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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虽然也为法国居民遭受屠杀而感到不安，但在4 月22 日举行的会议上，当马洛里以沉重的口气安慰他说：“现有报告表明，到目前为止，一切反应并无不利于盟国之处，”艾森豪威尔对马洛里表示感谢。现在只能对马洛里提供的这些令人安慰的消息进行猜测。目前的记录表明，大部分比利时人和法国人都已愤怒到极点。但他们对停止这场战役无能为力。比利时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保罗·亨利·斯巴克于4 月29 日对美国最近一次对比利时一个人口最稠密地区进行空袭井造成重大伤亡一事提出抗议。法国也大叫大嚷地提出了抗议。当这些抗议日趋高涨时，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心绪不宁地把责任推给别人。而艾森豪威尔认为，既然自己作了这样的决定，就应坚持不变。
现在，人们开始推卸起责任来了。4 月28 日，邱吉尔把艾森豪威尔请来，告诉他英国内阁对轰炸法国铁路系统一事群情激奋。艾森聂威尔坚定地告诉他，英国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应通过华盛顿的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转达给他。他坚持说，出于军事需要，才对法国的运输区域进行了轰炸。次日，艾森豪威尔对马歇尔说：“为了避免杀伤任何一个法国人，英园政府一直企图劝我改变对铁路系统进行轰炸的方案。但我坚持了我的主张，因为在准备阶段，强大的空军没有别的办法帮助我们登陆及在那里站住脚。首要向我谈到关于轰炸‘基地、部队集结地和军需仓库’一事。但事实上，敌人每个大的军事中心都以营为单位设在大村庄里。对法国境内的德国军事机构进行任何直接的轰炸，都很可能因杀死一个德国人而使四个法国人丧生。”
人们对轰炸运输中心的后果，众说纷坛。5 月1 日的一份情报报告说，破坏正迅速得到修复。报告同时还警告说：“目前并没有看到敌人的军事交通受到什么阻碍，但轰炸却给民用交通带来了混乱。”同一天，在最高统帅主持的第十七次讨论‘霸王，行动的会议上，他宣布继续对铁路中心进行轰炸。
邱吉尔公开表示了他的不满。他把责任推给大洋彼岸的罗斯福。5 月7日，他向总统呼吁道：“英国战时内阁和我都担心这些屠杀将会在法国平民中产生一种严重后果，这些屠杀恰恰发生在‘霸王’行动之时，这很容易导致法国人民对他们即将到来的解放在感情上产生反感。”马歇尔也感到压力重重。5 月5 日，法国全国解政委员会从阿尔及尔发了一份备忘录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5月16日，马歇尔得知，戴高乐的参谋长马里埃米尔·贝图阿尔中将写信表示他对他的同胞继续受到杀害一事的愤怒，马歇尔把问题推回给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承担了这一责任。但他很快找到了能够圆滑地摆脱良心谴责的办法。他又把此事推给了他的助手比德尔·史密斯，而他则在5 月16 日晚上离开伦敦到北爱尔兰的一些单位进行视察。比德尔·史密斯则留在伦敦与法国军事使团进行交涉。使他吃惊的是，使团的首脑，皮埃尔·科尼希将军是个如此冷酷的人，对于屠杀他无动于衷。他说道：“这是战争，战争中的死亡是不足为奇的。为了消灭敌人，我们愿付出比预先的估计高两倍的代价。”
尽管史密斯不是个软心肠的人，但他对科尼希的冷酷也感到惊讶。对安全地往在伦敦的法国将军来说，在谈判桌上自愿牺牲那么多人的生命是轻而易举的。史密斯想道，正是那些在国内遭受战略轰炸机攻击的科尼希的同胞，却无权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
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和美国人竭尽全力弥补由于他们的轰炸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在他们官方的历史中，伤亡数字是很低的。然而在负责整个防务工作的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5 月29 日的信中却展现了另外一幅图画，“法国人正遭受着深重的苦难”，他写道，“仅在最后四十八个小时，他们就有三千人丧生。”轰炸确实带来了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马洛里都没有预料到的“好处”，在入侵之前，为了处理在进攻打响后前六个星期可能出现的伤亡，德国人除在德国南方设了两万张病床外，在法国北部就额外准备了四万张病床，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已设有二万八千张病床。不过，从“霸王”行动开始执行的那天起，法国人便已占据了每一张病床，他们是“霸王”行动之前进行战略轰炸的牺牲品。
1944 年，战争已不仅成了这些大国的抗战，而且也成了它们之间的内部纷争。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和扩张的需要。一些较小的国家曾经为了大国利益而拿起武器，但现在早就被抛到一边并被遗忘了。波兰被允许打下去。它一个军团在意大利英恿善战，但却作了无谓的流血牺牲。法国在阿尔及尔的自封的专制代表的每一项行动，给法国招来了更多的麻烦。
戴高乐懂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得以夷制夷之道。英国和美国互相猜疑地仔细观察着对方与他的交易。1943 年5 月，美国的官方保密检查员偷听到了邱吉尔同安乐尼·艾登有关戴高乐的谈话，邱吉尔轻蔑地给他起了一个“贞德”的绰号的秘密谈话，使国务院感到放心，它听到了英国首相以愤怒和心烦意乱的语调宣称，“他的一切都亏得我们”，然而敦促艾登说，“你现在必须拿出点颜色来。。我们不能允许在我们的事情上搞妥协”。
罗斯福总统认为没有必要去为法国的主权而烦恼。1943 年11 月，这位总统登上了“依阿华号”去参加开罗会议的航程中，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泄露了自己以牺牲法国为代价扩大美国领地的设想。罗斯福秘密地对他的军事顾问们说，让法国战后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保留它的地位，但它必须放弃其它一些像印度支那这样的殖民地；罗斯福秘密地对他的军事顾问们说，至于达喀尔，必须成为美国在西非海岸的一个前哨基地。戴高乐曾要求美国人为他装备几个自由法国师，然而，海军上将李预言，如果美国同意，它只会带来麻烦。李说，“如果戴高乐，比方说，率领十个装备优良的师进入法国，他就能轻而易举地用武力掌管起法国政府的工作”。
对盟国而言，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一旦它们解放了法国，戴高乐将试图在那里建立起一个个人的独裁政权。几年内，戴高乐派的军官们逐步地垄断了军队中的最高职位。据一个报告说，他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在谈到他时，有一种把他当作“元首”的复杂感情。美国的情报机关弄到了戴高乐在1930年和1931 年即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前两年，为《法国军事杂志》撰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法国需要一个能领导国家的主人，而这个主人必须具有父亲般的强有力的领导能力。罗斯福是一位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他并不想把独裁强加到任何一个解放了的国家身上。所以，罗斯福决不愿意让戴高乐的抵抗运动在解放了的法兰西负责建立起一个临时政府。当时，美国群情激愤，华盛顿的反对派意见难以对付。
自法国1940 年败北以来，戴高乐一直在英国议会的盖有拱顶的走廓里彷徨徘徊。他似乎是一个瘦高难看和顽固不化的幽灵，成了盟国中最令人讨厌的眼中钉。戴高乐1890 年生于里尔，毕业于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那里教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最年轻的陆军少将。1940 年6 月，戴高乐逃离了法国并在伦敦重新投入了战斗。他有一句名言：“法国打了一个败仗，但未输掉这场战争。”从1943 年11 月起，他成了在阿尔及尔建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唯一主席。
在伦敦，戴高乐暴露了他的家长式统治的思想。因此，希奇古怪的谣传从“战斗法兰西”在伦敦的总部——卡尔顿花园不胫而走。据传说，相当数量的法国人通过戴高乐的逃亡系统偷偷地从欧洲大陆上逃了出来。虽然他们与戴高乐有不同的政见，但却在身心上被严厉折服，不得不举手投降。一位从前的政府高级官员说，“这就是我的入场券的代价”。
一件非常的丑事终于显露出来。尽管英国管不着戴高乐，但它是一个由法律统治的国家。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法国士兵从公爵街十号的戴高乐派的特务机关总部（距美国总部不到三分钟的路）逃了出来，并大胆地告发了戴高乐，说他由于拒绝透露为英国特务机关工作而遭到戴高乐的扣押和撬打。须知，在英国，高等法院是绝对独立的，因此无法撤销法院根据诉讼程度发出的使人为难的传讯。然而，戴高乐拒绝出庭，并不承认英国高等法院对他有裁判权。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办。因此什么事也没有办，卡尔顿花园和公爵街一切照旧。根据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在法国解放前后，安德烈·德瓦弗兰的特务组织利用暴力，强迫对戴高乐将军本人按照规定的誓词宣誓效忠。在英国，不愿意参加戴高乐派的法国人被驱逐到遥远的法国殖民地，正如一份致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在一处所写的那样，“从此就无声无息”。但是，这个问题在其他的盟国看来，也许有百分之九十的法国人把戴高乐尊为抵抗运动的象征。
戴高乐利用了法国人的苦难和对盎格鲁一撒逊人的憎恨，获得了权利和并享有威望。戴高乐把法国1940 年遭到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