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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自杀方式上，都是“与屈原同例”。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终年50岁。老舍是1966年8月24日（一说25日），于太平湖投水自尽，享年67岁。两者相隔39年。
第二，两人都死得很平静，“是一种理智性的自杀，而非病态的表现。”777据王国维的学生和亲友回忆，自杀前几日，他在与人谈话时，虽流露出对时局的悲观，但神态与行为并未有异于常日，“没有丝毫激烈变异的表现。”778“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如等不能难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按：指陈寅恪及吴宓二先生），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从王国维临死前一日即已草就此遗书，自杀当天上午还与人谈及下学期招生的事，“神色无异，足见其态度之从容与死志之坚决，而遗书则寥寥数语，不为任何修饰解说之辞，其品格风度可想。”779而据老舍的家人回忆，他在离开家前往太平湖之前，也是平静地与小孙女告别，衣着整齐，拄着拐杖，手里拿着《毛主席诗词》，看不出有任何异常。
第三，“王国维自沉后，对其死因的探讨一直众说纷纭，聚讼不已。”已经形成的较为经典的版本主要有四个：一般的晚清遗老和罗振玉等人的“殉清”、“尸谏”说；以民国圈学者为主的“悲观哀时说”，也即是恐惧北伐军将进军至北京所致；许多反对“殉清”说的人猜测的“罗振玉逼债说”；以梁启超、陈寅恽浦江清为主要代表的“殉文化说”。780还有的人把王国维之死归于共产党对文人的迫害。781
太平湖的余韵（5）
叶嘉莹则持“性格与时代悲剧说”。她认为，“知”与“情”兼胜的性格，一方面成就了王国维的学术造诣，同时，这种理智与感情相矛盾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却造成了他终生的悲苦，更成为他最后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王国维“忧郁悲观”的天性，使他在追究人生终极问题时，深感人世间除了充满生存意志的欲望以外，罪恶与痛苦是“全然没有救赎之望的。”最后陷于“人生全无救赎的绝望之感。”这可能是造成他自杀的潜在因素。而影响王国维治学途径的转变及造成自杀的另一重大因素在于，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与复杂的环境中，王国维“一意所追求之个人的理想，既与各方面全然不能相属，且全然不为任何一方所谅，遂终于自陷于孤绝而矛盾的痛苦之中，不得不以自杀来维护其理想中之最后一点清白。”782简言之，撇开可能的诸多原因，不论是与罗振玉交恶，还是要以身殉清，王国维最后投昆明湖这一举，无疑是性格与时代环境使然。老舍也是如此，正像以前已经分析过的，不论事先有什么错综复杂的原因，事后把他的死之类型，无论是归于“抗争”，“绝望”，还是“脆弱”，投入太平湖完全是老舍内在的精神性格与外在的“文革”时代环境造成的。
第四，像在王国维死后，对其死因有各不相同的说法一样，对于老舍之死同样是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立尝态度，作出不同的猜测或推论，两者呈现出完全一致的“罗生门”模式——一个男人身负刀伤死在森林中，为了要查明这一案件，询问了好几个有关人物，每个人都各有其不同的供述，而每一种供述则又都并不完全可信，那便因为每个有关人物都莫不想要为自己的卑鄙做掩饰，为自己的虚荣做辩护的原故。叶嘉莹认为王国维之死之所以形成如此纷纭歧义的说法，是由于“各种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别有用心的人们，便不惜各自矫枉其辞，既为自己做辩护，并借之以攻讦他人。而另外一些与静安先生较为接近的人，则也因为有鉴于当时政治环境之复杂，不欲有所牵涉，随有意避开重点不谈，而但发一些含混隐约之说。至于其他的一些人们则只有人云亦云的随别人的说法而妄加猜测了。以静安先生之清白自持，不愿有丝毫玷污的品格和操守，而竟于身后被别人以世俗政党之私见而妄加诬枉和猜测，这实在乃是极可痛心的一件事。”783老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性质的只言片语，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关于是否留了遗言的蛛丝马迹，关于他的死因更是留下了文学想象及将其死亡进行艺术审美的空间，只有消失了的太平湖静静地接纳了历史记忆的一切。老舍之死像王国维之死一样，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完全解开的谜，是一块评说不尽的“无字碑”。但我想至少有一点是无庸质疑的，老舍之投太平湖，正如王国维之投昆明湖，皆因“自陷于孤绝而矛盾的痛苦之中，不得不以自杀来维护其”人格“之最后一点清白。”他的死也一如王国维，“乃是性格与时代所造成的一幕极可悼惜的悲剧。”784第五，从王国维留下的遗书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对于“世变”与“再辱”，也是有多种解释。“世变”而非“事变”，说明并非是某一单一的、‘细微的“事变”，而是一系列的时局动荡和社会政治变迁而形成的“世变”；“再辱”意为在此之前，曾有过“受辱”，忍了一次、两次，还是多次，谁也解释不清楚。总是，“经过了几十年的人事变故、社会动荡、世事变迁，对王国维来说，再在这样的‘世’中生活下去即是一种屈辱；进一步而言，‘义无再辱’，对王国维‘全而粹’的人格而言，这种动荡中的活着——在世——就是一种侮辱，在‘世’中，王国维从未找到和达到其理想的生存态，而由‘事变’所引致的‘世变’，对他来说更是一种侮辱。”785其实对老舍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还有理由认为，对于王国维来说，即使没有“世变”，他也可能会自杀，因为“在本题意义上对生存的绝望是深潜于王国维精神世界的固有倾向＇这一点即使在清王朝未曾灭亡而社会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期，从王国维诗词与文章中也可以感知到其对于生存根本意义上的悲观与绝望……＇而因为世变，更加加重了其绝望，加速了其自杀。”786而对于老舍来说，如果没有“文革”的“事变”，亦是“世变”，会不会自杀呢？从老舍在1935年为《樱海集》写的序看，此时不仅还没有抗战的“世变”，更谈不上“文革”的“世变”，但他依然悲观地感到：“这两件事——不能去专心写作，与好友的死——使我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愿意干的事不准干，应当活着的人反倒死。”787不过，从老舍的许多文章也都能够感到，他确实时有悲观，却从来并不厌世。因此，假使他没有“经此”“文革”“世变”，也非像王国维一样，是受了“再辱”，他可能不会选择自杀。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推论。因为，当此“文革”“世变”，即便老舍没有亲身经历和遭受被批斗、侮辱、殴打、摧残的命运，但其对文化的毁灭，他也有理由和可能会视为奇耻大辱，而觉“只欠一死”，义无返顾地走向另一个世界。如果这样，就完全是“殉道”了。
第六，王国维在民国以后留着辫子，与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还穿洋装，是否都暗示着“坚守自己原有的理念、信念而对现实世界的拒绝”788呢？据王国维亲友回忆，王夫人曾对王国维说：“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留它做什么？”王国维对曰：“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了，还剪它做什么？”——有人解释为王国维为人与处世的“以不变应万变”，也有人理解为“学问以外无余事，一动不如一静”，或认为是“其一种政治理想之寄托。”789如此，留辫子倒可以为王国维之死是“殉清说”提供注脚了，因为“对于王国维这样一个读历史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切的体验的历史学家而言，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上易代之际的遗民情结不能不与其所处的历史境遇，与其狷介的性情与人格有着潜在的契合，则王国维的‘辫子’也正如其归附逊清一样，是其人格、情操、信念的表达。”790老舍在新中国满眼都是列宁装与中山装的世界，很长一段时间坚持西服革履，头戴礼貌，手拄文明棍（他也是腰腿不好），甘当和敢当异数，是否也传达着某种信息——我歌颂共产党，热爱新社会，我爱戴领袖毛主席。但我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有我的信念、人格和操守；既然我在美国穿惯了洋装，为什么回国以后就马上要改过来？我把心都交给了共产党，穿西装又有何不可？西装就能代表资产阶级？这也是个谜。
其实，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一直不太愿意只在表面把老舍之死与屈原并提。因为王国维“殉清说”的代表人物杨钟羲和陈守谦，也是把王国维之死与屈原等同。与王国维同为南书房行走的杨钟羲说：“昔季路问事鬼神，进而问死，欲知处死之道也。死非寄路所难，莫难于知之明，处之当。公自以起诸生，为近臣，被殊遇，主辱臣死，杀身成仁，尽知死之义。”陈守谦是王国维幼时结交的好友，他拿王国维比屈原，认为：“君以缠绵忠爱之忱，眷怀君国之念，……卒以一死以自明，其志可敬，亦可哀已。”791可见，如果由于老舍自杀前手里果真拿着本印刷的《毛主席诗词》也好，老舍亲手抄写的毛主席诗词也罢，就把他比作“行吟泽畔”的屈子，并把他的死定论为“舍生取义”，还有是有浓烈的“忠君爱国”的意味。一如戚真赫所分析的王国维与屈原的相同之处，“并不仅仅在于殉一个君主，或一种文化，而更在于‘殉道’，在于其死的道义内涵、人格力量以至其中的价值、意义，这也是二者留给后人无尽的感慨与思考之处。”792如果说王国维之死还具有相当的“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多义与含混”，793那老舍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