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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说马克思主义过了时，……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他诬蔑‘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解放后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请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说的都是‘假言’没有一句‘真话’，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说假话的人，怎么能给学生以正确的历史知识。……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谈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说，不然，知识分子就要说假话，或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地消极怠工了。”翦伯赞还批判了史学家荣孟源“主张复古主义，企图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就因为他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主义，而是以一种隐晦的笔调反对马克思主义。”950实在猜不出，当翦伯赞发现自己在如何看待农民战争的历史观上与毛泽东发生龃龉，并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时候，会不会，或有没有设身处地地想到他曾经对雷海宗和荣孟源的批判，是否逼迫人家“在真理的问题上”“让步”？人家是否能够接受他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潮，“容忍学术如此卑贱地跪拜于权力”？951历史所遗留的像这样的谜团太多了，根本无法破解。
1970年9月，囚禁中的赵树理，“用一只手按着被打断的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疼痛，艰难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划地抄写着”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把抄好的诗词送给前来探望的儿子时，庄重而严肃地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在“文革”被批斗的日子里，他经常对儿子说的是：“不要软弱，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实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都是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曲不该有什么怨言。”952为什么有好几位知识分子自杀者要在死前抄写《咏梅》？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至少现在还不敢妄加揣测。也许是出于韦君宜丈夫那样的心理？
韦君宜记述自己的丈夫“坚信所有的坏事都是个别坏人打进党内干的，与党无干。他的根据主要是，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曾亲手对他的一首诗作过批示：他的那首诗中把毛主席说成‘平民’，毛主席说没有问题。1943年整风审干，他和许多干部遭到‘抢救’，打成特务，而毛主席一经发现错误，就亲自在台上举手行礼道歉，所以当前的坏事总会变，毛主席总是英明的。他把这些话再三嘱咐儿女。”953这又不禁使想起萧乾曾对我说的：“从古到今，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都太天真了，总以为自己是谁，到了谁也不是。这个亏，我们今天还在吃。也无奈，大概是政治体制和士人性格两者使然。一个巴掌拍不响的。”954也许正因为此，王蒙并不认为可以把老舍的自杀说成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一个缩影，因为这只是一种类型。像陈寅恽郭沫若、茅盾、丁玲、艾青，各人的类型和情况并不一样。而且，他以储安平为例来说明，知识分子个人的政治命运只取决于他自身对于政治的态度。1953年的一天晚上，在一次聚会中，储安平和钱钟书等老友相聚。储安平当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长远，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踌躇满志、热血沸腾的样子。”“觉得终于可以大展雄图，而且在政治上可以对中国做贡献这样一个态度。”钱钟书对此“是福是祸抱冷眼旁观的态度。”“始终是小心翼翼站在一边。”所以，照钱钟书看来，储安平最后的悲剧是“自找”的。955可能正是“冷眼”旁观了这一切发生了的历史，睿智的钱钟书才会在死前留下那样“异常清醒”的遗言：“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956
知识分子命运的“另类”抉择（5）
由研究老舍之死，了解中国作家的运命遭际，我还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前苏联一些作家的命运。90年代，前苏联解体以后，随着一批重要档案的解密，竟一下子有那么多尘封在历史记忆下面、鲜为人知的内容曝露出来，那些档案令人恐怖和作呕的程度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真是触目惊心，叫人不寒而栗。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在致赫鲁晓夫的信中写到的：“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几乎所有在人身上可能出现的品行，在那个高度暴力和集权体制的刺激下，被无限放大出来，并很快被推向极至。时代犹如一列狂奔失控的列车，没有人知道它将驶向哪里，只知道它越开越快，直至被撞得粉碎。当突如其来的现实风暴横亘在所有生命的小船前面，它的强大坚硬，让每个试图掌握自己命运的人，都变得极端渺小，不堪一击。转瞬间似乎曾被所有人推崇，并尤其被文人们用饱蘸政治激情的笔一遍又一遍讴歌的自由与尊严，成人一种笑柄，遭人唾弃。
当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像刀一样如哽在喉的时候，文学的高贵和美成了脆弱而多余的奢侈品，那些还妄图将它们残留在内心角落的人，只能有一个结局：不谙政治潜心创作的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倒在疱疹伤寒和痢疾蔓延的劳改营；性情率真，说话毫无遮拦，被高尔基称为最完美的、最真实的作家和人的巴别尔遭到严刑逼供，被迫诬告朋友以后被枪决……那些表面遵从严酷的现实教导，却无法完全融入其中的人，总是被噩梦缠绕；“大清洗”时，曾签署许多逮捕作家的命令，把最好的年华都耗费在对文化事业有害无益的行政事物上的法捷耶夫，最终在孤独中开枪自杀；伊萨科夫斯基在创作的鼎盛时期突然沉默。历史真是会捉弄人，像那些最坚决捍卫现实并甘心成为它强大肌体的一部分的人，永远被陈列在历史的长廊之中，并提醒后来者，在此起彼伏的人类灾难中，这里曾经留下过他们的身影：以作家身份和文人们打成一片，却靠行刑逼供而平步青云的谢宁；为政客写碑立传的潘菲洛夫；从半文盲一跃成为政治需要的楷模作家巴巴耶夫斯基……他们被无情地烙印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人类曾经的精神噩梦，当然远非如此。而且，未来并不一定不会再次发生。但我们不能就此丧失信心，相反，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怀有比现实更强大的信心。因为恐怖血腥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从未间断过，但每次灾难过后，人们又都会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文明也因此绵延不绝。拿文学来说，它应当像老舍在“清醒”的时候所“清醒”意识到的，永远遵循着自身的规律，不服从于任何现实的压迫。我想，既然在历史的过去和现在，已经有脆弱的生命之舟不惜为捍卫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而撞的粉碎，在历史的将来，也依然会有。巴别尔说过这样一句话：苏维埃政权只靠意识形态支撑。可以想象，在那样的一个体制下，作为一个永不说谎的作家，不仅困难，而且危险。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1）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是许纪霖写于1986年那篇闪耀着思想灵光的《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使我写下了本节的题目。该文试图通过黄远生这样一个个案，来反思知识分子丧失自我的历史与文化方面的原因。许纪霖是较早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执著而严谨地进行历史探索的一位学者，在读到他这篇学术散文之前，我并不知道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有一位叫黄远生的记者，更没想到他竟会写下一篇与圣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同名的《忏悔录》，这使我像许纪霖在偶然浏览之中，竟然意外地检得黄远生的这篇《忏悔录》时的感觉一样，不禁心头一亮。
黄远生何以会写出这篇中国人的《忏悔录》？许纪霖这样描述：黄远生是江西九江人，1883年生于书香门第，远生是笔名。21岁中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可他决计不走仕途，而是以新进士的资格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投身新闻界，短短几年，便名声雀起，被视为“报界之奇才”。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想借重黄远生的名声为其造势，遂命黄远生作一篇为帝制“歌德”的文章。陷入窘境的黄远生，只好故意拖延，七八天后，袁府威逼催讨，不得已写了一篇“似是而非”、自以为“并非怎样赞成”帝制的文章敷衍交差。友人劝其不如索性不作。他面露难色地说：“我们的情形，难道旁人不知道？横竖总有人体谅的。”遂几易其稿，将文章改得分量更轻了。袁世凯看后自然不满意，命其重作。“再无可转身了”的黄远生，在那“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决然逃离北京，隐居上海，声明“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忏悔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就的。957黄远生开篇即无情地剖析自己的“不幸分裂”：“似乎一身，分为两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我身如一狱卒，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许纪霖进而深刻分析道：“这是一重东方式的灵与肉冲突。灵者，独立人格之灵魂也；肉者，个体生存之肉体也。人格与生存，在东方专制主义的严苛环境下，往往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你欲维护社会之正义、人格之尊严，就得时刻准备着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你欲苟全自己的肉体，就最好乖乖地交出那颗若是生非的灵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少年来所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