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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1-历史的坏脾气-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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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及到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已经入土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发现的东西,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环境下的残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生物体上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已经等于消亡了。平江私塾的最后消失,虽然比我的预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汹涌到来的现代化浪潮中,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平江的山乡也是正在消亡中的农村。在我调查的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平江农村使私塾赖以残存的文化环境正在逐步被破坏,成年人长年到广东打工的越来越多,当年的一位受访者在赠给我几首诗之后,就来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与此同时,人们的礼俗需要也在向时尚“进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没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压制的态度,私塾也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尽管如此,平江私塾的发现,对于中国的学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平江私塾的存在,事实上揭示了西方所谓的大渠道教育(学校教育)跟农村日常生活以及民俗环境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虽然理论上有官学和私学之分,但真正起教育作用的只有私学。官学设在城里不说,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学活动,官学对于农村社会的意义只是通过其学生(生员)体现的。对于农民来说,进了官学就等于跨进了科举的门槛,官学实际上等于是古代社会选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是由各种名目的私学实现的,其中,私塾是最常见和普通的部分。在接触平江私塾之前,我一直认为,由于戏曲说唱等小渠道教育,农民喜闻乐见,有寓教于娱的作用,所以理应是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角;农民的意识构成,主要来源于这些说说唱唱的东西;所以,对于农村而言,小渠道教育的价值理应更重要。因此,在我论述传统农村教育的时候,给了小渠道更多的笔墨,对于乡村的学校,只是一带而过。然而,平江的私塾纠正了我的偏颇。

  中国的农村,事实上是个礼俗的社会,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人生礼仪活动,实际上构成了农村日常生活的骨架。对于局外人来说,婚丧嫁娶、拜寿上坟、年节祭祀,无非是些繁复的仪式和吃喝热闹。但处在传统农村环境中的人,如果离开了这种仪式,日常生活就没有了灵魂,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没有了意义。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农民离不开礼仪活动,可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这些礼仪活动程序之繁复,讲究之复杂,又是普通农民所无法掌握的。所以,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道德知识的传授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传授礼仪,即平江人所谓的“学应酬”。学生不仅要跟老师学习各种礼仪活动的仪式程序,还要跟随老师掺和婚丧嫁娶,现场实习主持仪式(主礼)。所以,传统的礼仪从内容到形式的传承,事实上是通过私塾来实现的。在所有具有传授礼仪职能的私塾中,少数能够完成学业的人,无论能否进入官学,踏上科举的阶梯,都成为事实上的乡村之“儒”(儒的本义就是主礼者)。能够熟悉和主持礼仪,不惟受人尊重,而且能多得一份收入(当然,有功名的人更具有主持礼仪的资格,只是身份太高的人,比如举人老爷,不大可能受如此的辛苦,一般只是象征性地过过手,比如“点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主持者还是那些没有身份的“儒”和穷秀才)。而多数只识了几个字就半途而废的农民,也因多少了解一点礼仪知识,而成为礼仪活动中很能配合的一群。据统计,在传统时代,农村中男性成员,上过私塾的人比率是相当高的,可以达到50%左右(参见E。S。罗斯基的研究和李景汉的定县调查)。有这样大的一群人很懂行地配合,任何复杂的礼仪活动都可以顺利地展开。我在许多地方收罗旧书时,都收集到了一些线装和手抄的“礼仪书”和“称谓录”之类的东西。礼仪书上把婚丧嫁娶各种礼仪形式的程序、步骤都讲得十分清楚,关于丧礼,不仅有仪式程序,还有各种挽联的写法;甚至我还见到过一本手抄的《写包本子》,是专门介绍如何写上坟的“红包”(纸钱袋)的,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写法。这些东西,据说已经传了几辈、十几辈子(从其破旧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看来,农民很早就把礼仪从儒家典籍的《三礼》中简化出来,变为切实可行的教程。

  “礼”在农村社会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农民固然可以从乡间戏剧说唱中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仰慕忠臣义士、义夫节妇,但却只有在不断的礼仪演练中,才可能明了什么是大小尊卑、昭穆远近,学会怎么样进退有据、行止有节甚至礼让恭谦。从某种意义上讲,煞有介事的礼仪气氛和一板一眼的礼仪程序,是乡民学会服从秩序的最好老师,而演礼导致的肌肉记忆,远比言者谆谆的说教更有效。也可以说,乡村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靠礼仪活动的展开来维持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的内涵经过了许多次的转换,但礼依然是其核心内容的原因。实际上,私塾的其他教学内容,也跟“礼”不无关系。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掌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习礼的内涵,而文字的训练,比如“对对子”的练习,在乡下的功用就是写对联。对联不仅用在年节,而且用于相互往来,吊死贺生。从这个意义上,上学才真的能实现“知书达礼”。因此,我们说,私塾教育和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私塾和乡村社会的乡绅一样,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地位。私塾教育的缺位,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导致农村识字率的下降,而且会使乡村社会的既有秩序出现紊乱。

  显然,清末新政以来的教育改革,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事实上超过了学者们所能给出的估量。传统私塾教育的迅速衰落和乡村精英的流失,背后是农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礼俗秩序的紊乱。在军阀混战的大背景配合下,最后只能导致乡村暴力化倾向的泛滥,对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当然,任何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总要付出代价。也许有人会说,乡村的衰败,就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成本。然而,清末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本,并没有在乡村的迅速败落面前停止支付,所谓新旧教育嬗变所蕴涵的文化尴尬,实际上一直折磨着国人,直到今天。

  晚清以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日益凸显。传统就意味着旧,意味着落后,现代则代表着新,代表着进步,体现着进化的方向。只要是现代的,就意味着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行动上的可行性。更可悲的是,作为被西方逼上现代化路径的中国人,我们几乎忘记了在所谓的传统和现代的二元话语中,事实上隐藏着的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西方的传统和现代命题,和我们的并不是一回事,他们的传统与现代是一个脉络里的延续,现代里也包含传统的东西,现代对于传统,更多的不是背反,而是扬弃,甚至现代性的启蒙,也可以借复古的名义进行。但是,到了中国的语境里,事情则发生了变化,传统意味着中国,而现代则等于是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不管我们有无自觉,事实上都包含有以西方替代中国的意义。以汉语教学为例,在基本上放弃了拉丁化的尝试后,绝大多数教和被教的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教学实际上还是一个“以夷变夏”的过程。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一直在被主谓宾、定补状的语法体系所阉割着,被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肢解着。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把形容词“绿”当作动词用。长大了才知道,其实汉语原来根本就没有这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所有的语法概念,不过是人们借来切割,不,凌迟汉语的西方语言学的手术刀。当然,跟所有的手术刀一样,凡是叫这个名字的东西,都意味着“科学”,因此具有无法抵御的魔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白话文的改革到汉语拉丁化的尝试,主导者莫不以平民主义为圭臬。据说把“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引入书面文字,不仅可以把文言的死文字变活,而且还可以提高平民的识字能力。然而,在改革实践中,真正落实到纸面上的文字,则流为各种形式的欧化语式,长句子加倒装只是比较露骨的一种,而较为活泼的散文体则比较隐蔽。而落到教育层面(白话文的提倡,没有经过几场像样的战役,就在提倡尊孔读经的北洋政府首肯下,在全国中小学推行,1922年北洋政府宣布废除所有的文言文语文教材,代之以白话文),白话文的教学,并没有获得提倡者预期的效果,使平民的语言学习更加便捷容易,书面的文字能力得到迅速的提高。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说,他在私塾的时候已经读了《文选》和《通鉴》这样的大部头,转入小学却要大念特念“早晨和雄鸡”、“喔喔喔,白月照黑屋”。这种“喔喔喔”的语文教育,固然背后有西方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支撑,但喔不出名堂是肯定的。身为学者,吃文字饭的唐先生,他用中文写作的功夫,估计十有八九不来自这些“喔喔喔”。今天,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界和网上议论的话柄,九年甚至十几二十年教不出能写流畅母语文字学生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事例。然而,我们的教育部门,其实对此并不真的在意。因为,说到底,现在衡量国家教育的现代化程度的指标,跟学生汉语程度的高低没有多少关系。

  尽管私塾因师资和生源的差异,教学效果不一,但在汉语教育上的功效,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说明,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应该有其合乎汉语规律的成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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