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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一道灼热的闪电令杜塔大为震惊——那不是从他眼里看到的闪电，是他在大脑里感应到的，这道在他心里引起心灵感应的闪电残忍至极，没有人能够抵抗得住＇他的所有的感官都被震撼了，杜塔缩成一团跌倒在屋顶上。他几乎没有了站立起来的力量，但是几乎麻木了的大脑还能够勉强催促他赶快回到屋子里安全的地方去。杜塔爬了起来，他的双眼紧闭着不敢睁开，他的双手摸索着从屋顶下来。
他得回到屋里去，他必须回到屋里去。为了在那百万分之一秒时间的一闪中，他已经明白的东西，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地球的命运和地球人的命运都将被改变！
Ⅳ
“你说什么？种群数量问题，”戴塞难以置信地问道“一种自然现象怎么会有这种问题，你是不是喝醉了？”
“你必须相信我，桑迪普，”杜塔在电话里恳求道“无论这听起来是如何的不合理，如何的荒谬，这确实是‘云族’与我们沟通的信息。它们还说，如果我们不能认真考虑它们的事情，它们就不得不发泄出来，那将会造成一场大浩劫，只有让它们卸掉多余的负担，减少它们的数量，它们才有希望作为一个‘种族’而生存下去。”
“ＯＫ，即使我能相信你，那也无济于事。即使我不想跟你争辩，你也无法让有关方面相信这种荒谬的说法。再说，即使你有办法说服有关方面，你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关键就在这里，桑迪普！你还没有听我说完，‘云族’想与我们谈判！”
Ⅴ
接下来就是空前大量的国际外交活动和讨论，因为很显然，处于这种困境中的不仅仅是印度这一个国家，此外，由于杜塔是唯一能够理解“云族”信息的人，他理所当然地就处在了这场旋涡的中心地带，桑迪普作为印度气象部门的负责人，自然也是谈判代表之一。“云族”以在世界各处大量降雨为胁迫，换得在一些指定的地点，安全地卸掉它们多余水汽的让步。谈判结果的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这些指定的地点必须是一些干旱地区，以及在生态环境上无法产生雨云的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显然没有选择，只得同意。结果，世界上所有的沙漠地区和干旱的平原地区都成了“云族”的“卸载”地，于是一切顺利，“云族”和人类彼此相安无事……
……但是就在两年前，“云族”又卷土重来，这次来势更加凶险，“卸载”多余水汽的行动更加让人难以预料。更为糟糕的是，这次，它们甚至都不屑于再与人类沟通谈判。
Ⅵ
听得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将杜塔从往事的回忆中惊醒过来。他转向发言人所在的讲台方向，只听得戴塞说道：“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该是请杜塔博士出面，再次与‘云族’会谈的时候了。杜塔博士，你认为呢？”
“坦白说，我不认为那种接触有多大意义。”杜塔满面倦容地说道。
“但是我们似乎也没有更多的选择，苏曼，这件事没有任何人比你了解得更多。“戴塞坚持道，杜塔感觉到一屋子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气象科学家苏曼·杜塔，将再一次承担起谈判者的重任。
会议结束了，戴塞和杜塔忙着给世界各地发送电子邮件，请各国政府做好准备，等待下一轮祸福难测的谈判结果。谈判中处于劣势的人类，甚至都不知道这一次“云族”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来。
Ⅷ
在这场空前的人与云之间战争谈判的前夕，好几个晚上，苏曼·杜塔，这位资深的气象科学家，一直坐在屋顶的望远镜前。由于过量的雨水，昏蒙蒙的空气异乎寻常地冷，人在呼吸时吸入的好像不是空气，而是水分。喜潮的苔藓越长越密，脚下的瓷质地砖变得滑不溜丢的，头顶上的天空堆满了潜伏着巨大危机的云层。
整个天空几乎都被覆盖住了。当杜塔从望远镜里向天上望去时，只见乌云覆盖着的天空露出了一条小小的缝隙，从这道缝隙中，他正盯视着一个几亿年来不知雨为何物的星球，那颗红色星球——火星上没有一片云彩遮挡着它，尽情地展现着它的美丽和荒芜，火星似乎也正以同情的目光回望着又湿又冷的地球。
《刀疤》作者：＇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他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一道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从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
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仑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红土农场的英国人。那片土地的主人，卡多索，起先不愿意出售。我听说那个英国人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主意：他把伤疤的秘密故事告诉了卡多索。
英国人来自南里奥格朗德边境地区，不少人说他在巴西干走私买卖。红土农场的土地上荒草丛生，河水枯涩，英国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跟雇工们一起干活。
据说他严厉到了残忍的地步，不过办事十分公道。还说他爱喝酒，一年之中有两三次躲在那个有凸肚窗的房间里，猛喝两三天，再露面时像打过一仗或者昏厥之后苏醒过来似的，脸色苍白，两手颤抖，情绪很坏，不过仍旧跟先前一样威严。
至今我还记得他冷冰冰的眼神，瘦削精悍的身躯和灰色的小胡子。他跟谁都不来往，他的西班牙语也确实差劲，讲起话来像巴西人。除了偶尔有些商业信函或者小册子以外，从来没有人给他来信。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时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涨，只能在红土农场过夜。没呆了几分钟，我发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我想讨好那个英国人，便把谈话转到了一个不痛不痒的题目上──爱国主义。我说一个具有英吉利精神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主人表示同意，可又微笑着补充说他并不是英国人，他是爱尔兰登加凡地方的人。话刚出口，他立刻停住，好象觉得泄露了一个秘密似的。
晚饭后，我们到外面去看看天色。已经放晴了，可是南方尖刀一般的山峰后面的天空，不是被闪电划破，刚才伺候我们吃饭的雇工端来一瓶罗姆酒。我们两人默不做声地喝了好长时间。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又点醉意；不知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腻烦，我忽然异想天开，提到了他脸上的伤疤。英国人脸色一沉，有好几秒钟冷场，我以为他准会把我撵出去。最后，他声调一点没有改变，对我说道：“我不妨把这个伤疤的来历告诉你，可是有一个条件：不论情节多么丢人，多么不光彩，都如实讲来，不打折扣。”
我当然同意。下面就是他的故事，讲的时候英语夹杂着西班牙语，甚至还有葡萄牙语。
1922年前后，康诺特的一个城里有许多策划争取爱尔兰独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当时的伙伴中间，有些人如今仍旧健在，从事和平工作；有些人说来也怪，目前在海上或者沙漠里为英国旗帜战斗；还有一个最勇敢，拂晓时分在一个军营的场院里被那些睡眼惺忪的士兵枪决了；再有一些（并非最不走运的）在内战默默无闻甚至几乎是秘密的战斗中找到归宿。我们是一伙拥护共和、信奉天主教的人，我想我们还是浪漫主义者。在我们看来，爱尔兰不仅有难以忍受的现在，有乌托邦似的将来，它还是一个辛酸而可爱的神话；有圆塔，有红色的沼泽，是帕内尔的反抗，是歌颂盗牛的史诗，那些牛有时时英雄的化身，有时又是鱼和山的化身。
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成员，一个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人从芒斯特省来到我们这里。
他年纪不到二十岁，又瘦小又窝囊，像无脊椎动物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他带着死心眼的狂热熟读了一本不知什么名字的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无论谈论什么问题，总是用辨证唯物论来下结论。你有无数理由可以厌恶或者喜欢一个人，穆恩却把全部历史归纳为肮脏的经济冲突。他断言革命注定要胜利。我说仁人志士应当力挽狂澜，站在失败的一方。
已经很晚了，我们从走廊、楼梯一直争论到街上。给我深刻印象的不是穆恩的观点，而是他那不容置辩的声调。这个新来的同志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带着轻蔑和愠怒在发号施令。
我们走到市区尽头，周围的房屋稀稀落落，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使我们大吃一惊（在这前后，我们经过了一家工厂或者一座军营的围墙）。我们赶紧拐进一条土路。一个士兵从着火的棚屋里出来，映着火光，身躯显得特别高大。他厉声吆喝，叫我们站住，我加快了脚步，我那个伙伴却没有跟上来。我转过身，只见约翰。文森特穆恩吓得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我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个士兵打倒在地，使劲推推文森特。穆恩，狠狠骂他，叫他跟我走。他吓瘫了，我只得拽住他的胳臂拉着他跑。我们在火光四起的黑夜里夺路而逃，背后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穆恩的右臂给一颗子弹擦过，我们逃进小松林里，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那一年，１９２２年秋天，我在贝克莱将军的乡间宅第驻防。将军当时在孟加拉担任不知什么行政职务，我从没有见过他。那座房屋盖了还不到一百年，但很破败阴暗，有许多曲折的走廊和无用的前厅。古董摆设和大量藏书占据了底层；那些书百家争鸣，互不相容，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正好代表了十九世纪的历史；波斯尼沙普尔的腰刀缓和的弧线上仿佛还遗留着古战场的风声和残酷。我记得我们是从后院进屋的。穆恩嘴唇颤抖干燥，喃喃地说那晚的经历很有趣；我替他倒了一杯茶，包扎了伤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