在四星期内将我杀死，就是这么回事，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是很难喜欢什么人的。因此你提出的问题是愚蠢的。”
“你是说在你到这儿之前是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吗？”
萨姆从窗口朝这边瞪了一眼，喷出一口烟。“又是个傻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与正题无关，顾问。你是律师，不是精神病医生。”
“我是你的孙子，因此我可以问和你的过去有关的问题。”
“那就问吧。你的问题也许得不到回答。”
“为什么不回答呢？”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孩子。那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能取消过去已经做下的事，也不能对所有的事都作出解释。”
“可我没有过去。”
“那么你真是个幸运儿。”
“我可不这么认为。”
“瞧，如果你期望由我来给你填补空白，那你恐怕是找错人了。”
“那好。我另外应当去跟谁谈呢？”
“我不知道。这事并不重要。”
“也许对我是重要的。”
“好啦，说实话，我此刻对你不大关心。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更担心的是我自己，是我和我的前途，我和我的性命。一座大钟正在什么地方滴答作响，你知道吗？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别问我为什么，但我能听到这该死的声音，它确实使我焦虑不安。我觉得很难去为别人的问题着急。”
“你怎么成了三K党的？”
“因为我父亲是三K党。”
“他怎么成了三K党的？”
“因为他的父亲是三K党。”
“棒极了。三代同党。”
“我想是四代。雅各布·凯霍尔上校在南北战争中与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一起打过仗，根据咱们家流传下来的说法，他是三K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是我的曾祖父。”
“你对此感到自豪？”
“你这是在提问吗？”
“是的。”
“并不是自豪不自豪的问题。”萨姆朝台子点点头。“你打算在协议上签字吗？”
“签。”
“那就签上吧。”
亚当在文件最后一页底下签了字，递给萨姆。“你问的问题都是颇具隐私性的。作为我的律师，你一个字都不能泄漏。”
“我明白这层关系。”
萨姆把名字签在亚当名字旁边，然后研究着两人的签名。“你什么时候成了姓霍尔的了？”
“在我过四岁生日前一个月。这是家务事。我们全家同时改的。当然了，我并不记得。”
“为什么他改成霍尔？为什么不彻底斩断联系，改为米勒或格林，或别的什么？”
“这是在提问吗？”
“不。”
“他是在逃避，萨姆。而且是边逃边切断后路。我看四代的重负真够他受的。”
萨姆把协议放在身边的一把椅子上，有条不紊地点起另一支烟。他朝着天花板吐出一口烟，凝视着亚当。“听着，亚当，”他缓缓地说，声音突然变得柔和许多，“咱们先把家族的事在一边放放好吗？也许我们以后会回来解决它。此刻我需要知道会有什么事将要落到我头上。据你所知，我还有希望吗？诸如此类的情况我都需要了解。你怎么才能让那钟停下来？你下一步怎么做？”
“这取决于几件事，萨姆。取决于你告诉我多少关于爆炸案的实情。”
“找听不明白。”
“如果有新的事实，那我们就可以提出来。会有办法的，相信我。我们会找到一个乐于倾听的法官。”
“什么样的新事实？”
亚当把拍纸簿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下日期。“爆炸的前一晚是谁把绿色庞蒂亚克开到克利夫兰的？”
“我不知道，是道根的一个手下吧。”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不知道。”
“说出来吧，萨姆。”
“我发誓，我不知道是谁做的这事。我从没见过这个人。车子被开到一个停车点。我找到了它。我应当在完事后把车留在原来发现它的地方。我从没见过那个负责转移车子的人。”
“审判期间他怎么没被发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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