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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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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蜻蜓粘回来,也没什么用,乐趣都在过程中。顶多放养在家里的纱窗上,让它吃蚊子。也有的孩子把蜻蜓的翅膀撕去一半,像扔纸飞机那样扔着玩,此时的蜻蜓还能飞,但飞不高,扑腾而已;或者在蜻蜓的尾巴上拴根线,像放风筝一样。更有手黑的孩子,捏着翅膀,将蜻蜓“分尸” ,然后喂鸡。    
    用同样的方式还可以粘鸡鸟(即知了,北京孩子又叫“伏天”、“大马猴”)。鸡鸟都趴在柳树的高处,一般的竿长度够不着,得杆接杆。粘起来比蜻蜓费劲,要寻着叫声仔细观察,发现猎物,弄不好还得登栅栏爬墙上树,有时候好不容易让竿够着了,鸡鸟一察觉,飞了。我们院有个孩子小时候为粘鸡鸟,在复外一小铁栅栏的横梁上没站稳,摔了下来,头没事,栅栏尖扎着了肚脐眼儿。    
    那时候可逮的活物并不只是鸡鸟和蜻蜓,像蚂蚱、刀螂(螳螂)、扁担、老牛、花大姐等等,随处可见。晚上路灯下遛几圈,能抓几碗“一斗油”,回来放锅里炸着吃,据说还挺香。    
    这都是老北京的儿童游戏,六七十年代也玩。    
    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种儿童游戏,两头尖,中间大。”木头做的,状如枣核。它的配套工具是“刀”,也是木制的,形状和菜刀没两样,有时候也拿光板的乒乓球拍子当刀。玩法是用刀剁嘎嘎的尖部,使之弹起,再用刀面猛击,将其打出去,越远越好。游戏规则也许版本不一,但套路差不多,也是“锅”式玩法居多。先画个圆锅,把嘎放在锅里,猜先。先打的可以击三次,再由对手往锅里扔。有一个规定是,如果把嘎弹起来,但刀没跟上,击空了,也算一次,这在土地上是常有的事情;如果剁空了,或没把嘎剁起来,则不算,或只算三分之一次,即三次剁不起嘎,算打一次。三次都有效地击中,对守方来说,就没什么余地了,飞出去一二百米也是它。有时候一拍下去,嘎便不知了去向。    
    抽“汉奸”也叫抽陀螺。“汉奸”也是木头做的,圆锥型,锥部镶进一个滚珠,圆面上用彩色铅笔画几道不同颜色的圈。配套工具是鞭子,即在一根细木棍或树枝上拴一个布条。玩的时候先用鞭子上的布条缠住“汉奸”,猛一拉开,让“汉奸”在水泥地上转起来,再用鞭子不停地抽锥底,使之不停地转动。也有用手启动的,两只手把住“汉奸”,离地,猛地呈顺时针方向转动,让它转着落地,再接着抽。抽汉奸一两个人玩也没多大意思,居住环境中如有水泥地空场,那就热闹了,几十个汉奸在地上转,转起来花花绿绿,也是一景。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抓拐

    拐,分猪拐和羊拐,系猪蹄和羊蹄上的一块骨头。一般是四个一副,拐上都涂有颜色。每个拐有几大部位:鼓、坑、针。辅助工具是沙包或乒乓球。玩的时候是一人一拨,找一块水泥地(家里的桌子上也可以玩),先拿拐当色子,扔出一把,看谁的针多,即先玩。玩法是把包抛起,包在空间的刹那间,用夹、捏、抓等手段活动拐的各个部位,在包落地前用手接住。这算一个回合。包如落地,即下台。各部位如何活动,是有次序的,不能乱,最后一个次序是将四个拐一把抓齐,再把包接住。如果都不出现掉包的情况,输赢的标准是谁能在较少的回合里完成活动拐的所有次序。    
    抓拐的技巧性很强,手的动作要快而稳而灵活。眼睛要盯着抛起来的包,靠手的触觉判断拐的部位。这种游戏适于女孩,男孩也玩,但肯定玩不过女孩。技术水平另说,女孩子人人都得有几副,带在身上,随时掏出来玩,即使一个人,也能自己玩。    
    猪拐比羊拐大,羊拐比猪拐秀气,且比猪拐难得,因而“含金量”高。今天,留下来的拐已经成了一种藏品。马洁是50年代末出生的北京孩子,她手里有一副60年代的羊拐,三十年后,送给了她的女儿。    
    其他如链子枪、子弹头砸炮、铁环、跳皮筋等等,尽管也是风靡过的玩的形式,但游戏成分的含量极少,接近于零,说起来故事也不多,只能点到为止。       有些北京孩子玩过的东西,归到上列哪一类,都不靠普,但不能不提,甚至大说特说,只好另归一类。其实它们之间也挨不上。    
    养鱼    
    如今四五十岁的那几茬“北京孩子”中,不少人至今还保留着养热带鱼的爱好,追溯起来,他们的养鱼史,都是从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我的朋友里,也有几个。    
    那时,家家养热带鱼,大人若没兴趣,孩子也养。鱼缸是自己铆的,到处找三角铁,找铁皮,找玻璃,找玻璃刀。找不到就偷。不少孩子偷着拆了家里的镜框,用玻璃做鱼缸。《父亲茅盾的晚年》里曾提到,茅盾的孙子在家里折腾,“把相框上的玻璃全拿下来做了鱼缸”。这种玻璃也就二厘,三厘的都少,做不成太大的鱼缸,顶多三四十公分长。有个朋友住在新华社附近,他们的玻璃来自新华社一个仓库的阁楼,做案工具是铅笔刀和钳子,先用刀把腻子喀嚓下来,再用钳子拔出钉子,玻璃就到手了。实在没有鱼缸,就用玻璃的水果罐头瓶子替代,有不少孩子家里的桌子上,摆着一溜罐头瓶子。但这不成气候,多少给人一些“业余”的感觉。    
    材料有了,鱼缸做起来也不大费事,主要是用腻子和铆钉来固定边角。这两样东西需要买,但都不贵。铝铆钉一分钱七个,铜铆钉一分钱三个,腻子几分钱一斤。鱼缸玻璃分成三部分,行话称:底、堵(两头)、面。先做底,把架子固定住,再往上说。    
    鱼的品种,与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那么几种。普通的是“孔雀”,这种鱼容易活,直接下鱼,自然也最常见。稍“名贵”一点的是“红箭”和“黑玛俐”,也直接下鱼。“神仙”最少见,为热带鱼里的极品。谁家的鱼缸里有条“神仙”,那是能让满室生辉的事情,恨不得一楼的孩子都来观赏。养鱼最成风的那段日子,两条“神仙”可以换一辆锰钢车,而自行车的地位,当时居家庭三大件之首,锰钢车又是自行车里的奥迪。可见神仙之俏与热带鱼之火爆。那时也没听说有什么鱼市,都是互通有无,孩子间大体本着等值交换的原则换鱼,如三条“红箭”换两条“黑玛俐”之类。像“红绿灯”这样的甩仔的鱼,都较为难伺候,需要“粪”,有的要用蒸馏水养,一般孩子就不费这劲了。    
    鱼虫也是自己去捞。像护城河、莲花池、青年湖,大凡沼泽水域,每天都有成伙的孩子带着家伙来捞鱼虫。有一阵子地铁工地发大水,长安街沿线成了一条河,也成了捞鱼虫的好去处。也有走街串巷卖干鱼虫的,用纸包包着,大小不一,几分钱一包。    
    热带鱼并非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北京人养鱼的历史当然不可能这样短。但是,如果写一本人类养鱼史,六七十年代是不能不重点提到的,因为此前和此后,都不再有过如此盛大的养鱼景观,能让它成为一种覆盖了几乎所有男孩子的娱乐方式。绝大部分养过鱼的孩子,并没有成为终身的热带鱼爱好者,他们是随着潮流卷入了由孩子组成的养鱼大军之中。    
    如今,鱼市上的品种已经数不过来了,各种鱼缸琳琅满目,前几年,大商场里都摆着上万元的进口鱼缸(水族箱)。现代化的养鱼工具也一应俱全,要从养鱼中找回童年的感觉,已是难上加难了。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养蚕

    每年春天,清明一过,就到了养蚕的时节。    
    头年让蛾子把仔甩在纸上,一片一片的。来年开春,就可以生出小蚕。蚕都是在纸盒子里养,小的时候,放在针剂药盒里就行,长大了,就得换成鞋盒子。    
    养蚕的难题不是拿什么养,而是拿什么喂。蚕只吃桑叶,北京的桑树并非随处可见,尤其是城外的大院里,桑树更少见。有时候拿榆树叶对付,蚕不爱吃,也不能健康成长,有的甚至绝食而亡。    
    寻访桑树,让不知多少孩子踏破了铁鞋。大家都一样,为弄一顿桑叶,不惜远涉十几里地,不惜贡献出最舍不得出手的小人书、三角、弹球,不惜翻墙入院冒偷东西的骂名,甚至不惜被桑树的主人抓住暴揍,打断了腿的。有个孩子告诉我,他当年特地买了张通用月票,见天从城里跑到西山摘桑叶。得到桑叶的一刹那,用“欣喜”来形容孩子的心情,是并不为过的。一个楼里,孩子都养蚕,但桑叶的来路,各是各的。众多家长也跟着忙活,有的家长单位附近能弄到桑叶,那就是每天的第一要务,将采来的桑叶垫上湿毛巾,搁在饭盒里。很多孩子是饥一顿饱一顿,有上顿没下顿地把蚕养大的。谁有固定的桑叶来源,不仅自己高枕无忧,倘再能分别的孩子一杯羹,就会被当救星一样供着。弄着桑叶,要把它捂在湿毛巾里,保持水分,这样可以存一两天。说一句回头话,那时要有人做桑叶买卖,肯定发财。    
    赵忠祥小时候也养过蚕,他曾目睹一帮孩子“洗劫”桑树的壮观场面:    
    记得我住的胡同东口,有一个把角儿的大院子,院门很大,但紧琐着,围墙很高,外面刷成深灰色,每天都聚了十来个男孩,叠罗汉似的,从墙外,上了人家墙头,里面大院子靠墙的地方,长着一棵大桑树。看人家院子的气派,不知住的什么人,反正他们家不会养蚕,孩子们又不可能被人家请进去堂而皇之地采桑叶,只能公开地“偷”,洗劫桑叶,头几天翻上墙头的孩子还用手捋,过了几天靠墙边的桑叶已经没什么了,远处的用手够不着,不知哪个孩子由家里拿了根竹竿,在竹竿上拴了一个绳套,大家“有物的出物,没物的出力”,身子灵的上墙头,有劲儿的当底托儿,扛着上边儿的孩子,摘完了桑叶,大伙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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