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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大概走了半个小时。
我们便到了闻名全苏联的勒福托沃监狱。那幢大楼使我想起了圣·让，达克尔堡垒。勒福托沃是座军事监狱，建于沙皇时代，由于残酷虐待，犯人出狱时，往往成了残废。十月革命后，监狱给关闭了。但是斯大林1937年下令重新使用，把图卡捷夫斯基以及他的战友关了进去。那里面建设得象个马戏场，有三层环形走廊，牢房的门都冲着走廊，中间是一大块空地，从那里可以上上下下进行观察。
我又经过了搜身；这是荒唐的，因为我是从一个监狱迁到另一个监狱啊。但是这个明显的道理是监狱管理官员无法理解的。人家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泡在消毒药水里，拿出来就软得不成样子了。我给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墙壁潮得淌水，松起泡来。我很快就发现我的衣物全都潮了。但是，房牢里却有一种“奢侈”的设备：洗脸盆有条排水管接到厕所去。
由于水管堵塞了，我只好用我吃饭的饭盒来把脏水舀出去。
我到达第二天，理发师就来了。他给我刮了胡子，然后抓起一把剪子……
“现在，”他宣布说，“我要给你把头发剪掉……〃 “可是，我又不是个犯人！”
“没有关系，大家都一样。要是你不肯，那就只能剃个阴阳头，中间给你开个十字！ ”
勒福托沃的看守，要比卢比昂卡的凶恶得多。囚犯没有一刻安宁的时间，他们无时无刻不停地打开小窗眼，找出各式各样的借口，一个小时走进牢房里十次：“你走动得太多”，“你坐的时间太长”，“你动弹的不够”等等。至于饮食方面，我以为已经尝过最坏的了，但这里的比卢比昂卡的还要坏。
每天晚上十时左右，监狱便醒过来开始非常紧张的夜生活：门不停地砰砰作响。押去受审的人来回啪嗒啪嗒地走动……我到了不过几天，就轮到我头上了。
审问我的上尉给我提出了奇奇怪怪的问题：“你给我说说，一个象你这样的波兰公民，怎能进入苏联的？是谁帮助了你？ ”
他听我回答，但不作记录，粗声大笑，厚颜无耻。审问持续了一夜。过了几天，我——又一次！ ——给带去受审。
还是那个上尉，他再次发动进攻：“那个所谓共产主义大学，就是你在那里读过三年书的，那帮子头头现在怎样了，你知道吗？ ”
我给他讲了几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名字；马希列夫斯基，布博津斯基，弗伦金纳……
“所有这批家伙都暴露了，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你不知道吗？ ”
“要是这样，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这批家伙当中的一个，我为此感到自豪！ ”
他冷酷得象座冰山……
“可惜你当时离开了苏联，不然的话，早就把你结果了，我今天就用不着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
然后，又是老调重弹。
“交代你反对苏联的罪行……”
在这一连串的审问中，对我战时所做的工作，没有提过一个问题，对“红色乐队”也不提。我觉得我入狱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在“这帮”老共产党员里面，也有我的份，他们在战前就给清洗掉了……我能死里逃生是不正常的，我的侦审官正在设法加以纠正。
一天夜里，大概清晨四点钟左右，我刚受审回来，牢房门又打开了。两个看守进来，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人，已经失去知觉。他们把那个受伤的人扔到空着的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便出去了。我走近他，拿一块湿布拭擦他那肿胀的脸，上面布满挨打的伤痕，那人趴在床上，不停地呻吟：这是一个红军军官，刚刚受到一次强化刑讯。早上，看守把他抬到另一个牢房里去。
晚上，人家又把我找去；主持侦讯的是个上校。他得意地微笑着，提出第一个问题来……
“怎么样，今天早上你看见了吗？ 你有些什么想法？”
“你想说的就是那个给打得不成样子的，抬到我牢房里去的人？ ”
上校说：“就是那一个，我们想让你看看人家可以如何对待你！”
“你听着，上校，我郑重警告你，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拿手指，拿一只手指动一动我，你们就再也不会听到我的声音了。如果你们拿这种可耻的办法来对待我，我就把你们看做苏联的敌人，并且，在这种信念下，我就要作出反应，即使把命送掉也在所不惜！”
那上校望着我一会儿，想不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接着就发作起来。于是我听到了一阵臭骂，使我的词汇大大丰富起来。最后，他出去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我的侦审官平静下来，要求我识相点，不要向他挑衅。
我一点也用不着他关心。
“我并不认为你们是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我对他说，“我希望，而且我一定要活得比你们长，哪怕长一天也好。
至于你那天谈到的那‘帮’人，都是你们在这里或在别的地方杀害的。你不要存什么幻想；你们也要遭到同样下场的。”
“为什么你侮辱我呢I ”那上尉恼火了，“我只是执行我的职责……”
“你的职责？ 你以为我就那么天真，竟至于不知道基洛夫死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里是‘阎王殿’。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许多同类同他们的受害者一样，落得了同样下场。”
他不回答。我发了这顿脾气后，心里舒服一些。在出来的时候，我对他重复说：“你可以长年累月问我：‘坦白你反对苏联的罪行！ ’你能得到的就只有这个答复， “我没有犯汪何罪，没有反对苏联。’”
这是我同那个上尉侦审官最后一次会面。
好几个星期，我留在牢房里，与世隔绝。一个晚上，房门又打开了……
剧情是永远不变的：“收拾你的东西，跟我走……”
又要搬家？ 搬到哪里去呢？ 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回到了卢比昂卡。我颇为高兴重新住进我的牢房，差不多觉得回到了家里。人家让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两个礼拜。然后，一天晚上，十点钟，我又去受审了。一个新的侦审官，是个上校。他接管了我的案子。
他大概四十岁上下年纪，面貌和气。他请我坐下来。气氛是不平常的。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包卡斯贝克牌高级香烟，请我抽一根。战争年代，我抽烟抽得很厉害，而三个月以来，我没有吸过一根香烟了。我看着那根烟……看着那雪白的小烟卷儿。我想抽想得要疯了，但是我说：“不，谢谢，我不会吸烟！”
拿一根香烟，就等于买他们的账，就等于开始投降。他的头一个问题在我的耳朵里引起了奇怪的感觉。
“你身体觉得怎样？ 经过这么些审问，不累吗？ ”
我是在卢比昂卡吗？ 还是在咖啡馆里呢？ 已经那么长时间，谁也没有关心过我的健康了！审讯组的头头显然改变了策略……我的侦审官到两点钟左右便放我走了。以后也是这样。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有两个月的时间，一直保持这种待遇。我的对手不作记录，只记点笔记。经常他没完没了地谈巴黎，谈布鲁塞尔，罗马和柏林，我发现他对整个欧洲都很熟悉。同我打交道的这个人以前就是个反问谍军官，到过许多地方去“旅行”。逐渐逐渐地，他对我战时的工作发生了兴趣，打听我在布鲁塞尔怎样开展活动，想知道为什么我把家庭带去，收集我对西线战争初期的回忆……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随着我们“交谈”的进展，我深信他完全了解“红色乐队”的历史，但是，他难以明白这个情报网是怎样工作的，为什么那么几个职业情报工作人员竟能开展这样规模巨大的活动。这个问题经常缠着他。“红色乐队”同他想象中的情报网完全是两码事。接着，他有几个星期没有打扰我。我又能入睡了，并且产生了新的希望。这个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吧。即使在卢比昂卡的牢房里，梦想也是不禁止的。
我一家人的命运使我很担心。我很清楚通常囚犯的家属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是我无法想象我的妻子和儿女会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当了犯人的家属，身上必定有可怕的毛病……
有一夜，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告诉我的侦审官：我害怕我家里人的命运比我还悲惨。他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几天以后，他告诉我，他见到了我的家人，他把我在开罗买的礼物给了他们，这是他从保管处取出来的。他告诉我的妻子说，他刚从国外回来，并向他们转达我热烈的问候。
“这么说，他们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放心吧。他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即使我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但我安心了；我可以比较容易地忍受囚犯的生活。6月份的一个夜晚，人家清晨两点钟左右来找我。侦审官微笑着问我说：“你猜猜看我去机场找谁呢？ ”
“潘维茨和肯特！”
我是有把握的，他笑了。
“还不止这些。潘维茨带着他的女秘书，报务员和十五件行李。他这样积极，还带来了德国在苏联境内活动的特务名单，还有密码本，可以用来译出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的通讯。 ”
当天晚上，潘维茨和他的喽罗都睡在卢比昂卡。这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和别动队队长都在同一个监狱里，相隔不过数米。
这一夜，审问的内容是潘维茨和他所犯下的一长列罪行。
我对侦审官叙述了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里奥尔怎样被害以及潘维茨怎样企图消灭罪证的。
在这四个月里，我们详细地谈到了有关“红色乐队”的一切事情：“大赌博”，同朱丽叶的会晤，同柏林的关系等等。第五个月里，我没有受到审问，侦审官根据他的笔记书写侦审记录。
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