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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强调，个人的力量，首先应提到的就是政治热情。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既热爱社会主义的作家，也就不能不热爱共产党，听从党的领导。当爱护作家，作家爱党，这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而不是“奉命写作”与勉强交卷的关系。若说作家自有个人的力量，与党无关，那便是“自我扩张”，狂妄之至，必定碰壁。他们写作是为了个人名利，他们所要写的是个人主义的胜利。这点力量发泄不出来，所以他们怨气冲天。他们越来越看不上新社会的一切，越来越领导耽误了天才，一来一去，或成为有右派情绪的作家，或干脆成为右派分子。916而且，老舍对“才子”真有点“宜将乘勇追穷寇”的劲头。到了1958年2月，老舍还在对“才子”问题“耿耿于怀”。他的《答某青年》一文，仍然肝火很盛，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要知道你以才子自居，只是装模作样，自欺欺人。……请你看看右派青年作家吧！他们比你强，他们发表过作品。可是他们一自居天才，便狂傲起来，也就开始堕落。他们所以自居为才子的原因之一，也是有那么几个青年乱捧他们，把他们捧得头昏脑胀，飘飘欲仙。结果，他们就日渐腐化，成了右派分子。”917所以，面对老舍同一时期的作品，我常有困惑之感。我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老舍，哪个才是真实的老舍。也许两者都是？用许纪霖的话说就是，“外圆内方”的老舍的内心是“分裂”的，以此为例，老舍在1957年1月写的《自由和作家》这篇至少流露出“右派情绪”的文章里，还提出作协“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918“反右”以后，他又马上反复表示，“右派分子反对文学事业应当有领导。他们要的是‘创作自由’，‘出版自由’与一切的‘自由’，包括乱搞男女关系，提倡文人无行，海阔天空，胡作非为。……有人质问，他们会说：文学之事，才子之笔，不受领导；有领导，无创作。……他们宁肯虚此一生，也绝对不肯‘奉命创作’，为人民服务。”919到了9月，他已经在《论才子》这篇文章里，显露出极高的政治觉悟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再次完成了由“抵制”到绝对“服从”的转变，他在《论才子》的最后一段提出，领导与作家之间应构建一种和谐的关系：“有政治热情，热爱社会主义，肯去深入工农，又有高度的文艺表现能力，我们就有了力量。这个力量是为干什么的呢？是为胜任愉快地接受党的领导，通过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去加强集体的力量，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快更好。我想，这应该是领导与作家之间的最愉快而亲切的关系。”920对于老舍说出这番话，没有任何理由说他是“敷衍”的表态，他难道不是在“真诚”地批评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现状吗？但同样的真诚，“反右”前后的区别在哪里呢？
知识分子命运的“另类”抉择（1）
像老舍一样，1949年以后，郭沫若被委以重任，身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但与老舍不一样的是，从这些职务可以看出来，有些是正职，实职，且有相当的权力。即便如此，那个写就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开山之作《女神》的“狂飙诗人”，开始无条件地与他所崇拜的政治领袖保持一致。比如，在对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进行大批判之初，当他看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立即将毛泽东信中所批评的“大人物”与自己联系起来，马上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系会议上提出《三点建议》，表示要坚决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再如，1955年，当他到毛泽东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批语以后，又立即在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系扩大会议上明确表态：“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坚决要求“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还比如，当他读到毛泽东对《武训传》的批评意见后，立刻公开检讨。难道他忘了曾几何时自己说过赞扬武训的话——“在吸吮别人的学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在“双百方针”的激励和鼓动下，他也会敞开胸襟，像许多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文人知识分子一样，一时放胆，以忠言进谏：“国家建设急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援，人民社会也急切需要文化粮食的供应。但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但当他见到毛泽东的《事情起了变化》一文，马上就地旋转，彻底否定自己，不仅开始批判文艺界的“自由”倾向，而且成为反右的积极分子。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据我的看法，文艺界的情况，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9211957年，时任文化部长，并兼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自然也不能幸免。8月3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会议，无论“真诚”还是“敷衍”，茅盾做了《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的关》的发言，批评丁玲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坦白交代，回到党的怀抱，并指责丁玲“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的方法混过关去。”922我到现在渐渐明白，晚年周扬是要用整个身心的忏悔以求尽可能地来救赎自己的心灵。但他这种“亡羊补牢”式的精神忏悔，对于自己来说，经过痛定思痛，是把积压日久的思想魔鬼释放了出来，毋宁是一种疗救的解脱。但对于已经给别的众多心灵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这仅仅是，而且只能道义上的。以丁玲和冯雪峰为例，1955年8月，对丁玲、陈企霞进行批判，并将其定性为“反党小集团”，是在周扬主持的中国作协党组会上决定的。1957年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又表示，丁陈“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55年的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于丁玲这样的老同志，不应该这么做。”但在40天之后的7月25日，中国作协继续进行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又重新肯定了1955年对丁陈所做出的批判结论，并进一步指责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对党不忠的人。”923从周扬来看，他如此反复无常，可能是源于难言之隐的苦衷所导致的无奈之举，而这更可能是来自当时“夹缝中”的“斗争！924不过，实在很难说，周扬是否一直等到自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关进秦城监狱以后，才“觉醒”的。换言之，当时在“文人周扬”身上是否还残留着哪怕一丝未被那个“政治周扬”蚕食殆尽的悲悯性情。
人是复杂、多面的，拿周扬来说，一方面，他伤害过太多的人。这里仅举1959年对郭小川那篇从未发表过的诗歌《一个和八个》的批判：《一个和八个》是郭小川在1956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五六月间”完成的。写完以后，“由于快乐，也由于对自己这个人的欣赏，我简直狂热了。”因为“这是一首真正用心写的诗。”但因诗中的政治敏感因素难以把握，修改后虽经几位名家、名编辑看过赞不绝口，但《收获》杂志还是决定不发表为好。1958年2月，周扬要到湖南，郭小川将诗作交他审阅，并附一信，说明了《收获》的意见，自己倒没觉得有那么严重。周扬回来后，郭问他有什么意见。周说只看了一个头儿。一个月后，郭又问周。周说夫人苏灵扬看后，表示不赞成这个题材。郭这才感到或许是题材真的有问题，便不去管它。直到1959年6月，周扬将《一个和八个》直接交给作协党组，要他们批判郭。难怪郭小川在1967年就认为，“周扬、刘白羽的手法是不正派的。《一个和八个》诗稿在周扬那里放了一年零四个月，当我给他们当驯服工具时，他一声不吭的；当我跟他们闹了别扭时，他就批下来叫作协党组批判。我写给刘白羽的信，也在刘的手中放了几个月，后来才忽然拿出来批判。”925另一方面，周扬又确实在几个难得的瞬间流露过“铁面判官”少有的温情。陈登科就曾受到周扬的保护。他记得，“五七年，反右扩大化，我也险些儿被打下去。周扬同志爱惜人才，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给安徽省委文教书记陆学斌打电话说：‘陈登科是一个老实人，好人，他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对党是没有异心的。’由于这样，才把我保护下来。周扬同志在关键时刻是我的保护人。”“胡风分子”彭柏山也得到过周扬的关心：1960年，彭柏山流放青海师院当资料员，后来学校精简人员，彭便写信去中宣部求助，希望帮忙重新安排工作，周扬接到信后立即批转。据沙汀日记透露，周扬也曾在私下里对建国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对作家创作造成的影响，表示过不满。另据秦牧回忆，1962年，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古巴，团长是周扬。他感觉周扬“雍容大度，没有什么架子，谈起话来对人很亲切。……在闲谈中他向我提起了他的英年早逝的长子，竟然滴下了眼泪，后来我还见到他在激动时下泪好几次。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情感丰富，具有真挚感情的人。虽然像他那么一个历经沧桑的人物，会那么容易掉泪，是远远出我意料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