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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坜事件”，引起党外势力对今后斗争方式的思考，出现两种不同的方针。一是温和派，认为应该以合法斗争为主要手段，应当慎用中坜式的“街头斗争”手段。温和派以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为代表。一是激进派，认为“中坜事件”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民心可用，国民党方面已不可能在当今的条件下大规模地镇压群众运动，所以今后应把“街头斗争”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手段。激进派以黄信介、许信良、余登发、张俊宏为代表。这是党外运动第一次出现重大斗争路线分裂，康宁祥系以后逐渐成为党外势力中的非主流派。
在1977年的五项选举中，党外人士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一举夺得30％的选票。其中20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4席、77个“省议员”席位夺得21席，51个台北市议员席位夺得6席。以后党外势力在较长的时期内始终保持“30％的选票防线”。在以上选举中，要数许信良当选为桃园县县长、张俊宏和林义雄当选为“省议员”，三人不同凡响，这是第三代党外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开始进入选举圈，并第一次取得数人同时当选的胜利。更主要的是，他们作为中青年知识分子当选和在任内的高层次问政议政，对于党外运动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激发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热情。1978年以后，台湾开始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被视为“台湾政治气候的转变关键”的1977年地方选举的胜利，以及“中坜抗议”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党外势力。为迎接1978年底进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方面挟上年公职人员选举获胜的余威，乘“中坜事件”以后高涨的群众情绪，以新的姿态全面投入新的选战。
此次选举，共有78个“增额国民大会代表”席位、97个“增额立法委员”席位、32个“增额监察委员”席位让各界人士竞争。党外势力颇有信心，意在夺取更多的席位。他们破天荒地成立了全岛性的“党外人士助选团”，全面统筹安排参选、助选事项，以组成最能吸引选民的竞选阵容，排出最能吸引选民的助选活动，对付不同选区的国民党籍候选人。
1978年11月18日，还未正式成立的助选团公布了党外的《12项共同政见》，主要内容如下：“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思想学术超然化、禁止党派党工控制学校、言论出版自由化、参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严令”；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歧视等，可以说是集历年来党外势力提出的政治主张之大成。
“中坜事件”的爆发（2）
11月24日，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正式成立。康宁祥出任主席，黄信介、余登发为总联络人，由施明德任执行秘书兼发言人。在“助选团”的总策划下，党外候选人发动了凌厉的文宣攻势。
正当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闹得热火朝天、志在必得之际，接连出现几件与“助选团”有关的大事，给“助选团”的活动压来片片乌云。
“中山堂事件”。12月5日，“党外人士助选团”在台北中山堂召开大型座谈会，由黄信介、姚嘉文、黄玉娇主持，由康宁祥、张俊宏做专题讲演。会中唱“国歌”时，司仪别有用心地提议，将歌词中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改为“三民主义，吾民所宗”，引起前来观阵的国民党人士劳政武带头起来抗议，争吵后双方大打出手，此事即为“中山堂事件”。自此以后，台湾党外集会，便不再有唱“国歌”的仪式。这种明显地把政见之争赋予“台独”色彩的举动，既是有违台湾民意的，也是作为政治人物所应忌讳的。
“停止选举事件”。12月16日，在中国改革总设计师、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赴美访问敲定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事，并且中美两国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为此，刚任“总统”半年的蒋经国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22日，“警备总司令”汪敬熙宣布，中美建交已使台湾进入非正常时期，一切群众性游行、集会一律禁止。停止选举，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就是如果此次选举如期进行，国民党的失败将超过历届选举，趁机先停止选举再说。
“‘国是声明’事件”。对于停止“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一事，党外表示强烈抗议。在蒋经国三项紧急处分令发布的当天，各党外重要人士在“助选团”总部经过紧急磋商，联名签署《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声明指出中美关系解冻和恢复已有６年余，现今卡特总统关于中美建交的声明对台湾的生存并无立即而直接的影响，要求从速恢复本年度应该进行的选举。12月25日，党外势力原定在国宾饭店举行的“国是座谈会”在遭到国民党的阻挠后，又在“助选团”总部集会，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许信良、姚嘉文、陈菊、林义雄等50余人，共同签署“国是声明”，再次重复了12项共同政见。由上可见，“助选团”与政党只是名称上和形式上的差异，当然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却是为“戒严令”所不允许的。所以说“助选团”的出现，证明党外势力在政治上、策略上已经显得成熟起来。
“余登发被捕事件”。余登发于1947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51年，在台湾第一次地方选举中当选为高雄县县长。经过长期经营，余家已成为高雄县黑、白两大地方派系中的黑派首领。在余家中，还出了一位女强人、党外重量级人士余陈月英（余登发儿媳）。迎接1978年“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助选团”成立时，余登发被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党外人士为抗议当局取消选举，决定采取一系列行动。其中之一是决定在1979年1月29日，从台北出发作环岛性的“拜年活动”，沿途散发“国是声明”。2月1日，再到高雄余家举行“党外大会餐”，预计到时有近千名党外人士参加。岂料在1月21日，余登发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不久被判处8年徒刑，同时被捕的儿子余瑞言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2年。1月30日，黄信介宣布：“关心余登发父子被捕委员会”已更名“台湾人权委员会”，黄自己为主任委员，施明德为总干事。
党外刊物查禁事件。党外势力在准备原定的3项选举中，除成立“助选团”这一松散政团以外，在宣传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利用《夏潮》、《这一代》等刊物，利用竞选传单和大字报、小册子，大搞文宣攻势。陈鼓应还在台湾大学门前的竞选总部旁竖起一道“民主墙”，专贴党外人士所写的宣传政治主张的大字报。另一位国民党籍人士则在民主墙旁边竖起一道“爱国墙”，进行大字报论战。所以1978年的选举期，被称之为“台北之春”。选举停止后，党外人士又开始投入创办、宣传政治改革与言论自由的刊物之中，《八十年代》、《美丽岛》、《鼓声》、《春风》等党外著名杂志先后创刊。蒋经国和国民党统治集团里的许多人都已看到了杂志在党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为此在1979年1月27日，《夏潮》杂志被勒令停刊。1979年3月1日，台湾当局宣布恢复已停止一年的杂志登记。14日又核定“出版法施行细则修正案”，规定凡出版品记载违反基本“国策”、破坏团结、动摇人心或危害地方治安者，除依出版法处理外，还要送有关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并且对《潮流》、《富堡之声》采取行动，予以查封。后者的社长洪志良，则以“涉嫌潜赴大陆会晤共干”罪被“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并被判刑５年。此时，风声越来越紧，台湾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感觉到，随着余登发的被捕和杂志被查禁事件的不断发生，国民党的政治大整肃即将开始。
《美丽岛》风暴（1）
《美丽岛》杂志创办于1979年8月16日，发行人是黄信介，社长是许信良，副社长是黄天福、吕秀莲，总编辑是张俊宏，总经理是施明德，由姚嘉文、林义雄、黄天福、吕秀莲、王拓主持日常工作。康宁祥、黄信介、许信良、张俊宏等61人为社务委员。主要编撰人员有张俊宏、姚嘉文、施明德、许信良等70多人。台湾知名的党外人士几乎均名列其中，杂志社成为党外势力的大本营。
《美丽岛》一成立，党外人士马上利用这一块阵地，进行了三大活动。
一是与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发展关系。是年9月3日，康宁祥、许信良、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等党外重要人物，通过台湾地方势力的元老吴三连，出面邀请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新生代的代表人物关中和“立法委员”梁肃戎“餐叙”，作陪的还有费希平、沈君山、杨国枢、胡佛等人。双方探讨新形势下的民主问题。关中在另一场合还说，国民党“除了共产党，没有其他敌人，对于岛内的非国民党人士，政府愿意加强联系，对于少数偏激不满的人，政府也将以适当的方法加以化解。”在此前后，党外人士还两次与国民党中央组工会副主任朱坚章举办政治座谈会。
二是聚集党外活跃分子。《美丽岛》的创办，把党外势力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协调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大批党外人士成为刊物的编辑和管理人员，可以说当时在台湾政坛和政论界稍有名气的党外行动分子，都已集中到社内，这在党外办刊史上是第一次。杂志社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