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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亦斌对蒋经国怒拍桌子（1）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
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7月下旬；蒋介石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的认可。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宁沪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发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经国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在正式宣布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前一天；贾亦斌到南京励志社去找他；请他出席苏州青年军夏令营结业典礼。出乎贾亦斌的意料；蒋经国对贾说：“我另有重要任务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贾亦斌惊奇地反问：“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又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任务呢？”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贾亦斌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问他：“发行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他回答说：“只需四五千万美元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贾亦斌见他说得如此自信；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但认为如果能由此使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惩处；物价能得到平抑；这对饱受物价暴涨之苦的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也感到高兴；当即对蒋提出了八个字的希望和祝愿：“秉公执法；早日成功！”然后握手告别。
蒋经国的“铁腕”使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想趁热打铁；借机在上海扎根；因而考虑先取代宣铁吾出任上海警备司令；等条件成熟再取代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这时；蒋经国想到了贾亦斌这个对他反贪官污吏仍存怀疑的人。他几次打电话到南京找贾亦斌；要贾亦斌立即到上海；一方面要贾亦斌看看他的“打虎”杰作；体验一下他反对贪官污吏和豪门奸商的决心；同时也想探询一下如他正式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时；贾亦斌是否愿意充当他的副手出任副司令之职。还有一件事；就是要贾亦斌为他筹备双十节“十万青年大检阅”。
贾亦斌于9月中旬到达上海；先在扬子饭店住下；旋即去外滩附近的中央银行看望他。但在那里；他忙于接待许多客人；无暇与贾亦斌交谈；于是他对贾亦斌说：“这里不好谈话；还是今天晚上8时到我家（林森中路逸村二号）来谈为好。”
贾亦斌对蒋经国怒拍桌子（2）
当时；贾亦斌对他在上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打老虎”；博得舆论广泛赞扬；也感到高兴；但觉得那只是个开头；困难还在后头；成败尚难定论；特别担心他虎头蛇尾。当晚贾亦斌按时到了逸村；蒋经国显得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就座之后；他得意地问贾亦斌：“你看怎么样？”想听听贾亦斌对他在上海政绩的评价；并且满以为贾亦斌也会像别人那样称颂他。而贾亦斌却毫不隐晦地回答：“开头还不错；但我怕你后劲不足！”这不啻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微露不悦之色；但也似乎有所触动。贾亦斌接着问他：“CC方面怎么样？”他的脸色由不悦转为惺怒；骂道：“他妈的；他们在上海控制着大小15家银行；我要同他们干到底！”贾亦斌相信他的话；因为蒋经国同CC派之间早存芥蒂；他们的明争暗斗路人皆知。但贾亦斌最担心的还不是CC派；而是宋美龄；因此贾亦斌又问：“夫人（指宋美龄）呢？”此问一出；他顿时呈现难言之状；站了起来；口含烟斗；紧锁眉头；踱来踱去；近半个小时；一言不发。贾亦斌坐在沙发上；感到局促不安；最后贾亦斌说：“今天不谈了；以后再说吧。”他说“好；我派车送你回旅馆。”谈话就此不欢而散；贾亦斌感到他一定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贾亦斌预感到自己所言蒋经国“后劲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着急。于是在一次会见时；贾亦斌问他：“孔令侃案办不办？”他像没有听见一样；不予置答。此时蒋经国用行政手段勉强维持的上海经济秩序已出现崩溃之兆。物价开始飞涨；物资缺乏；生产停顿；到处出现抢购风；老百姓怨声载道。贾亦斌陪同他到申新九厂了解生产和原料供应情况及工人的情绪；看到沿途市面上出现了一片抢购风潮；贾亦斌与他的心情都很沉重。贾亦斌又追问他：“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他却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接下去就不再说什么。
回到旅馆之后；贾亦斌反复琢磨他这句话的含义。觉得他是借此向贾亦斌暗示：他要后退了。对此贾亦斌想了很多很多。本来贾亦斌对实行经济管制能否奏效；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但认为在当时打击豪门、严惩贪官污吏和奸商；平抑暴涨的物价；对老百姓也不失为有利的一着。特别是当遇上真正囤积居奇、横行不法的“豪门资本”；全国人民拭目以待之时；贾亦斌认为绝不能退缩；应当大义灭亲；依法严惩。否则；无以向人民和历史交代。如果口号喊得震天响；一遇见真正的“老虎”就偃旗息鼓；那上海“打老虎”不成了一场具有讽刺意义的骗局了吗？对于国民党；贾亦斌早就失去了希望；但对于蒋经国，贾亦斌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领导；几年来他对贾亦斌恩遇甚深；无论以公以私；无论作为部下和朋友；在此关键时刻；贾亦斌都有责任有义务向他进言；提醒、劝告他：坚持原则；不要犹豫不决；消极退缩。为此；贾亦斌主动到逸村二号去见他；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他本来情绪就不好；见贾亦斌又提起这个他最不愿意谈的话题；顿时发火了；他本来就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以训斥的语气嚷道：“孔令侃又没有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贾亦斌见他不仅不承认自己软弱、不敢碰孔令侃的事实；反而竟然以孔令侃无罪的口实为孔洗刷；为自己辩护；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驱使贾亦斌拍案而起；一掌击在桌上；大声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这就是江南所著《蒋经国传》中说到的“为了‘扬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的一幕。尔后；他终于平静下来；叹了一口气；又无可奈何地说：“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他以个人须尽孝来为不能为国尽忠辩护；明显是把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贾亦斌根本不能接受；于是便进一步对他说：“你有对你父亲尽孝的问题；而我只有对国家民族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