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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里。工人群众如果不受其它敌对派别宣传影响的话，他们就会支持我们。。但共产党的活动依然十分频繁。共产国际很有钱，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每年支出13亿马克作为宣传经费。和我们毗领的国家都允许共产党的势力存在，我们处在他们的十字路口，这使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所以经元首同意，我们已重新开始拘禁共产党的官员。我们还将更多地拘捕共产党人，以使他们由于缺乏活动分子而无法重建其非法组织。”
在分析集中营中被囚禁的人时，希姆莱对他们倍加诋毁：“你们首先必须确信，集中营没有关错一个人。这是一些罪犯，社会渣滓。要表现种族和遗传规律，集中营是最生动的形式。那里有脑积水患者，斜视症患者，畸形人，半犹太血统人和大量劣等种族人。对这些被拘禁的人，我们要区别对待：有些人，我们关几个月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另一些人则要长期监禁。总的说来，教育是按集中营的方法进行，但绝不向他们灌输任何观念，因为这些人大部分只配当奴隶。”
希姆莱接着说：“在一个集中营里，我们关着500 名惯犯，每人至少已被判处8 至10 年徒刑。个别人已被判刑30 次。我每年对所有的集中营都要秘密视察一次。最近我看到一个72 岁的老家伙曾犯罪63 次。把这种人当动物对待也许是对动物的侮辱，因为动物也不会如此。我打算把第3 次或第4次作案的惯犯全部关起来。”
1943 年10 月14 日，希姆莱在总结前十年的成绩时这样说：“自1933年采取措施以来，刑事发案率不断下降。虽然这三年我们处于战争时期，但1941 年的犯罪仍然是第三帝国建立以来最低的一年。这是由于第三帝国颁布实施了新的法律。一方面，死刑判决的程序比过去更简单，一些罪犯破关进监狱或集中营，他们对社会己不起危害作用了。监狱和集中营为我们提供了大批的劳动力，使罪犯能够为我们的战争服务。他们为我们的军工生产提供了千百万个劳动日。我们的治安也因此而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实际上，纳粹的敌人是很多的。然而，头号敌人却是犹太人。大家知道，各国的犹太人，许多被纳粹屠杀了。由于没有准确的统计，我们无法列出具体的数字。据行刑者供认，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不仅是在特莱勃林卡、奥斯威辛和马伊达内克等灭绝营内被杀掉的，还包括在整个欧洲被枪杀和被用其它残酷手段迫害致死的），大约在150 万至600 万之间。即使是取最低数字（相当于法国在1914 年至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阵亡的人数），也足以表明这是历史上最残忍的政治暴行之一。
但是，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并不是纳粹的唯一受害者。他们的囚衣上缝有一块黄色三角布。由于处决、虐待、医学试验、疾病和疲惫等原因而大批死于集中营的还有：囚衣上缝有紫色三角布块的茨冈人（40 万至50 万）；标有黑色三角的“不适应社会生活的人”，如拒绝去德国服劳役的法国人；标有红色三角的各国反对纳粹的政治家（包括德国政治家）；标有蓝色三色三角的西班牙共和国和国际纵队的成员：标有玫瑰色三角的同性恋者；也标有紫色的拒绝服兵役者，其中主要是那和华教的信徒：最后还有标有绿色三角的刑事犯。
被关进集中营的人有多少？多少人在集中营丧生，难以作出即使是大概的估计。集中营的大部分行政档案在战争结束时被党卫军销毁或在轰炸时被炸毁了。因此，所有公布的数字都不足为信。事后，也不可能进行任何统计。应当承认，被囚禁和被杀害的人数多达几百万。重要的不是罹难者的人数，而是集中营制度的含义、它所采用的手段及它那荒诞不经的伦理观念。
这是因为，在集中营里，最坏的遭遇并不是死。在党卫军的种族政策中，灭绝暴行还伴之以残酷的凌辱手段。纳粹的根本用意是在囚徒中制造极端卑贱感，使他们始终在这种自惭形秽的精神压力下活着。一位在1940 年至1945年被囚禁的德国政治犯E·克虏伯菲尔一科贝尔维茨权威性地描绘了他在集中营监禁期间所受到的驯化乃至系统的精神蹂躏情景：
我们被分成若干小组，被剥夺了人的权利。他们用一些庸俗不堪的、荒谬的东西压抑我们的精神，使我们失去自我意识。。我们被剃成光头。他们让我们穿滑稽可笑的条纹衣服。后来，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甚地感到我们是多么愚蠢：不会铺床，不会自己洗饭盒，也不会清理自己的橱柜。当我们学会了该怎样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又发现我们没在党卫军成员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立，或者忘了扣上钮扣。作为惩罚，我们被迫下跪，有一个大学教授也下跪，那样子真滑稽！。。
有时，他们要我们蹦跳，要我们跪着跳，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得把手伸向前方。有时，他们又叫我们在地上打滚，在泥泞里打滚。。我们成了木偶。但我们必须忍受这一切，每天都忍受着，这被说成是英雄主义行为。点名时，他们让我们光着脑袋站在雨里。第二天，我们还没有恢复疲劳，又迎来了这没有尽头的充满着凌辱和苦难的一天。晚上，一天劳动过后，我们又被迫在风里雨里站立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疲倦，困乏，饥肠辘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生活。我们还常常遭到宿舍或禁闭室的头头们的最粗鲁的殴打和辱骂。我们被折磨得精疲力尽，躲在床上，失去任何希望，更不敢想被释放的事。。他们把我们变成了一些面目可笑的人，把我们变成了一本注册簿，一本越来越残破的账本，直至腐烂，最后被烧毁。他们还嘲笑我们，说我们就象臭狗屎一样没有任何价值。对我们来说，他们唯一的仁慈就是他们的手枪。我们本来是堂堂正正的人，可他们硬要把我们变成另一种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昂首挺胸去接受他们的子弹呢？是因为我们珍惜生命吗？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他们享受枪杀我们的快乐吗？是因为我们还盼望有一天能被释放或得到自由吗？。。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还不能侮辱我们的内心吧。。
和希特勒所讲的“彻底解决”一样，纳粹党的领袖们后来在处理他们所认为的“犹太人问题”时，便使用了“全面、总体解决”等说法，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解决问题”的含义并不排除从“肉体上消灭”、“解决”对象的可能性。此外，在后来缴获的所有关于“最后解决”犹大人问题的文件中，德国人使用了一些含义与此相同的词汇表达他们的思想，如“斩草除根”、“消除”、“排除”等。1943 年10 月4 日，正值战争全面展开之时，希姆菜本人在彼森发表的极其恶毒的演说中，就使用了“排犹”、“铲除犹太人”等说法。人们可以而且已经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即纳粹分子一直用温和的词句掩盖其灭绝犹太人的真实意图。就算是如此吧。但是，第三帝国的反犹历史表明，虽然纳粹早有灭绝犹太人的意图，但也只是在1941 年至1942 年冬天美国人参战后，这种意图才开始被付诸实施。
集中营里的盖世太保正式称呼是“政治处”。它的中心设在奥斯威辛Ⅰ号集中营。
这是一个宗教裁判所样的组织，在犯人、雇佣人员和党卫军分子中都有其密探。它的爪牙时刻待在集中营里，并随时可能搜查突然碰到的犯人和在营中工作的雇佣人员。警卫人员乘坐摩托车和小汽车在营中来回巡逻，严密监视，不让犯人和党卫军或者雇佣人员进行接触。
盖世太保分子柏格尔、勃洛亚德和格拉勃涅尔尤为臭名昭著，他们屠杀了数千人。
有必要说明一下集中营内（包括奥斯威辛比克瑞灭绝营）盖世太保（政治处）的作用和任务。奥斯威辛，这是犯人，特别是政治犯人生命历程上的最后一站。这些犯人被盖世太保送到集中营时，都随身带有身份证明，上面写着：“不宜返回”。在这里，对于盖世太保来说，每个不宜返回的人都应该“消失”。怎样办？在什么地方？没有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盖世太保可按照集中营头头的“口味”便宜行事。纳粹分子的计划基于这样一种设想：政治犯人在集中营的犯人中间，较之在狱中或在军人牢房中能更快地暴露自己。
送到奥斯咸辛的“危险的”政治犯，都终身不得自由。这些犯人有特殊的档案。尽管他们中间也有犹大人，但是从来不把他们送进毒气室。在保存在集中营档案里的有关他们的文件上，都有特殊的符号。
这些犯人被强迫和所有的囚犯一样干活。但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夜监视，期望能发现他们的政治活动。奥斯威辛和比克瑙政治处的党卫军费尽心机地想找到各个抵抗小组，并跟踪那些“形迹可疑的”政治犯，尽管这种阴谋很少能得逞。
为了更有效地监视犯人，盖世太保采取了各种处心积虑的方法。他们用给干轻活和增加食品量的办法，收买某些犯人。而当这样的叛徒在犯人中间暴露时，他们就把他迅速送进毒气室。
党卫军分子还常常套上囚犯的衣服，混进犯人中间去，以便从判处死刑的犯人口中获取情报。这些死刑犯人关在奥斯威辛I 号囚舍。党卫军分子把他们送到这座囚舍，答应只要他们提供有关I 号囚舍的犯人们的情报，就让他们活命和自由。党卫军分子是很懂得判处死刑的人们的心理的，他们都想利用这一机会。他们知道，每个囚犯在狱外部有亲人，都想向亲人传递一点消息。通常，囚犯们在死亡面前都向同营的伙伴们但露自己内心深藏的秘密。但是，政治犯却保持警惕，如果有谁表现得不可靠，马上就疏远他。
政治处的爪牙们谨慎地保守着比克瑙的秘密，绝不让它越出集中营的墙壁，讲述在比克瑙所发生的一切是严禁的。
要是有人从集中营逃跑了，警笛就把全体犯人叫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