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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来了。他到底说了什么？ ”
“他好像说什么公会同不同意之类的。”
“对，我想起来了，他好像是这么说的。这句话有点怪，可是我当时没太注意。”
“我当时注意到了，而且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不同。”
他闭上眼睛，努力回想。“你说得对。”他说。
博比说：“这怎么能证明他是演员？ 顶多能说他是个公会会员而已。”
“舞台工作人员公会非常厉害，”我说，“他们严格规定演员不能去搬布景或者去做那些该工作人员做的事情，所以他才会说那种话。只有演员才会想到这个，不是吗？ ”
“可是你又怎么知道他们究竟是谁？ ”卡萨宾问道，“就算你知道他们是演员，想弄清楚他们的姓名跟地址，不是还要大费周章吗？ ”
“耳朵。”斯基普说。
大家都在看他。
“他画下他们的耳朵。”他说，还指了我一下，“在他的笔记本里面有啊。耳朵是人体中最难伪装的部分。别看着我，我是在说他讲过的话。把那两个人耳朵画下来的人是他。”
“画耳朵要干什么？ ”博比说，“难道要我们登个广告，弄个公开试听会，让大家亮出耳朵来吗？ ”
“你可以去查查海报啊。”斯基普说，“你去看看他们的样子，说不定能找到差不多的耳朵。”
“在拍证件照片的时候，”比利·基根说，“照相的人不都叫你把耳朵露出来吗？ ”
“要不然会怎么样？ ”
“要不然他们不给你护照。”
“可怜的梵高，”斯基普说，“他永远也别想出国了。”
“你到底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卡萨宾说，“总不可能单靠耳朵吧？ ”
“不是，当然不是。”
“车牌号码。”比利说，“难道大家都忘了车牌号码吗？ ”
“车牌号码已经登记在赃车清单上，”我告诉他，“自从我想到他们是演员之后，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座教堂。我想他们绝对不会随便挑一个教堂，破门而入。他们有办法进去，可能钥匙就在他们手上。根据牧师的说法，很多社团借用那个场地，所以外面也可能有很多钥匙在流传。他说，有一个业余的剧团曾经用过那地方排演。”
“啊哈。”不知道谁叫道。
“我打了个电话给教堂，查到那个剧团的名字。然后我再打电话给那个剧团，跟他们说，我想找一个几个月前，曾经在他们那里演过戏的演员，我描述了一下那两个人的特征。记住，那两个人除了身高相差一点之外，其余长相差不多。”
“你就因此而查出名字来了。”
“我查到了两个名字，其中一个是卡特勒。”
“真相终于大白了。”斯基普说。
“白什么白？ ”卡萨宾说，“这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吗？ 怎么就真相大白了？还是我太笨，看不破玄机？ ”
“不，你说得对。”我告诉他，“在那个时候，卡特勒只是我笔记本中的一个名字而已，所以，我必须要把名字跟其他的犯罪案件连在一起。”
“什么犯罪案？ 哦，莫里西酒吧抢劫案是不是？ 不可能吧，那个地方是家族企业，兄弟几个包办了所有工作，他们不会雇用一个打零工的演员。”
我说：“如果那两个演员就在莫里西酒吧的楼下活动呢，斯基普？ ”
“哦。”他说。
比利·基根说：“爱尔兰剧场。不知道是叫驴子剧团，还是什么。”
“我今天下午去过了。”我说，“他们正在排一出新戏，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报了蒂姆… 帕特的名字，耽搁了一个小姐几分钟。他们在屋里张贴了海报，有每个演员的独照。行话好像叫大头照，是吧？ 那个女孩把他们历年来存档的大头照，一张张翻给我看，有许多演员只是偶尔演一阵子就不干了。”
“然后呢？ ”
“李·大卫·卡特勒曾在一出名为《争议》的剧中客串过一个角色。这出戏在五月最后一个礼拜跟六月第一个礼拜上演过。
我还没看到名字，就认出他来了。当然，他表弟的照片也里面。他们两个经过伪装之后很像，本人长得更像，想弄错都不可能。
因为他们不是剧团的常客，之所以能得到演出机会，很可能跟他们长得很像有关系，因为剧中人恰巧是一对兄弟。”
“李·大卫·卡特勒，”斯基普说，“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什么阿特伍德？ ”
“加里·阿特伍德。”
“演员。”
“对。”
他在手背上敲了敲烟，把它放在嘴里，点着，“演员。他们在底层，却想把整个世界翻过来，是吧，所以他们才动脑筋去抢莫里西酒吧。”
“可能吧。”我喝了一口咖啡。酒瓶就放在我的面前，我忍不住看了一眼，但是，我现在还不想喝东西来麻醉我的认知。我很高兴大家都没喝酒。
我说：“他们可能在演戏的时候，上楼去喝过一两次酒，也可能看到莫里西兄弟在开或是锁墙上的保险箱，知道里面有钱。不管怎样，他们发现抢莫里西的钱不难。”
“如果他们还有命去花的话。”
“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莫里西兄弟的厉害。这有可能，反正他们就此开始计划抢劫案，把它当作一出戏来编，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爱尔兰人，把案子弄成是爱尔兰人的家务事，由两个沉默不语的冷酷枪手演出。在确定可行性之后，他们出去弄了把枪，开始演戏。”
“就是这样吗？ ”
我耸了耸肩，“也许他们以前就抢过，我们没有理由假设这是他们的头一回。”
“他们说不定帮人打过杂，到办公室当过临时秘书。”博比说，“是吧，演员也要过日子，也许我该弄个面具，弄把枪来。”
“也可能看过吧台，道理一样，这都不需特别的技术。”斯基普说。
“那他们是怎么找上我们的？ ”卡萨宾问道，“可不可能在他们演戏的时候，到我们这里玩过？ ”
“也许吧。”
“但这要怎么解释他们知道账本的事？ ”他说，“斯基普，我们以前雇用过他们吗？ 阿特伍德跟卡特勒是吧？ 这名字我们以前听过吗？ ”
“我想没有。”
“我想也没有。”我说，“他们可能知道这个地方，不过，这并不重要。而且他们不可能在这里工作，他们甚至连斯基普都没见过。”
“那可能是他们模仿了某出戏吧。”
“可能，不过这并不重要，有个内应偷了账本交给他们，好进行勒索。”
“我们这里有奸细？ ”
我点了点头，“我们最早不就这么猜的吗？ 你不是为了这个才叫我来的吗，斯基普？ 我敢下这种判断，部分原因是因为交换过程非常顺畅，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我知道到底是谁陷害你们”
“是吗？ ”
“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账本，为什么会找上你们。据我所知，他们可能根本没踏进小猫小姐一步。他们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因为早就有人给他们准备好了。”
“就是那个内应。”
“没错。”
“你知道谁是内应吗？ ”
“我知道。”我说。
房间非常安静。我站起来，从矮柜上拿瓶野火鸡，倒了一盎司，又把瓶子放回去。我拿着杯子，却没有意思要喝。我不想喝酒，也不想拖下去害得大家越来越紧张。
我说“这个内应在事后也告诉阿特伍德和卡特勒，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车牌号码。”
博比说：“那辆车不是偷来的吗？ ”
“的确有人报了案，所以它才会出现在赃车清单上。遗失时间是星期一，下午五点到七点之间，遗失地点则是海洋公园大道。”
“那又怎样？ ”
“报告是这么说的，在那个时候，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今天
下午，我又想了办法，打探出更多的消息，我查出汽车的主人叫丽塔·多妮真。”
“阿特伍德的女朋友。”斯基普说。
“她其实是卡特勒的女朋友。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差别。”
“我搞不懂。”卡萨宾说，“他偷他女朋友车干嘛？ ”
“好像所有的人都喜欢开亚美尼亚人的玩笑。”基根说。
我说：“阿特伍德跟卡特勒开走了丽塔的车子。稍后，他们的同谋告诉他们说，有人瞧见他们的车牌。所以，他们就打电话给警方，谎报他们的车在几个小时之前被偷了，遗失地点在海洋公园大道附近。今天下午，我又查了一下，这才知道报案的时间已近午夜。”
“我好像没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赃车清单上并没有说车主叫丽塔·多妮真，而是一个爱尔兰名字，叫弗莱厄蒂或法莉之类的，我忘记了，地址是在海洋公园大道附近。清单上有电话号码，我拨过去，却发现是错的。所以，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那个人究竟是叫弗莱厄蒂或是法利。我只好从车牌下手，结果查出车主叫丽塔·多妮真，住在卡布里尼大道，就是在华盛顿海茨再上面一点，距离海洋公园大道或是布鲁克林其他区域，都有一段路。”
我喝了点酒。
“我打电话给丽塔… 多妮真。”我说，“我假装是一个在查赃车的警察，问她车是不是已经找回来了。她说，那辆车已经找到了。她说车其实没有被偷，她丈夫多喝了几杯，忘记停在哪里。她报案之后，自己没走两条街，就看到那辆车了。我说，那我们的纪录可能有点笔误，因为车子遗失的地点是布鲁克林，但她却住在上曼哈顿。她说没错，那时她跟她丈夫在布鲁克林看她的小叔。我说，我们资料上的姓名好像也有点问题，因为那个人好像姓法什么的。没有错，她说，她小叔就是叫这个名字。接着她又唠唠叨叨解释说，那个人其实是她丈夫的妹夫，她丈夫的妹妹嫁给一个姓法什么的。”
“可怜的亚美尼亚女孩，毁在爱尔兰人手里，真倒楣。”基根说。
斯基普说：“她到底有没有一句真话？ ”
“我问她是不是叫丽塔·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