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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阶级的分野，有时在现代都市的市民和工人中，也是暧昧不清的。如果非要强行划出敌我分明的一条线来，实际上势必存在许多的误划。在建国之后，扫荡地缘封建关系，将把头和工头归为反动阵营，出于治理的需要，而且有强大的政权做靠山，当然并无不可。但是在白色恐怖下搞工人运动的时候，如果如此地“六亲不认”，那么代价很可能是整个运动的窒息。事实上，在工人运动一度红火的时候，中共工运的领导人，不仅利用了非技术、半技术工人的乡土关系动员了工头的力量，而且主要负责人还加入“封建”帮会，借助帮会的力量开展工作。
中国人的阶级意识如果存在的话，肯定要晚于乡土意识。按西方的经验，比如资格最老的英国工人，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有赖于两个因素，一是超越原来乡土的共同的生活娱乐形式的出现；一是跨行业的共同罢工斗争的胜利，即运动的发生。于前者，是基于足球这种不登大雅之堂、却又适合大众集体狂欢的体育运动形式的出现，足球运动的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的黏合剂；于后者，意味着至少需要大规模的罢工的成功，才能使处于这个阶层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行动的必要。在中国，由于特殊的乡土意识，进入都市的人们，实现对乡土的超越，把阶级意识放在首位，恐怕需要的时间更长，条件更苛刻。从某种意义上说，考虑农民工突破乡土的藩篱问题，恐怕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乌托邦式的玄想。
任何人在多数时间里，都是站在地上观察这个世界的。可是，不幸的是，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空气一样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人们往往忘记了，脚的着落处，才是我们行动和观察的最原初的依据。
农民“失语症”的病史考察
现今，中国农民的失语，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各种超额摊派来了，他们说不出话；贪污腐败来了，他们说不出话；治安环境恶化，他们说不出话；农村道德水准下降，他们说不出话；卖血被传上了爱滋病，被鸡头拐去了女儿，还是说不出话。被人在权钱交易的合谋下谋去了责任田并且拆掉了房子，总该说话了吧？依然没有，世界上只是多了几个自杀身亡的农民。城市收容制度也不知道害了多少农民，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大学生身份的孙志刚出事，恐怕还是废除不了。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农民从来都是需要别人来代他们说话的，所以，现在也谈不上是失语。这种说法虽说由来已久，但其实多少有点似是而非。自古以来，固然农民一直希望别人，特别是有力者为他们说话，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己就不能说话，尤其是在太平年景，在他们自己的活动半径内。在传统的时代，农民一直都是有话语权的，虽然并不充分。当然，农民的话语权是分梯度的，农民中的精英，乡村能人和乡村知识分子，说话的声音最大；边缘的精英，诸如教门领袖、帮会小头目，等等，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下，说话声音也相当的响；一般的殷实农户，只要不是特别内向，也有声音。只有贫弱的边缘群体才总是需要别人“代表”，或者是让正常的精英代表，或者是让边缘精英代表，或者让外面的别的什么人来代表。
在我们某些学者的习惯里，总是倾向于只把老实巴交、仅知道埋头种地的人当成农民，而将其他的农村人口都归为别的类别。说乡绅的时候，把穷秀才也归了进去，归进去当然也无不可，但是别忘了这些穷秀才，其实也是农民，至少农民的属性比较重一些。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与分类，显然不能那么严格，跟我们古代的学科分类一样，多少有点混沌的意味，具体到某群人，往往具有多种面目。至少，农村里的穷秀才和识文断字并进过考场的童生们（这些人的数量相当多），比如像洪秀全、冯云山这样的人，绝对是有话语权的。
在传统社会里，农民的教育、文化、习俗以及生活环境是浑然一体的。大体上，农民农业生产以外的知识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校教育（私塾、乡塾等），一是戏曲熏陶。私塾教育不仅给了农民识字的能力，还教会了农民礼仪，使得农民的婚丧嫁娶有了张罗和喊礼的人，更重要的是给了农民说事的道理。这种道理经过戏曲里忠臣义士、义夫节妇形象的催化，使农民知道了什么叫做不忠不孝，什么叫做不仁不义，什么叫做不通情理。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用这些道理来衡量。农民之所以总是倾向于请乡绅来调解纠纷，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乡绅更加知书达礼，对这些道理懂得更多，尽管这些没有做过官或者具有高级功名的乡绅、秀才乃至童生或者别的什么有威望的人出来调解，用的话语也都是一样的。反过来，如果乡绅在行为上有失检点，严重违反了这些道理，那么他在农民中的威望也就丧失了。大狗叫，小狗也会叫，农民的嘴巴同样是不饶人的，古代的农村社会，也有公共空间，也有社会舆论，别的不说，就是妇女们的家长里短，唾沫就能把人淹了。农民的这种话语，虽然不能上达天听，影响朝廷的政策，但对乡绅却是有作用的。乡绅在乡村的自治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农民对他们的拥戴，显然，这种拥戴是跟乡里道义有密切的关系，乡绅绝大多数都不乐意让自己的桑梓地的农民看不起。也可以说，即使没有乡绅出面，农民依然是有自治能力的，这种能力在平时体现为大型宗教和戏乐活动的组织，在战乱年代则表现为结堡自卫，在其中，农民的话语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的。另外，农民说的话在某些条件下，也能影响到外边的世界，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那么多民歌、民谣和民间传说？过去某些朝代，王朝政府甚至设置机构专门采风。民间的声音，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也会影响到上面的政治。
然而，自清末新政以来，由于新旧教育的衔接在改革中没有做好，私塾被废除之后，虽然并没有立刻退出历史舞台，但毕竟在陡然的变化中走向全面衰落，乡村文化的话语链出现了断裂。加上民国以来战乱和动荡不断，农村精英劣化，强权话语进入，传统的礼法秩序陷入混乱，农民的说话能力开始大幅度退化。尽管如此，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仍然可观。在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权力真空状态下，农村不仅出现了像红枪会这样部分由边缘精英主导的民间自卫组织，也有大量传统精英领导的联庄会这样的组织，对外来侵入的势力还多少有点对话的权力。
中国革命在农村，通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尤其是后者），在农村完成了颠覆性的革命。经过革命的风暴洗礼，新中国的建立也意味着农村话语的根本性变革。革命不仅仅是老的精英（从正常到边缘的）退出历史舞台，边缘群体进入中心，而且意味着农村话语体系的转换。旧教育基本上被扫除干净（只有少数地区以扫盲班的形式存留了下来），旧的宗教、祭祀、戏乐性组织也基本上被新政权组织的宣传团体和群众组织所取代，传统的礼法社会在革命的炮声中彻底崩溃。在组织起来的农民中间，人们开始学会用新的话语，掺和一点过去乡村道理的残余，来解决彼此的纠纷，处理相互的关系。“同志”的称谓，开始与“乡亲”、“老倌”以及叔婶大爷、兄弟姐妹的称呼混用；开会、发言、批评、表扬，这样的新词逐渐被农民所熟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充斥整个社会的革命话语，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公而忘私”、“斗私批修”、“大公无私”、“跟群众打成一片”等观念的频繁运用，对遏制农村干部的腐败，也的确有相当的作用。文革前在农村大规模推行的“四清运动”，尽管一度对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主要是多吃多占和生活作风问题）进行了过筛子一样的清理，但真正算得上腐败的农村干部，实如凤毛麟角那样的稀罕，查出的问题，不过是多吃了几顿饭，私分了几斤谷子，贪污了几十上百元，就已经是大蠹虫了。尽管那时的农民没有丝毫的自由，但却处在强烈的革命道德话语的氛围之中，农村干部固然可以管，甚至关、打农民，但如果犯到了革命的话语，有点“四不清”的问题，那么被打翻在地的可能性也相当大。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中国农村一下子被抛入了与新中国建立同等规模的大变革中。随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在城市出出进进，各种媒体的狂轰滥炸，城里的变幻景象也遮蔽了农村。农民虽然不见得都学会了城里人的时髦话，但城里流行的现代和后现代话语的去政治性和去道德性，依然左右了农民的话语。从前政治性道德性的革命话语被嘲弄和解构了，所有当年非常神圣的话语突然之间变成了笑料，农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卷入了话语转换的漩涡。人们在抛弃政治性话语束缚的同时，连附着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