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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邀请罗斯福总统立即迁进苏联大使馆，该馆比英美两国使馆大两三倍，场地广阔，现在周围有苏联的军队和警察。我对莫洛托夫的邀请给予热烈的支持。我们说服罗斯福先生接受这个好主意。第二天下午，他带着全体僚属，包括他的游艇上的几名出色的菲律宾厨师，一同搬进俄国大使馆。
那里已为他准备了宽敞、舒适的住所。这样，我们都住在一个圈子里，可以讨论世界大战的问题而不会受到任何打扰。我很舒适地住在英国公使馆里，只要步行二百码，就可以到达富丽堂皇的苏联大使馆，这里暂时称得上是世界的中心。我的身体还是很不舒服，感冒和喉痛都非常厉害，以致一度不能说话，但是，莫兰勋爵用药水喷进我的嗓子，并且不断地医治，终于使我能够说出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说的话可不少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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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在这次会议上所采取的方针（这个方针得到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充分同意），有着许多错误的说法。在美国，有一种传说，说我曾极力阻挠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展开攻势的“霸王”作战计划，同时又说我妄图引诱盟国对巴尔干半岛进行某种大规模的入侵，或者在地中海东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这样实际上等于砍掉“霸王”作战计划。这些荒谬的说法，多半已经在以上的各章中进行了揭露和驳斥，但是，在这里说明一下我实际上在追求什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什么，也许还是值得的。
目前正在仔细准备中的“霸王”作战计划，将于1944年5月或6月，至迟在7月初发动。参加这个战役的部队和输送这些部队的船舶仍然享有最优先的待遇。其次，英美在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必须给予补充与给养，以便它们能够占领罗马，并进而占领这个都城北面的飞机场，从这些机场可以空袭德国的南部。在获得这些进展后，在意大利战场，就不越过比萨—里米尼线——也就是说，我们不准备把我们的战线扩大到意大利半岛更宽广的地带。如果敌人对这些战役进行抵抗，那就会吸引和牵制很大数量的德国军队，会给意大利军队以“立功赎罪”的机会，而且可以使战火在敌人的前线不断地燃烧。
这时，我并不反对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一带进行登陆，以马赛和土伦为目标，然后英美军队沿罗纳河谷向北推进，以策应渡过英吉利海峡的主攻。但是我却宁愿采取另一种方案，即利用伊斯的利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山峡，从意大利北部展开右翼进攻，指向维也纳。当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一方案时，我很高兴，并像下面所说的那样，我企图使他着手进行这个计划。如果德国军队进行抵抗，我们就可以将他们的许多师团从俄国或英吉利海峡前线吸引过来。如果我们没有遭到他们的抵抗，我们就可以用极小的代价解放大片重要的地区。我知道我们一定会遭到抵抗，这样，就会给“霸王”作战计划以决定性的支援。
我的第三个要求是，只要不影响能够用于横渡海峡进攻的实力，我们就不应该忽视地中海东部战场及其可能带来的一切重大收获。在所有这些问题方面，我坚持自己在两个月前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的比例——即把我们的兵力的五分之四用于意大利，十分之一用于科西嘉和亚得里亚海，另外十分之一用于地中海东部。我一直没有改变这种主张——一年以来，我没有退让过一步。
英、俄、美三方都一致同意前面两个战役，这就需要使用我们现有实力的十分之九。而我必须极力要求的，只是在地中海东部有效地利用我们十分之一的实力。只有傻子才会这样争辩说：“把兵力全部集中用于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而放弃只应看作是白白分散兵力的其他一切机会，这岂不是好得多么？”但是，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些主导一切的事实。西半球现有的一切船舶，为了准备“霸王”战役和维持我们的意大利前线，连最后一个吨位也都安排了任务。即使还能发掘更多的船舶，也无法利用，因为登陆计划已把有关的港口和营地最大限度地填满了。至于地中海东部战场，它不需要任何可以用于其他地区的人力物力。为了保卫埃及而集结的空军，如果在更向前推进的前哨地带起飞，也一样能够有效地或更有效地执行任务。所有的军队（外地还有两三个师）都已经到达这个战场，除当地的船只外，也没有其他船只可以把他们运往较大的战场。如果积极地、大力地利用这些部队，那就会给敌人以严重的损伤，否则他们就只会成个瞧热闹的人。如果我们攻下了罗得岛，我们的空军就可以控制爱琴海，同时我们也能从海路与土耳其建立直接的联系。再一个办法是，如果能说服土耳其参战，或者尽量利用它的中立地位，而把我们为它修建的机场借给我们使用，我们也同样能够控制爱琴海；那样也就没有必要去夺取罗得岛了。两个方案都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我们所争取的目标是土耳其。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土耳其，我们不需要从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调用一兵一卒，一艘舰只或一架飞机，就可以用潜艇和轻型海军部队来控制黑海，大力援助俄国，并且通过一条比北冰洋或波斯湾航路所需的代价更小、航程更短、运输更加频繁的航线，将物资运给俄国的军队。
这是我每次向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大力提出的三个主题，而且毫不踌躇地、毫不后悔地反复说明我的理由。我本来能够说服斯大林，但是罗斯福总统由于受到他的军事顾问的偏见的严重影响，在这场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这些次要的但颇有希望的机会，全部束之高阁了。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对于他们顽固的态度还自得其乐，他们认为，“我们总算没让丘吉尔把我们牵扯到巴尔干半岛去。”其实我心中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认为，我们没有利用那些在其他方面无法使用的部队，把土耳其拉入战争，并控制爱琴海，是在军事方针上犯了一个错误。对于这个错误，不是用没有采取上述方案也同样获得了胜利所辩解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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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迁入苏联大使馆的新居不久，斯大林就去拜访他，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根据霍普金斯的传记，罗斯福总统告诉斯大林，他已同蒋介石讲定要在缅甸积极展开军事活动。斯大林对于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评价很低。罗斯福总统“提到了他喜欢谈论的题目之一，教育远东殖民地的人民，要他们学习自治的艺术。……他提醒斯大林，不要向丘吉尔提起印度的问题。斯大林也认为，这无疑是一个容易伤感情的问题。罗斯福说，印度的改革，应该从底层开始。斯大林回答说，从底层开始的改革，就意味着革命。那天早晨，我很坦然地呆在床上，一面治疗我的感冒，一面处理从伦敦发来的许多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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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28日（星期日）下午四时，在苏联大使馆举行。在宽敞精致的会议室里，我们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同我一起来开会的有艾登、迪尔、三位参谋长和伊斯梅。随同罗斯福总统前来的，有哈里·霍普金斯、海军上将李海、海军上将金和两名其他军官。马歇尔将军和阿诺德将军没有出席。据霍普金斯的传记作者说：“他们弄错了会议的时间，已经出发到德黑兰郊外游览去了。”去年替我翻译的那位可钦佩的译员伯尔斯少校又同我在一起了。帕夫洛夫仍旧为苏联人翻译。波伦先生是位新人，担任美方的译员。陪同斯大林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元帅。斯大林同我几乎是面对面地坐着。我们事先取得协议，由罗斯福总统主持第一次会议，罗斯福也同意这样做。会议开始，他首先致词，讲话非常得体。根据我们的记录，他说：俄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第一次作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相聚一堂，我们所抱的唯一目标是赢得战争的胜利。事前并未为这次会议拟定任何固定的议程，任何人都可以毫无拘束地讨论他想讨论的任何问题，同时也可以讨论他不愿讨论问题。在友好的基础上，每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内容却一概不予发表。
我在开场白中，也强调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我说，这次会议也许象征着人类有史以来整个世界力量空前的大聚会。缩短战争，也许已掌握在我们手中；稳操胜券，差不多肯定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人类的幸福及命运，无疑地已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斯大林说，他很重视我们提到三大国的友谊。三大国确实获得了一个重大的机会，他希望大家都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
罗斯福总统接着便开始了这次讨论，首先从美国的观点，简单地叙述了战争的形势。他先谈到对美国有特殊重大意义的太平洋战场，因为驻在那里的美国部队，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的配合下担负着主要责任。美国把它大部分的海军和一百万士兵的绝大部分，都集结在太平洋战场。这个战场范围广阔，一艘供应船只，每年只能往返三次，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点。美国采用的是一个消耗敌人实力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这个政策是成功的。毫无疑问，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