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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 月初的日子，我是在焦虑不安之中度过的，对包利奥尔的英雄行为一无所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漫长的不眠之夜——矛盾的心情激烈地斗争，满脑子都是最荒唐的设想，考虑怎样行动，怎样去改变事物今后无情的发展。
一天一天过去了。我从伯格那里差不多每天都知道包利奥尔所受的苦难。他始终不说话。我自己则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我的命运，特别是“大赌博”的前途是在一个地下刑房里决定的，在那儿，有一个人在体验什么才是痛苦的极限，这个人没有体验出他忍受痛苦的能力到底有没有极限。
严重的打击接踵而来。9 月10日，我从伯格那里知道别动队又得了一分，破获了里昂地区的一个法共发报台，搜到了大量的电报和文件。于是，德国人确信已经最后发现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地下中心电台。他们希望从密码电报中，查出地下党中央给莫斯科发出的有关“红色乐队”的电报。
暴风雨一天比一天逼近了，我得悉别动队决定让著名的沃克博士领导的密码特别破译组来巴黎。确实， 9 月11日，我就在索赛街看见沃克博士同他的助手一道工作了。伯格也在场，他告诉我说破译工作进展顺利，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所有那些电报中，把有关“红色乐队”的查出来。但是，伯格又说，这不过是“一两天的事〃。
这个消息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很说明问题……我知道共产党在法国南部某个地方有一个大发报台。我估计1943年1 月交给朱丽叶的材料是通过这条渠道发出去的。报告不是由我译成密码，而是按照党的密码底本译成的。如果沃克能够破开这密码，别动队就可以阅读我的情报，象白纸上的黑字一样。 结论十分简单，十分明显，那就是，“大赌博”马上就要暴露了。应该行动，而且马上行动，不要等到事情不可收拾。9 月10日、11日和12日夜晚对于我来说是充满噩梦的。
随时我都有可能发现他们已经掌握真情实况了。每时每刻，我都可能看见潘维茨和他的帮凶狞笑着突然出现在眼前。我不怕死，也不怕酷刑，每天我都同这些打交道。但是，我害怕我身体的每根纤维都感觉到这种奇耻大辱，害怕杰林在我被捕时所发出的威胁会无可挽回地成为事实，那时他叫道：“奥托先生，你输了……”怎能在这帮混蛋面前认输呢！ 不能，得逃跑。越狱，就是抵抗。越狱就有希望做为战士战死沙场。在这些内心激烈斗争的日子里，我时刻提防精神上的波动流露出来。我若无其事，一连几个钟头同伯格谈天，同潘维茨和别动队的其他人员见面，对他们说些安定人心的话。口气绝对肯定，但这是靠不断强迫自己振作精神才做到的。我说：我将会很高兴看到，破译出来的电报将汪实我对法共发给莫斯科的情报的估计是对的。
9 月11日，在规定准许我们在花园散步的时候，我把事情的发展告诉了卡茨。他得出的结论同我的一样：我们随时都可能暴露。于是，我提出在12日夜晚一块逃走。从我的房间和卡茨被关着的地牢逃出来简直是儿戏，再跑到由一个斯洛伐克兵看守的大门也难不了多少。估计得乐观些，我们可以希望打昏警卫，跑出门外，从外面把门关上。对我们有利的是，我们知道岗哨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但是我们也应考虑到还有其他看守要对付。不论怎样，我们还是有希望成功的。
卡茨同意了越狱计划。但是，他私下告诉我说，他认为他没有权利逃跑，即使眼看要死在牢房里，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他提出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比勒隆城堡，受到盖世太保监视。一旦他失踪了，那些刽子手是要对他的妻子和孩子报复的。我恰如其分地估计了这个理由，不过，我还是提醒他，在朱丽叶事件时，他已经拿他亲人的性命冒过险。
他回答我说：“情况并不相同。那个时候，我是为了共同事业而行动，是为了把别动队的阴谋的关键告诉情报中心，因此我有权利和责任不仅拿我自己的性命，而且拿我亲人的性命来冒险。得失太大了，超出了我们个人良心道义的范围。今天所牵涉到的只是我个人，不值得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为我冒这样的危险。”
能对他说些什么呢？ 能用什么来反驳他呢？ 我只能默不作声……卡茨就是这种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活着是为了献出自己的一切，牺牲自己。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的。但是我知道，我走了以后，盖世太保就会把全部兽性发泄在他身上。
第二天，我把我新的越狱计划告诉了他。他祝我一切顺利，并要求，如果我能成功，就想尽办法搭救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说，这就是他唯一的愿望。9 月12日晚，我向我的老战友告别。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现在我得集中全部精力去实现我的越狱计划。斗争将是紧张的，不能有任何考虑不到的地方，我重新思考了问题的各个方面，估量一下机会，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无疑，不可能有更好的条件了。伯格每天都来纽伊监狱找我，把我带到索赛街去。这时，我已观察到监视逐渐松懈了。初时跟随着我们的第二辆车取消了。与此同时，在我们自己的车上增加了一个看守，协助伯格。这样，就只有一个司机，一个盖世太保特工。司机注意开车，伯格的警惕性由于我们之间保持的那种关系而麻痹了。条件是最好不过了，这是事实。我还要说，伯格在家庭种种不幸遭遇打击下，感情是脆弱的。由于身体不好，他拿酒当药。
每次喝酒前和喝酒后，都诉苦说胃痛得厉害。
伯格的弱点是别动队的一个漏洞，我已经算好要加以刊用，而且已大大加以利用，因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我关心他的健康，劝他去治病，答应找一天带他去罗马街15号巴伊药房去，我肯定说，他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理想的药，减轻他的痛苦。我这个建议并不是偶然提出来的，因为这家药房是我长期以来寻找的最便利我逃跑的地方之一。事实—卜，巴伊药房有一个吸引人的特点，它有两道门，一道门开向罗马街，一道门开向罗歇街。
当我到了索赛街12号，沃克博士表观出不容怀疑的自信，告诉我说，他明天就可以破译那些电报了。因此，9 月13日便是我越狱的最后期限。以后，圈套就会无情地落在我身上。我最后确定了我的计划：第二天，伯格会象每天那样，找我到索赛街去，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就到达那里。我预定向一个柜台走去，到了收款处，然后从对面的出口逃走。伯格一开头就会遇到困难：在一大群法国人当中——巴伊药房总是很多人的——他用德国话大喊大叫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要向我开枪就肯定会有打中其他顾客的危险。如果他设法追赶我，那也不怕，因为我行动敏捷，而他几乎从早到晚，都是醉醺醺的。我希望，出了药房，用几分钟时间就到达地下铁道车站，坐上纽伊线的车，直到终点，然后转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我在那里有一个落脚点。我决定不到圣拉扎尔车站坐火车，因为警报发出后，盖世太保很可能包围现场，布置大规模的围捕。我没有忘记我会有合法的证件，正象我先前说过的，每次出发前，伯格都把一个身份证和一笔钱交给我。我准备好接受这最后一次机会的考验。整整一夜，我预见到我逃跑的一幕一幕情景，坚信一定成功。
9 月13日。我有点紧张，希望不会有什么东西妨碍我的计划。希望旧格不会病得更重，因而取消他的访问，或者派另一个人末代替他。不，一切都顺利，他准时11点30分到来。
我们上了车，开出了大门。我转过身来，卡茨站在那里，我向他示意告别。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这个战友了。我们一句话也不能交谈，这个告别是无声的。
我们到了巴黎。快到了。伯格把我的身份证和一枚五百法郎的硬币交给我。我表示十分同情地问他：“您今天觉得怎样呢？ ”
“愈来愈坏……”（ 他好象比平常更萎靡了） 。我们必须到药房去。”
车到了巴伊药房，他还在打盹。我用手肘轻轻碰他一下，对他说：“我们到了，你来吗？ ”
他给我的答复叫人无法相信：“你去把药买了，然后赶快回来……”
他想干什么呢？ 是个圈套吗？ 他是不是想考验我呢？ 我十分冷静地盯着他说：“可是，伯格，这个药房还有一个出口呐。”
他笑着回答我说；“我完全信任你。再说，你知道吗？ 我太累了，不愿上楼梯。”
用不着他说第二遍，我走进药房去……差不多马上就从另一头走出去。几分钟后，我便进了地铁。然后，我换车到纽伊桥。我得到了一个叫人无法相信的机会，我在地铁出口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逐渐逐渐，我重新冷静下来。然而，出于一种不由自主的反应，我望望我周围，没有人看我。于是，我开始想象伯格的反应。至少有十分钟的时间，他对我不回来，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一家大商店顾客最多的时候买东西，最低限度需要这么长时间。然后，有点纳闷，他走上药房的二层，到处找我。又过了整整十分钟，还是找不到，他又得用同样多的时间，而且要走得很快，到索赛街去发出警报。别动队要40—50分钟才能赶到我逃跑的现场。这时，我已经到了一个安静得多的地方了。
12点半，我到达圣杰尔曼。我自由了，但时刻警惕着：在盖世太保围捕下的逃犯是懂得他刚刚得到的自由多么靠不住的。
为什么选择圣杰尔曼呢？ 首先，因为我不愿暴露“红色乐队”其他还没有被捕的人，觉得这样既无用又危险。其次，盖世太保很可能派特务打进我的熟人中去。我知道乔琪·德·温特1942年在维西内租了一座独院。她是不是还在那里呢？ 我不清楚。但是，她自己也不是那么安全不受牵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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