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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说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使每个人变得很刻苦。我成了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的对外宣传联络员，并自告奋勇地担任了阿尔普劳斯村的消防队员，我在那儿买下了我的第一所住宅。
公司的老板是我可望碰到的最刻苦的人之一。他曾担任巴尔的摩海军对外宣传联络中校。我在斯克内克塔迪时，他加入了荷兰改革教会，那的确是个严格的教会。
有时他常嘲笑地问我为什么没当上军官，好像认为我干了什么错事似的我妻子和我都瘦了。这是我们的“清瘦之年”。我的朋友中的许多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也都瘦了。我认为，斯克内克塔迪最好的退伍军人，最善良、最有趣、最憎恶战争的退伍军人是真正打过仗的军人。
那时我就曾写信给空军，询问德累斯顿空袭的详情：谁下的命令，是多少架飞机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想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等等。答复我的人与我一样，是负责搞对外宣传联络工作的。他说他很抱歉，这些情况仍属绝密。
我向妻子大声朗读来信，并说：“保密？天哪——向谁保密？”
当时我们是世界联邦分子。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人。我想，是电话员吧。我们打电话很多——至少我打得很多，而且在深夜。
在我与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通过电话两周以后，我真的跑去看他了。那大约是一九六四年——总之头一年举行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呵，光阴似箭。①在下名叫雍永森，一个来自斯坦波尔的青年。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我带了两个女孩子与我同往：我的女儿南尼和她最要好的朋友艾莉逊·米切尔。她们从未离开过科德角。我们看见了一条河，便得停下来，这样，她们可以在河边欣赏一会儿。她们从未见过这种不含盐份、河床狭窄的流水。这是哈德逊河。河里有鲤鱼，我们能看得见。它们挺大，像核潜艇。
我们还看到了瀑布，那是些溪流，它们从悬崖上飞奔而下，注入特拉华河。要停下来看的东西很多——然后又该往前走，总得催她们走。小姑娘们穿着舞会上穿的白色礼服和黑鞋子，因此陌生人一眼就看出她们多么可爱：“姑娘们，该走了。”我不时地提醒说。于是我们又往前走。
后来太阳下山了，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吃了晚饭，然后我便去敲伯纳德·弗·奥黑尔家漂亮的石砌房子的大门。我手里拿着一瓶爱尔兰威士忌，那瓶子就像吃饭时摇的铃子。
我会见了他的贤妻玛丽，这本书就是奉献给她的。还奉献给德累斯顿的出租汽车司机格哈特·缪勒尔。玛丽·奥黑尔是位训练有素的护士，当护士对妇女来说是份好差使。
玛丽很赞赏我带去的两个小女孩，让她们与她自己的女孩一起玩，一起去楼上嬉戏、看电视。等孩子们走后，我才意识到玛丽不喜欢我，或许是对这夜晚有什么不快。她的态度客气而冷淡。
“你们的房子很好，很舒适。”我说，这房子真是呱呱叫的。
“我安排了个地方，你们可以在那里谈话，不会受干扰。”她说。
“好。”我说，我想象一间隔板套间的火炉前摆着两张皮椅子，两个老兵可以坐在那儿喝酒聊天。但是她却把我们领到厨房。她在铺着白瓷桌面的餐桌旁放了两张直靠背椅。头顶上一只两百瓦灯泡的光线照射在桌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玛丽似乎为我们准备了一间手术室，她在桌子上只放了一只杯子，是专给我用的。她解释说，战争结束后，奥黑尔就不能喝烈性饮料了。
于是我们坐了下来。奥黑尔很窘，但是他不肯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我也没想到是我惹得玛丽如此恼火。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只结过一次婚。我不是醉鬼。战争期间我也没有陷害过她丈夫。
她给自己调了一杯可口可乐，盛冰砖的盘子碰到洁白的小锈钢水池上，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她又走到别的房间去。但是她坐立不安，满屋子转来转去，把门打开又关上，甚至把家具搬来搬去，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火。
我问奥黑尔，我说了或做了什么，使她这么不高兴。
“没什么，”他说，“你别烦心。这跟你毫无关系。”他一片好心，他在扯谎。这跟我很有关系。
我们决定不理玛丽而回忆战争。我拿出随身带来的两瓶酒。
我们有时哈哈大笑，有时又微微一笑，似乎又想起了战时的情况，但是我们谁也回忆不起什么好事。奥黑尔想起在德累斯顿挨炸之前，有一个家伙喝得烂醉，我们只好用手推车把他送回去。这件事也不值得写本书。我回想起有两个俄国士兵抢劫一个钟表厂。他们拉了满满一马车的钟。他们兴高采烈，酩酊大醉，抽着用报纸卷的粗大香烟。
我们回忆起来的大约就那么多，而玛丽仍然在弄出各种响声。
她最后又到厨房里来调可口可乐。她从冰箱里又拿出一盘冰砖，把它砰的一声丢进水池，虽然那里面已经扔了不少冰块了。
然后她转向我，让我知道她多么生气，并且是生我的气。她一直在自言自语，我只听到了她的片言只语：“那时候你们不过是娃娃！”
“什么？”我问。
“打仗的时候你们不过是娃娃——就像楼上的那些娃娃！”
我点头表示这是真的。战争期间我们是傻头傻脑、天真烂漫的孩子，我们的童年时代刚刚结束。
“但是你不准备那么写，是吧。”这不是问话，而是责备。
“我——我不知道。”我说。
“噢，我知道，”她说，“你会假装你是成年人而不是娃娃，然后弗兰克·西纳特拉和约翰·韦恩或别的富有魅力的明星、好战的脏老头会在电影中扮演你们。于是战争看起来简直妙不可言，所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战争。而打仗的将是像在楼上玩的那样的娃娃。”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是战争使她如此气恼。她不愿意让她的娃娃或别人的娃娃死于战争。她认为书本和电影对鼓动战争负有部分责任。
因此我举起右手向她保证：“玛丽，”我说，“我并不认为我能完成这本书。我写好五千页后肯定又会搁下来的。如果我真的会写完这本书，我可以向你保证：书中决没有弗兰克·西纳特拉或约翰·韦恩可以扮演的角色。”
“告诉你吧，”我说，“我要给这本书题名为《儿童十字军》。”
这次谈话之后她成了我的朋友。
奥黑尔和我停止了回忆，来到起居室，谈论别的事情。我们很想知道真正的儿童十字军是怎么回事，因此奥黑尔便翻阅他的一本书，法学博士查理·麦凯所著《异常流行的欺骗和大众的狂热》，一八四一年初版。
麦凯对所有的十字军都评价很低，他却感到一次儿童十字军比十次成年人十字军其卑鄙程度不小多少。奥黑尔大声朗读下面这段佳作：历史以其庄严的篇章告诉我们十字军参加者只不过是些无知的野蛮人，他们的动机纯粹是执拗和偏见，他们的道路布满了血和泪。但另一方面，传奇文学却夸大了他们的虔诚和英雄主义，用最热烈而激情的色调描绘他们的美德和高尚行为，描绘他们为自己赢得的不朽荣誉和为基督教作出的伟大贡献。
然后奥黑尔又朗读下面一段：那么这一切斗争的重大成果是什么呢？欧洲耗尽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和两百万人民的鲜血，而一小撮争吵不休的骑士却占据巴勒斯坦百年之久！
麦凯告诉我们，儿童十字军始于一二一三年，当时两个僧侣想在德国和法国招募儿童军，然后在北非把他们卖给别人当奴隶。
有三万名儿童自愿参军，他们以为是去巴勒斯坦。麦凯说，他们无疑是些被遗弃的、懒惰的儿童，充斥于各大城市，沾染了各种恶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
教皇伊诺森三世也认为他们是去巴勒斯坦的，他激动地说：“当我们沉睡时，这些孩子却醒了。”
用船把大部分孩子运出马赛港，其中大约半数在船只失事时淹死。另一半到达北非后被贩卖了。
有的儿童出于某种误会跑到热那亚去报到，那儿并没有贩奴船来接他们，却有些好心人供给他们吃住，和蔼地询问他们，然后给了他们少量的钱和大量的劝告，把他们送回家。
“热那亚的那些好心人可真好哇！”玛丽·奥黑尔说。
那天晚上我睡在一间婴儿卧室里。奥黑尔在我的床头桌上放了一本书。这是玛丽·恩德尔写的《德累斯顿，历史，舞台和画廊》，此书于一九○八年出版，前言是这样开头的：我希望这本小书对读者有所帮助。本书企图使英语读者概括了解德累斯顿在建筑上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在音乐上，由于几个人的天才，如何达到今天的盛况；本书还着重指出艺术上几个永恒的里程碑使该城的画廊经常吸引画家到这里来寻求隽永的印象。
再往下我读到以下的历史：
如今，一七六○年，德累斯顿遭到普鲁士人围攻。七月十五日开始炮击。美术陈列室着火。许多名画被运往柯尼施泰因，但有些已被炸弹碎片严重损坏——特别是弗朗西亚的《基督的洗礼》。而后，庄严的十字架教堂的塔楼——月夜观察敌人动静的瞭望哨，也被大火吞没了。这座教堂后来屈服了。与十字架教堂的可怜的命运相反，圣母院的圆顶虽然遭到普鲁士炸弹阵雨般的袭击，弗里德里克最后被迫停止围攻，因为听说他所征服的要地格拉茨危急。“为了不致失去一切，我们必须到西里西亚去。”
德累斯顿遭到的破坏是惨重的。当学生时代的哥德访问该城的时候，他还能看出那一块块糟透了的废墟而感慨说道：“从圣母院的圆顶上我看到散布在这井井有条的城市中心的一块块讨厌的废墟，圣母院看守人在一旁向我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