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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北上抗日路线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政治委员，我确实不行了，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我身边的警卫员和饲养员也泣不成声。
经过一阵急喘后，郑金煜同志微弱而又坚定地说：“政治委员，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的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我压住心头的沉痛，安慰他：“郑金煜同志，你一定能走过草地，同志们一定帮助你走过草地！”随即叫警卫员把水壶交给老谢，交代老谢好好照料他，无论如何要把他带出草地。
可是到了下午，这个优秀的青年共产党员，就在风雪交加的草地上，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草地，这残酷无情的草地，夺去了我们多少战友可贵的生命呵！不少同志长期间经受饥寒交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气都消耗尽了。他们在死前的瞬间还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革命，还希望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多跨一步。他们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们的英雄史迹，却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我们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经过六天的艰难斗争，终于从茫茫的草地上踏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至26日胜利到达了草地尽头的班佑。在班佑担任了两天警戒，第三天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向天险腊子口前进。
（杨成武）
第二部分第33节 钱江回忆长征（1）
我是江西吉安富田横坑村人，1915年8月生。幼年父母双亡，与弟弟两人成为一对孤儿，备尝人世艰辛。我的小学教育是在帮人做杂活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反帝反封建浪潮高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逐渐萌发了朦胧的革命意识。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的家乡吉安成为对敌斗争的前线。1929年红军来到富田乡，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我担任了儿童团团长和少先队副队长，听到了许多关于红军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故事。知道他们领导的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在土地革命活动中，是穷人的救星。他们对穷苦人和蔼可亲，平等待人；对敌人英勇奋战，毫不留情；他们指挥红军作战，战无不胜。因此我由衷地对朱总司令、毛委员产生了敬仰之情，对红军十分羡慕。
1930年10月初，红军攻占吉安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了扩大红军一百万的号召。我已经是共青团员，就带头报名参加了红军。开始分配在红十二军当杨立三的公务员，杨立三调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当副官长时，我随他分配在总司令部公务班。我想，这下子我就在朱总司令、毛委员身边工作，所以高兴极了。这时总司令部只有一个参谋处，一个副官处，机构精干，人也不多。11月，我被调到卫生所当卫生员，仍旧编在公务班，班长是朱总司令的公务员康东生，同班还有参谋长朱云卿的公务员李力田。毛委员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军团政治委员，他的公务员编在另一个班。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是在行军路上，李力田指给我，哪一个是毛委员，哪一个是朱总司令。只见毛委员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目光慈祥，头发较长，身着普通灰军服，平易近人，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革命领袖这样俭朴，没有官架子，和我们红军战士一个样，我更暗下决心，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毛委员打倒土豪劣绅和蒋介石，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那一年冬天总司令部移驻小布，有一天，我第一次和毛委员说了话。那天毛委员和贺子珍到卫生所看病，一面看病，一面向卫生所长邹南山询问工作和大家的生活情况。他问卫生所共有几人，忙不忙。邹南山作了回答，同时把我介绍给毛委员说：“最近增加一个小鬼帮忙，司令部人不多，工作不算忙。”毛委员立即向我端详了一番，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叫钱昌鑫。他又问我是哪几个字，“是日曰昌吗，是哪个‘兴’？”问得我不好意思。邹南山回答说：“是三个金字的鑫。”毛委员接着笑笑说：“你姓钱还不够，还要那么多金子呀！小心打你的土豪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邹南山又向毛委员和贺子珍介绍了我的家庭情况，并说我长得有点像贺大姐。贺子珍笑着说：“他是我的小弟弟。”毛委员听了也笑着对我说：“钱昌鑫，你就做她的弟弟吧。”这时说得我面红耳赤，很不好意思。后来就传开了，说我是贺子珍的弟弟。毛委员谈吐幽默，亲切感人，一下子打消了我对革命领袖的神秘感，特别是温暖了我这个孤儿的心。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总司令部转移到了瑞金叶坪。这时进行组织调整，人员也充实多了。我从卫生所调到宣传队当宣传员。一个多月后，又要调我去总司令部无线电总队学习无线电（入学不久，以我们这训练班为基础，组建成军委无线电学校）。在即将离开生活了一年多的总司令部之前，我想去看看毛委员、朱总司令、贺子珍大姐和康克清大姐。在10月份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我到了毛委员的住处，是大会堂右侧一座楼房。我上楼走到毛委员的房门口见毛委员和贺大姐正在工休，我向他们行了军礼。贺大姐招呼我进屋里坐。进屋后，毛委员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我向毛委员报告了要离开总司令部去学无线电的情况。毛委员问，还有谁去。我说还有宣传队的刘士清。毛委员一面剥柚子，一面对我说：“小钱，要好好学习无线电，掌握技术。只要用心刻苦学习，是能学好的。学好后回来工作。”他又说：“无线电是我军的一项新的技术工作，有了它，就可以随时沟通各军团、各军、师之间的通信，可以用来侦察敌情，还可以收发新闻，用处可大呀！所以无线电比一般的技术工作更重要。”毛委员一面教育我好好学习，一面把剥好的柚子分给我吃。他说，这是院里柚子树上长的，刚摘下来，新鲜好吃。我一面吃柚子，一面环视屋里的陈设。屋里只有桌子，床铺和几把座椅，两个文件箱子。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一些书，文件，简朴极了。1980年我回到阔别了四十多年的瑞金参观，看见这个院子和这间屋子，还按原样摆设，我深深地沉浸在回忆里，无比地怀念毛主席和贺大姐。
第二部分第34节 钱江回忆长征（2）
1932年4月我在汀州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结束，先后分配到红三军军部、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粤赣军区搞服务工作。1933年6月调到瑞金军委二局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当时是曾希圣和钱壮飞分别在前后方担任正副局长。我听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对这项工作十分关心，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常到二局来。但是一直没有见到毛主席。原来在宁都会议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排挤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我们编入军委纵队即红星纵队的二大队。直到渡过湘江进入湘西后，才听说毛主席又过问红军的工作了。当毛主席知道了二局的情况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时，曾派人送来猪肉表示慰劳。我们当时对“左”倾错误领导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动及过湘江时遭受的严重损失不满，因此当毛主席派人送猪肉来慰劳时，心里想，毛主席又过问红军工作了，情况可能会好起来。直到遵义会议后，情况才起了根本变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渡赤水中的一些情况。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就经常向曾希圣局长了解二局工作的情况并给予指示。在江西时听刘伯承参谋长讲过，毛主席对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重大作用用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有了这项工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比是玻璃杯中“押宝”，看得清，押得准，赢得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的形势还十分严峻。蒋介石嫡系薛岳兵团8个师尾追我们进入贵州，王家烈的黔军虽然战斗力差，也还有5个团，北面川军刘湘命令潘文华在长江布防，此外还有滇军和湘军。我们1月19日从遵义出发，军委的意图是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四方面军来接应再共创川西革命根据地，因此首先要歼灭刘湘的若干部队才有可能渡江。1月27日总部进到土城，我军与川军郭勋祺旅打响了。当时我们对川军的电台还没有来得及严密的侦察控制，因此对川军兵力也还未完全弄清。战斗打了一天多，才弄清郭旅后面还有潘佐、廖泽两个旅。郭旅被击溃，但由于土城一带川敌兵力太集中，加上深沟石岩，不便迂回，故未能全歼；而合江、赤水、古蔺还有川军3个旅，再坚持下去，可能造成敌人对我南北夹击的形势，情况变化对我不利。弄清这些情况后，总部下令在29日凌晨一时左右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往古蔺地区前进另找战机。在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情况：28日下午正是我在值班，收到曾希圣局长转来的毛主席的一个手令，这是一张长方纸的字条，内容是令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三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我们立即执行毛主席指示，注意了解滇军情况。29日我们进抵古蔺地区后侦知永有川军范子英旅驻守，我军继续向扎西（威信）前进。2月5日我们进至石相子，这时对川滇两敌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了：川军有7个旅向古蔺、永跟进，滇军3个旅也已到达滇黔边境的镇雄、毕节并向扎西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