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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孟回到家里，老婆一点也不心疼他，又跟他美美地生了一场大气。过了几天，心情恢复了一些，给广远打电话，说自己已经没脸在灌河工作了。于是广远顺坡下驴，给县委提出要求，调整一下老孟的活儿。县委就把老孟安排到一个不起眼的局里，任了一个带正科级括号的副局长。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情，“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绯闻很快就传遍了县城，老孟就成了酒桌上一时的笑料。
这件事情，我是早有耳闻的，对于机关传出的闲言碎语的“嘴八卦”，并没有往心里去。反正那棵树的主干挺拔，枝叶繁茂，只因为是上了文化局的册子，没人敢整修罢了，所以依然要求安双辰抓紧修复院墙。
一动工，就出了事儿。四个妇女在大街上吵吵闹闹，说什么也不让动，引得好多群众围观，原来老江家真的要出面干涉了。做活的都是本地人，挡一下，他们就停工，催一催就开始干，一干，就又出来闹，就这样耽耽误误，硬是半个多月没有把院墙拉起来。
到了后来，闹事儿逐步升级，一直闹到刘镇长那里还不罢休，最后闹到了我的屋里。一个叫“九妮”的小媳妇，最会撒泼，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骂人话不粘嘴皮子就出来了，硬逼着我表态，赔他们的家产。跟这些胡搅蛮缠的妇女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人家又占理，没法叫派出所干警出面拿法她们。我一直没有吭气，几个副职好说歹说，总算把她们劝走了。
我仔细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江家的四弟兄中，有三个都比较老实，经常出头露面的是老三江长永，人也通情达理，不是个混球儿，九妮就是他的老婆，只要他不说啥了，那三家就不会闹了。
第66节：第二十章（3）
有了这个底数，我叫人把江长永找来，亲自跟他谈判。长永说：“贺书记别见怪，我们这样做，不是冲着你来的。这些年，为了打这个官司，俺家花了不少钱，总算是赢了官司，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现在也不要钱了，只要求政府恢复我的房产，我得对得起我的先人。”
我说：“长永，你是个明白人，清楚人好说，糊涂人难缠。明说吧，地皮总是国家的，你老祖上在这上边盖的附属物早已不存在了，给你咋毬恢复？法院已经判了一万多块钱，一直没有给你落实，到我这一任上，我给你落实就是了。”
长永说：“只给判了一万多块钱，十来年了，票子毛了，加上利息，翻成十万也不够了。”
我说：“话不能这样说，我看过判决书，没有追诉利息这一说，法院判多少只能给多少，到一百年以后也是这么多。若给你多了，显见你老兄我这个书记当得草包不是？”
长永又要求再多给点，我说：“算了吧，我已经了解，你们几个兄弟混得不错，不缺这几个钱花。你也知道镇里多么困难，你得体谅一下我这个当书记的难处。要这样不依不饶下去，这院墙我也不垒它了，反正现在时兴政策透明、政务公开，我就干脆让它透明到底了，你的钱可也别想再要一分了。”
长永坐在那里干嘬嘴，半天不吭声。我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已经入港，就又劝他说：“长永，法院判你一万零点，我给你拿一万六，四家平分，这事儿咱从此算结了。多点少点，你们也不差这几个钱，只当咱们交个朋友。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这样办，你回家备上一桌酒席，我和镇长、几个副书记把钱亲自给你送去，算给你长脸，你也算对得起你祖宗了！”
长永说：“我是行，你给了我这么大面子，再过高要求就是混账了。只是怕我的几个弟兄不答应。自古民不跟官斗，反正斗不过你们这些当官的。你们看着办吧。”
我说：“别往下说了，我知道你的俩哥和一个弟弟都是听你的，等到你家喝酒时，叫他们过去倒个酒就是了。”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正是：办公事也要说私话，论道理更须讲感情。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67节：第二十一章（1）
第二十一章
领导交办事惹领导不快
官员费斟酌整官员有殃
院墙倒了不是一个好兆头。其实不好的兆头早就出现了。
在乡镇工作，没有星期日回家休息的概念。这是因为县级以上部门都是按部就班的，向下边部署工作一般都在每周的前五天。乡镇的头目从县里领到“圣旨”、“钦此”以后，正好到了周末，乡镇干部必须回到岗位上去落实上级精神，多少有点“睡颠倒”了的意味。所以，大多数城里人以为是周末的日子，乡镇干部正在底下拼杀。同时，乡镇工作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带有强烈的阶段性，除了正常的部门或者叫做线上的工作以外，作为书记思考并部署的重点工作都是一阵子一阵子的。因此，我们就大而化之，把一个阶段的重点工作称为“什么什么战役”，俨然以将军领兵打仗自居，反正历来吹牛是不上税的。
一个星期天，县纪委吕士敬书记要来灌河休息。我这里本来就是纪委书记分包的，所以对于吕书记的到来，并不觉得意外。有好几次到了周末，吕士敬书记忙了一个星期，累了一个星期，到这里休息一下，我就好好地陪陪他，是自然的事情。但有时因为七事八事，吕书记往往在电话里事先特意交代，你该忙你就去忙，不要管我，留下镇纪委书记牛振山就行了。所以，接待工作就显得宽松，如果真的有事，不陪他也没有什么，家常便饭的事情争不得那么多的官场礼节。但这次吕书记特意交代要我在机关等他，说完事以后再找个水库钓钓鱼，放松放松神经。
说话间，吕书记就到了，刘春亭镇长和平奇、春跃、振山这些主要头头围了一屋子，吸烟喝茶扯一阵子闲篇之后，吕书记漫不经心地说：“你们忙去吧。”大家就知趣地走了。
吕书记对我说：“振宗，广远在灌河工作了两年多，力度大，成绩突出，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一部分人。几个月以来，市委、市纪委以及吴书记、我和县纪委收到了不少告状信。这些信多数是匿名的，一些还是署名的。信中反映了广远同志大量的经济、作风方面的问题，有些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有根有据，言之凿凿，不像是凭空捏造。咱们党的规矩你是知道的，历来是保护大多数干部，也不袒护不成器的坏干部。县处级是市里管的干部，如果不是市委和市纪委主要领导的批示，要求我们‘认真工作，慎重处理’，只要反映的不是什么实质性问题，上访的批量不大，纪委原则上不找事，免得冷了在基层艰苦工作的同志们的心。但情况复杂了，就得有所动作。我和吴书记议了一下，意思是让你们先自查自纠一下，矛头不要对准广远，摸出一个大轮廓，咱们再细致地分析一下，梳梳辫子，好对上对下有个交代。吴书记特意说，相信你会处理好的。”说毕，把一沓子上访信件交给了我。
一席话，说得我心头沉甸甸的，脊背冷飕飕的，心里一时想的不是广远老兄，而是对当官瞬间产生“绝望”的念头，平日里大家都看到的是当着一把手时颐指气使、八面威风，多少人甘愿捧你的“臭脚”，一旦下了野就有人告你的黑状。这些人不是“秋后算账”，而是年后算账，年后算账啊！我粗略地翻看了一下这个 “火药包”，主要是看署名情况，却没有看到一封是署名的，一下子就明白了领导们的良苦用心。上级把矛盾推给了下面，本不该我做的事情，由我来做，有一点闪失，就是祸不是福啊。
送走吕书记以后的几天里，我反复看了这些材料，从这些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掂量它们的分量。憋了一肚子气，心里抱怨吴书记，你说过不让我“评价前任的功过是非”，就不该把这个“酱罐子”扔给我叫我作难。
也不知吸了多少包香烟，我忽然从“不评价”三个字产生了电光石火般的灵感。这个事情又不能与人商议，我就自己首先从已经了解到的机关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入手，把大院内外上、中、下层的各色人等排了队，从而发现，尽管广远在任时得罪了几个“掉蛋货”，但真正得广远底细的人也不会太多。署名信件肯定是愣头青干的，那些工于心计的人，一定不会在告状信上赫然列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从信件上的内容分析，无非是建厂中和搞矿山发包时收受贿赂，机关财务不清，特别是计划生育多子女费管理混乱，此外还有男女关系等等脏唐乱宋的事情。
吃透了情况，就有了办法。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上推下卸，敷衍塞责；我就来个避重就轻，文过饰非。总之，雷声不能大，雨点更不能大。反映出来的东西，只查共性，不查个性。如收贿问题，乡镇是没法查清的，作风问题更不能去查。联想到计划生育办公室花钱如流水，我心里本来就焦躁，那就借此机会整顿一下，把这里当成“替罪羊”吧。
思虑成熟以后，我只给纪委书记牛振山交了底。然后开了个书记办公会，说吕书记来时，给了个批件，要求把前两年计生办的财务账目清理一下。这件事，涉及前两年的工作，尤其是可能涉及前任领导，你们几个原来在任的同志回避，春亭当镇长不久，也没有介入计划生育工作，也要回避。这样做不是不信任你们，而是你们都没有分管过这一块，免得你们得罪人。
大家心照不宣，就各行其是了。我要振山从农经站和财政所各抽了一名会计，会同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党委委员赵飞鸿、计生办主任一起把1994年、1995年的财务清理一下。原则问题由我把关，具体问题你们处理，有了疑问就及时向我汇报。要求明确以后，大家分头去做就是了。
工作刚刚展开的一天凌晨一点多，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调到别的乡当副书记的尚国跃。没来得及说话，他一头钻进我的卧室，把一大袋子东西塞到了我的床底下。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来意，就说：“哎呀老弟，你这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