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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1-历史的坏脾气-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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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间多年的交情也完了,唐绍仪只得不告而别,悄然失踪,从此离开了政治舞台。其时,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基本上变成了政坛的点缀和看客,看人起高楼,看人屋宇塌,多数时间在家乡隐居。直到1931年,国门上的五色旗已经换了青天白日旗若干年后,蛰居多年的他突然拇指大动,出任起家乡香山县(时已改为中山县)的县长。古稀之年的唐绍仪做起七品芝麻官来,跟当年做巡抚、尚书和总理一样,雄图大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在不到四年的功夫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甚至还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山县的海岸上建成一个大海港。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唐绍仪以做过总理的身份去当县长,在民国时期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倒是中共建国后,此事入了毛泽东的法眼,他几次公开引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要能上能下。其实,跟今天我们通常的看法不一样,当年的唐绍仪,并不会认为以做过高官的身份再当芝麻官,是屈尊。实际上,唐绍仪晚年一直是在家乡做乡绅,出任县长,不过是乡绅为自己家乡做事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只是在做事,或者比较方便地做事,算不上是做官。在那个年代或者更早,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凡是退休回家的士大夫,总要为桑梓谋点福利,否则就不配做乡绅。尽管唐绍仪喝过洋墨水,但毕竟没有脱出传统士大夫的积习,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顺人章士钊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顺心事,十之八九。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长时间的痛苦中间夹杂着瞬间的快乐。大概只要某人快乐之间的间隔稍微短一点,大家就会认为他命很好了。不过,这个世界上,事情总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人埋头苦熬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都混得很好。下面我们要谈到的章士钊,就是这样一位。

  章士钊刚出道的时候,运气并不太好,赶时髦弃文从武,不过进了江南陆师学堂,如果一直学下来,日后的出息肯定比不上北洋系的武备学堂。不过还好,章士钊很快就脱离那个培养兵头的地方,掉过来弃武从文,接手办《苏报》;当惹出事来,明明他是主编,最后倒是邹容和章太炎两个进了监狱,前者还死在了狱中,他却平安无事。这里就有点运气了。

  章士钊真正的时来运转是在1904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到日本后,原来的热血愤青章士钊不再热心革命,改埋头读书了,连同盟会也不肯加入。章太炎、张继这些昔日的朋友,怎么劝都不行,没办法,有人出主意说章士钊很喜欢一个新近来日本的美女,而这个美女恰好很倾向革命,不如让她去劝劝试试。这个美女名叫吴弱男,是当年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嫡孙女,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掌上明珠。结果呢,美女吴弱男去劝了,没有劝动,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了,从此,吴弱男成了章士钊的枕边人。

  革命党赔了夫人,章士钊抱得美人归。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对章士钊来说,却是一个命运的关键性转折。吴家在当时的中国可是非同小可,李鸿章、吴长庆和袁甲三原本同属淮系,而吴长庆又是袁世凯的恩公,所以吴家跟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北洋系关系甚深。无怪乎吴弱男张口闭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在那个时候,吴家的确属于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要不吴保初怎么能入选四大公子呢。有了如此美人相伴,章士钊从此变了模样,过去那个当过私塾先生的湖南穷小子,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无论办杂志、办学校还是做官僚,都带着三分贵族气。军阀、政客、革命党甚至青红帮,都对他高看一眼,给官,给面子,给大头(光洋);请饭,请花酒,请留洋(欧洲)。欧洲游学当时是费用最昂贵的,人家章士钊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呆若干年,还带着家眷、仆人,而且据说还拥有整屋子的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陈西滢语)。

  章士钊日子过得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历史上此公作金刚怒目状只有两次:一次是在编《苏报》的时候,那时还是“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里做老虎总长,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撤鲁迅的职。除此以外,跟谁都混得不错。章士钊自己说,平生见过最难交的人有三个,其中一个是陈独秀,可是章士钊还是跟陈独秀交上了。平心而论,章士钊是讲交情的,为人并不势利,但他比一般人讲得柔,讲得顺,无怪乎能讨那么难讨喜欢的人喜欢。

  性格决定命运,信夫! 






 
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
  1901年的中国,曾经出现过这么一幅图景,作为占领者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一天被一群中国商人请去听京戏。在咚咚呛呛的皮簧声中,老瓦如坐针毡,头痛欲裂,好不容易捱了一个钟点,总算找了个借口“得脱苦海”。与此同时,被瓦德西赶到西安的西太后,却是个既要食有肉,又要居有竹(丝竹)的戏迷,一天没有戏看,就闷得难受。打和挨打的双方总算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了一回我们的国粹京剧。

  对于西太后叶赫那拉氏,眼下的评价,总算是呈现了一点历史的复杂性,有点毁誉不一了。荧屏上的形象越来越正点,从相貌到行为一概如此,而网上却依然以骂为主,兼说别样。不过,在我看来,关于西太后的评价无论怎样毁誉不定,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京剧如果没有这个老太婆,肯定难以有今天第一国粹的地位。

  西太后是京剧的知音,正是由于她坚定的支持,原来上不得台面的乱弹才得以成为压倒所有其他戏曲形式的京剧。对于戏剧,她喜欢花部的乱弹二簧戏,有意抬花抑雅,而且不满足于宫里太监的演出,打破常规,大量地将外间优秀的二簧伶人召进宫来大演其戏。那个时代出名的艺人,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孙菊仙、王瑶卿等人,都受到过她的赏识,不仅每有赏赐(甚至还给官爵),令太监伶人看得眼红,而且对这些“戏子”相当优容。在这些京剧名角面前,她的确称得上是和蔼可亲的“老佛爷”,传说中的西太后如何如何的寡恩刻薄,其实大多是没影的事儿。即使是那些艺人解放后写成的回忆,也往往透着对老佛爷的喜爱。当然,在那个时候,京剧界对西太后也是投桃报李,几乎所有剧目里的太后都是正面形象,最过分的是《法门寺》,不仅太后光彩照人,连太后身边的太监也顺便沾光成了好人。

  西太后还是个懂戏的超级“票友”,晚清吃过洋面包的宫廷女官德龄告诉我们,西太后经常兴致勃勃地给她们讲戏剧故事,在看戏的时候也不肯安静,不断地将各种演戏的轶事和规矩说给身边的人听。事实上,京剧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西太后的鼓励下完成的。在开始的时候,京剧演出比较粗糙,工唱的行当只管捧着肚子唱,工做的行当就只管翻跟头打把式;后来有“通天教主”称号的王瑶卿首先开始改革,将表演动作融进了演唱当中,“演得跟真事似的”。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西太后说话了,“王大演得好”(王瑶卿行大)。谭鑫培的唱腔也与传统不合,但西太后却喜欢,给了他“叫天”的赞誉。从此以后,京剧进入了一个生旦同挑大梁的新阶段。

  西太后懂戏,也入戏。此人虽然粗通文墨,掌权之后也找过几个老儒给她讲点经史,但真正的教育却是戏剧给的。晚清时节,京剧虽然已经进入宫廷,但毕竟是来自民间的乱弹,不惟用词鄙俚,思想内容也相当混乱。固然不乏忠孝仁义的鼓吹,但来自游民的江湖义气与恩怨分明的意识也相当明显。不仅如此,过去的京剧对帝王时常会有点不敬,总是批评他们听小老婆的话,忘恩负义,滥杀功臣,针对的大抵是朱元璋,屎盆子却都扣在比较远久的刘秀头上。对于清朝第一大戏迷西太后来说,戏的情节和内容不可能不影响到她的思想和行为。虽然总的说来,西太后还算是个头脑清醒的统治者,为政大体上中规中矩,但却也时不时地发点“京剧脾气”。

  一个官声很是不怎么样,又贪又蠢的小小知府吴棠,只因为在西太后扶父之柩归葬的落难之际,误送了一笔馈赠给她,待到昔日的待选秀女成了太后,吴棠就开始官运亨通,位极人臣,不管犯了多大的错,任谁也参不倒。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老太婆落荒而逃,一口气跑了几百里,连口水都喝不上;兵荒马乱之际,怀来县令吴永好歹总算准备了一锅稀粥,让老太婆喝得舒心,于是也成了一个参不倒的人物。接下来,来自广西的岑春煊,脾气坏得要命,逮谁得罪谁,只因为在西太后逃亡途中第一个带兵前来护驾,也因此而官运大好,甚至连朝廷份量最重的庆亲王奕和袁世凯联合参奏,都没能动得了他的乌纱。在有恩报恩的同时,西太后对待功臣也相当地富有人情味,所谓的中兴名臣,无论以后的作为如何,都会顶着一堆官爵头衔终老,临了的谥号还会给找个最美好的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自不必说,连沈葆祯、袁甲三之辈也同等待遇。中兴名臣中,遭际最差的是郭嵩焘,出使西方后,再也没有被起用。但他的倒霉主要怪他第一个吃禁果,以翰林出身的身份跑到了洋鬼子的地方做事,以至于官场舆论说他去“事鬼”,意思是伺候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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