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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三件事，赌命运，赌爱情，赌文学。然而，上帝从来不会给人百分之百的，结果，文学上获得极大成功，命运上遭遇完全败北，爱情上更是交待出去他的生命。
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比他更为“各色”的文人。
他的喜赌常输，虽输犹赌的恶习，很像沙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诗歌领域的开创意义，不亚于英国的拜伦、雪莱；他与贵妇人的风流韵事，他与风尘女子的狭邪冶游，法国的大仲马、巴尔扎克之辈，根本望尘莫及。至于他那些披肝沥胆，唤醒国士的警世之作，与雨果作品对于法国，与马雅可夫斯基对于俄国，在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堪相媲美。甚至他最后一盏鸩酒，暴毙而终，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决斗饮弹，不治身亡，虽同属别开生面之死，但他死得更为蹊跷。
１８３９年至１８４１年（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是他创作的高产期，生命之烛燃点到最后，爆发出璀璨的光华，他以几乎日写一首七绝的进度，写成的这部《己亥杂诗》，达到他一生成就的最高峰。然而，他的人生赌博的命途，终于也到了终点。
关于他在南归途中，于丹阳书院暴卒事，据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所述，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其殁也，实以暴疾，外间颇有异词。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暧昧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入引》诸阙，惝惚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主人（子）所觉，定庵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
二、“定庵晚年所眷（妓）灵箫，实别有所私。定庵一日往灵箫处，适遇其人，因语灵箫与之绝，箫阳诺之，而踪迹则愈密。半岁后，定庵一日又见其人从灵箫家中走出，因怀鸩以往，语灵箫其人倘再至者，即以此药之。药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无伤痕可验也，灵箫受药，即置酒中以进，定庵饮之归，即不快，数日遽卒。”
总之，老虎没有闲着，也不会闲着，它总是要吃掉它想吃的人，不过，时间有早晚，下嘴有轻重的分别而已。于是，这个才华极其高超，文字极其辉煌，内心极其矛盾，思想极其复杂，连他自己也把握不住自己的天才，在文学星空中，迸发出最后的华彩，一闪即逝，遂成绝响。虽然，只活了４９岁，留在文学史上的这个颇为异类的形象，却是值得后人好好研究。
读完他短促的一生以后，我们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那就是：“东山猛虎不吃人”，绝对是一个神话，万万当真不得。
花自飘零水自流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和散文写作，著有《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犀利辛辣，深受读者喜爱。
李清照，是个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这句诗，几乎像谶语一样，兆示了她不幸的一生。试想，一朵飘零的落花，跌进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际遇，难以自主的命运，不正是她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么？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是她的早期作品，当作于１１０３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花自飘零水自流”，实在是句极不吉祥的谶诗，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咒语“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简直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而且，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１１００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１１０２年（崇宁元年）夏五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奸党”。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七月乙酉，定案“元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九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１１０３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１１０４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１１０６年（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１１０８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奸党”案，从１１０２年，到１１０８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不幸赶上的，在哲宗朝元年间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的噩运。
可是，“元党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气的文人，而“元党人”的对立面，几乎无一不是小人。一般来讲，古往今来，君子是搞不过小人的，可小人要搞君子的话，无不心毒手辣，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这种铭刻在石板上“元奸党碑”，就是中国一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随后，在中国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士可杀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对付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个人的遭遇。１９５７年，我到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喝令我，必须端着饭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的木牌那儿进食。顿顿如此，天天如此，这歹毒的主意真亏他们想得出来？现在来看，他们当然不是从宋朝学来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恶的本质，都是胎里带来，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材的。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是不是也要捧着饭碗，到奸党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捕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许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文坛，才有这份好运气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惟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