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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学院也是拯救灵魂的有力措施，它们设有还愿教堂，必须长期在那里为它们的资助人做弥撒。当时创办一所学院被视为宗教行为，就像捐资修建一座修道院或一幅祭坛画一样。剑桥大学早期的学院创建人绝对不只是教会人员，也包括国王和社会名流，像伊丽莎白·德·克莱尔和彭布罗克伯爵夫人这样的上层贵族的太太，但政府官员、商人、主教的数目相当少。基督圣体学院的监护人最为特殊，它是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惟一一座由城市的两个行会共同创办的学院，创建在1352年，但是30年后市民们险些将它毁掉。
在中世纪的大学城市里，市民和学校师生之间的摩擦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早在1231年，亨利三世国王就代表大学生们向剑桥市市长抱怨房租太高了。反过来，市民们又对大学拥有的各种特权极度不满，从对酒馆营业执照的监督到享有审判权，这是13世纪以来所有的英国君主即位时允诺这两所大学的—这一形式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统治时。愤怒和不满不断积聚起来，终于在1381年，农民暴动袭击了剑桥大学。暴民们在市长的率领下抢掠了大学生宿舍、学院和圣玛丽学院里的大学保险箱。重要文献被毁，各种文件和图书被堆在市场上烧掉了—“不准牧师们教书，不准！”
剑桥必须为1381年的骚乱做出沉重的赔偿。国王重新加强了大学不可动摇的地位，它后来还监督剑桥的度量衡和生活用品价格。它甚至检查城市市民的业余活动，例如足球、演戏、斗鸡和斗熊。直到1856年议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剑桥大学才失去了它监督集市和年市、颁发酒馆营业执照和自行判决的权利。但它直到1894年保持着不让学生们受到最危险的诱惑的古老权利，即批准逮捕妓女的权利。直到1974年，大学在市议会里都有4名自己的代表。直到21世纪初，布莱尔政府才成功地剥夺了剑桥大学最后的特权，该特权可以追溯到理查德二世1382年的一封文件—颁发葡萄酒经营许可证的权利。
与牛津相比，剑桥的历史更像是它的大学史。使中世纪的城市形象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兴建学院，最激怒市民的行为莫过于大学领地的扩张。当你坐在国王学院前的矮墙上时，你就很容易想像得到，墙后的草地上曾经密密麻麻地盖着一排排房屋，一条条胡同延伸到河流，而现在那座著名礼拜堂所在的宽敞庭院和草地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城区。1441年，亨利六世国王虚荣地兴建学院，后来把它拆除了，整片土地都整平了。那里曾经坐落着数百座手工业者的住房和商店，沿着以前的米尔恩街分布，还有一条跟河流平行的主街道，现在只能从它的剩余部分辨认出它的走向—北起三一胡同，南至今天的女王胡同。河畔的手工业区变成了校园，成为欧洲最漂亮的学院公园之一。
这期间大学建起了它自己的第一幢大楼，有教室、会议室、图书馆和管理大楼的老学堂（1350~1475年）。别的学院都围绕着这个学院而建，例如克莱尔学院、三一学堂、冈维尔学堂。剑河边的仓库、造船厂和码头也渐渐地消失了。1500年前后，剑桥大学有十几所学院，大多数位于高街和剑河之间，南起置身于城墙外的特兰平顿门旁的彼得豪斯学院，北至后来的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所在地。这一发展趋势已然十分明显—大学在城市西区扩张，东区仍然以市民为主，而不是以学院师生为重。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2节 微软相遇新世纪（2）
人文主义思想也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传播开来。欧洲这场古典精神的伟大复兴运动中最杰出的代表是伊拉斯谟。他来到剑桥大学，咒骂这里的气候、走味的啤酒、差劲的抄写员，实际上是表达他对一切都不满的情愫，在这里断断续续地待了不到3年。1511~1514年，他住在女王学院，教授神学、希腊语、写作、翻译，还写作出书，与外界保持通信联系，拥有无人能及的旺盛精力和优雅文风。伊拉斯谟对于剑桥大学来说不仅仅是一名布道者，他对原始资料的研究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而且重心从神学转到了雄辩术，从培养牧师转到了培养有博学知识的国家栋梁。从此以后，古代语言和文学在英国大学的教学课程里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剑桥人文主义者对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热爱带来了《圣经》和古代宗教著作的校勘版本。而且这里也变成了改革的温床。
将伊拉谟斯召来剑桥大学的是他的朋友约翰·费希尔，费希尔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是女王学院的院长，罗切斯特主教，担任大学校长30年，是一位学者，也是位影响巨大的组织者，而且还是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利特·博福特夫人的忏悔神父。这位虔诚的院长并没有建议博福特夫人将财产捐给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而是建议她将灵魂的救赎和剑桥大学联系在一起—先是捐助一个神学教授席位（1502年），这是剑桥大学最早的教师职位；然后是基督学院（1505年），之后又捐建了第二所学院，圣约翰学院（1511年）。亨利七世建成国王教堂也要归功于约翰·费希尔的参与。巨额的捐助，学生人数的增加，人道主义的教学计划，这一切都使剑桥大学在几年内成为一所欧洲级别的大学，当然首先是和牛津大学处于同等水平。约翰·费希尔是位改革家，但他信奉正教。他将温和的伊拉斯谟召来剑桥大学，让人们公开焚烧路德的作品，但到头来他自己站在了断头台上。他的对手中包括一位耶稣学院从前的院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他提醒亨利八世国王，说剑桥大学的神学家们同意对棘手的教会权益的决定权做出有利于他的解释。在威胁和逼迫之下，大学同意了，但大学校长不同意。1535年，约翰·费希尔被当做大叛徒处决了，400年后他又被奉为圣徒。
和较为保守的牛津大学不同的是，剑桥大学的教师们愿意接受路德学说。他们于1521年聚集在国王学院的白马酒馆，讨论从德国传来的这一新理论。人们称这一同情者的团体为“小德国”（LittleGermany）。要不是它们的酒馆早就被拆除了，我们肯定会在那里读到这样的牌子：“英国新教的先驱者们曾经在此喝酒。”休·拉蒂默、托马斯·克拉默、迈尔斯·科弗代尔、马修·帕克、威廉·廷代尔—作为《圣经》译者、主教和大主教，“小德国”的这些朋友们为在英国传播改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廷代尔的《圣经》和克拉默的礼拜书《公祷书》起的作用特别大。
威廉·廷代尔是由于受到威胁迫害才离开牛津大学的，他在剑桥大学继续进行他的研究，曾经在威滕贝格和路德见过面，廷代尔最后被处以火刑。《新约》最早的英文译本就是廷代尔翻译的，于1525~1526年在沃尔姆斯出版，他使用的是一种大众化的简单活泼的散文体，并将这种新学说的精髓带到了国内。大主教克拉默1549年编写的《公祷书》有着同样的性质，产生的影响更大。通过这些统一行为，当年每座教堂、每家每户都必须阅读它，《公祷书》成为新教革命的一种民间话本，大大影响了语言的发展，至今仍然是英国文化的一个世界性标志。人们说，克拉默的礼拜书、廷代尔的《圣经》译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证明了一种岛国弱势语言的胜利，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英语祷告书》的13名工作人员中有12人是剑桥大学毕业的。
另外，面对亨利八世的强权政治，我们不应高估两所大学知识分子的影响。和伦敦的情形一样，剑桥的修道院也遭到取缔。但国王的大臣们想要的更多—学院的财产、捐赠、土地。1545年，亨利八世签署法令，取缔对所有小教堂和学院的大规模捐建。至于牛桥是如何逃脱这一死亡判决的无法澄清，甚至你完全意想不到。很显然，那些财务主管们成功地将他们的学院装成纯粹的折旧对象，因为在检查它们的收支平衡表时国王不无讽刺地说，在他的整个王国里，大概“再没有这么多人靠这么少的土地和租金过着如此令人尊敬的生活”。另外，国王对于学院的赤字一再增大置若罔闻。当他还打算取缔捐建小教堂时，而最壮观的国王学院礼拜堂反而得到了他的慷慨恩赐，获得了宏伟壮丽的室内装饰。
亨利八世本人从来没有对剑桥大学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却向大学捐赠了5个皇家教授席位，这体现了特殊时代和它的国王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百端待举的时代，王室需要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充当可靠的管理者、法学家和牧师的储备室，充当政府的学院支柱。因此，亨利八世最终于1546创办了一所学院，将两座较老的学院合并成一座规模更大、超过了迄今所有学院的新学院—三一学院。这不仅仅是贵族的标志，至今它仍是剑桥大学惟一一所不由院士举荐而由王室根据首相的提议任命院长的学院。
1553年，亨利的女儿、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亚·都铎登上了英国的王座。异教徒委员会成立了起来，学院院长都被撤职了。剑桥大学的三位革命先驱，克拉默、拉蒂默和里德利，都被烧死在牛津的火刑堆上。一些新教徒逃离英国，而有一些入土后也得不到安宁。1556年2月6日，新教神学家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